赫尔岑和平解放农民的思想刍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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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赫尔岑创办《钟声》杂志，宣传农民解放。在农民解放方式上，他主张通过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地主与农民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废除农奴制。赫尔岑挣扎、摇摆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但是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

论文关键词：赫尔岑；解放农民；《钟声》杂志；俄国农奴制改革

A.H.赫尔岑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

1855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着手调查农民问题，准备农奴制改革。此时正流亡伦敦的赫尔岑意识到，应当抓住这一时机，及时对俄国关于农民解放等问题的争论作出反应。1857年7月1日，赫尔岑创办并出版了《钟声》杂志(Konoxon)，向国内人民宣传农民解放的思想，在俄国农民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在1912年赫尔岑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纪念赫尔岑》一文。列宁指出，《钟声》杂志的创办打破了俄国出版界“奴隶般的沉默”，肯定赫尔岑是“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魔(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人。”

对于赫尔岑和平解放农民的主张，列宁指出，“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在《钟声》中)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但是，列宁认为，赫尔岑最终放弃了对沙皇的幻想，因此，“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但是，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列宁的论断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赞同列宁的观点，如塔塔里诺娃认为，赫尔岑“自上而下”和平解放农民的主张是由于受到贵族革命者世界观的影响而犯的离开了革命原则的错误。甚至在近年俄罗斯新闻史的专著中，把赫尔岑的贵族出身使“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作为对赫尔岑在俄罗斯新闻出版史上思想贡献的评价。

笔者认为，研究者断章取义地对赫尔岑农民和平解放思想进行的批判，有失公允，也有一定的误导性。要作出客观的评价，就应该全面地分析这一主张提出的出发点，因此，重新解读《钟声》是非常必要的。

亚历山大二世在农奴制和专制统治面临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护自身统治。同时，他希望贵族地主能够参与到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利益。部分开明地主也意识到农奴制给俄国带来的落后，主张改革国策，但他们主张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不堪忍受日益残酷的压迫，随时可能起来革命。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他们号召农民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方式，自己解放自己。

赫尔岑曾亲身经历了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亲眼看到起义工人被枪杀的血腥场景。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我们越是深刻地，严肃地审视西方世界，我们越是细致地研究我们周围的现象……我们对流血变革的厌恶就越强烈。他希望俄国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废除农奴制，和平解放农民，赫尔岑也在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在《钟声》第1期的社论中，提出《钟声》的宣传要本着“反对暴力、坚持理性”的原则进行。赫尔岑很清楚，“职业革命家不会赞同这种方式，但我们仍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诚挚地选择人类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流血的发展道路。

1856年4月11日，亚历山大二世对莫斯科贵族代表发表演说，表达了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意向:“先生们，最好是从上面解放农民而不是等待他们从下面解放自己。赫尔岑在《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表达了对主张“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沙皇的“深深的和庄严的谢意”，并说:“(如果)和平地实现解放，那么亚历山大二世的王朝将在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但是，沙皇主张改革的原因是惧怕农民革命推翻自身的统治，而赫尔岑主要考虑的是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利益。赫尔岑正是看到了革命的人民，相信人民革命的破坏性，因此，为了避免暴力革命给俄国带来的流血和社会动荡，他主张和平解放农民。

在赫尔岑的眼里，贵族是“维护农奴制度的强盗、吃人的魔鬼、人贩子……是大俄罗斯土地上繁衍的豺狼”，“是政府和人民的天敌”。赫尔岑一再把改革不能顺利推行的责任归咎于贵族，呼吁他们主动放弃不正当的特权，停止对农奴制改革的顽固抵抗，配合沙皇政府进行改革。

1857年1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主持成立了一个讨论农民问题的秘密委员会。1857年11月20日，维尔纳省总督纳济莫夫向沙皇呈递奏折，表示当地贵族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如获至宝，立即审阅并给纳济莫夫圣旨，允许立陶宛各省(维尔那、科瓦和格罗德诺)着手起草《关于整顿和改善地主的农民的生活》的草案。诏令同时发至各省并在报上公开发表。这样，俄国解放农民的问题公开化了。秘密委员会于1858年初改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集中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沙皇的改革行动引起了大多数地主的反对，“彼得堡的贵族地主开始游说国王不要将诏令通报全国”。赫尔岑认为农民很可能从上层统治者手中和平获得解放，他对沙皇的幻想增强了。他在《不公开的审判意味着什么?》中，一再为沙皇开脱，他说是贵族制造了农奴制，是贵族“将农奴制的绳索套在农民身上”。贵族是俄国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农民之所以不能获得解放，是因为贵族从中作梗。由于贵族地主的阻挠，“政府……准备强制着手解放农民”气他说他“衷心希望看到亚历山大二世能违抗贵族的意志而为解放农民作出‘努力”。同时，赫尔岑希望“贵族尊重沙皇高尚的愿望”，他警告贵族说，如果他们不能认清形势，自动放弃农奴制这种不正当的权利，阻碍解放农民的进程，那么“历史将同亚历山大陛下和俄罗斯人民一道审判你们，请好自为之!从赫尔岑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好沙皇、坏贵族的观念”。他还没有认清，沙皇和贵族其实是一丘之貉，都是农奴制的维护者，是人民的敌人。

赫尔岑被沙皇的“解放”承诺感动了，他在第9期《钟声》中发表《再过三年》一文，赫尔岑表示不再把沙皇当作敌人，而是要帮助沙皇完成解放农民的事业。他对亚历山大二世说:“你胜利了，加加利人!赫尔岑说:“保留着农奴制的俄国是可耻的，我们激动地……聆听俄国的运动和消息……亚历山大二世和我们在一起，为俄国伟大的未来而努力，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解放。”他称亚历山大二世为“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他向贵族指出拖延改革的后果:“如果贵族拖延解放农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不正当的权利……那么，对于被驯服、无辜的、对专制制度重新燃起怒火的农民来说，如果解放的诏令到来得太晚的话，那时他们将向老爷头上抛出斧子，即使是镇压，贵族的脖子和脑袋也不再相连了。

赫尔岑对沙皇的幻想和溢美之词引起了许多俄国读者的反对。《钟声》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的信件，批评赫尔岑在政治上的不彻底，呼吁赫尔岑丢掉对沙皇的幻想，号召农民起来革命。

对于读者的指责，赫尔岑在《有人指责我们》一文中再次阐述了《钟声》杂志对待解放农民方式问题的立场。他强调说，对于俄罗斯和《钟声》，农民能否得到实质的解放是根本性的问题，《钟声》不准备争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解放的手段问题。“不管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俄罗斯，解放农民是基本的、实质性的间题之一。至于这个解放是从‘上层’开始还是从‘下层’开始，我们都表示拥护……我们不主张争论手段问题’。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把宣传农民解放作为根本问题，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和平解放农民的原则。

1858年7月1日是《钟声》创刊一周年纪念日，此时跟离沙皇颁布改善农民生活的诏书已经有十个月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迟迟没有进展。

赫尔岑在第18期老钟声》上刊登了《1858年7月1日》一文。他在文中一改往日对沙皇的信任和幻想，表示了对沙皇的怀疑和批评。他写道:“亚历山大二世辜负了在他刚继位时俄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我们的《钟声》警告他已误人歧途。警告他俄国正在受难，他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然而这都被他当成耳旁风。赫尔岑在1860年第1期《钟声》上，再一次指责沙皇政府拖延改革。赫尔岑指出，沙皇的犹豫和动摇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行。这是赫尔岑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引人注意的批评。这次，赫尔岑不再为沙皇开脱责任。但是，赫尔岑还是对亚历山大二世呼吁，请他清醒过来，继续作为农民的解放者写人历史，而不是作为反对自由的暴君遗臭万年。

1860年3月1日，《钟声》第科期刊登了一封署名为“俄罗斯农夫”的读者来信，批评赫尔岑“为自由主义老爷们的话所迷惑”，劝告他放弃“好沙皇”的观念，让《钟声》杂志发出革命的号召。赫尔岑在回信中写道，只要对和平结局还存在哪怕一点希望，编辑部是不会号召诉诸斧头的。除非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事情，否则《钟声》是不会放弃对和平解放农民的希望的。赫尔岑说:“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手段上的，不是原则上的而是行动方式上的。”“您代表我们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意见。不过，在号召人们拿起斧头之前，应当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应当有组织，应当有计划。这是赫尔岑立场的值得注意的变化，在这里，他反对对手段问题进行争论。这也是赫尔岑在1861年改革之前，对暴力革命表示支持。距离沙皇对莫斯科贵族演讲已经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里，政府解放农民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提出的纲领也是有利于贵族地主的。赫尔岑看到，农民如果不能获得实质性的解放，农民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建议农民起义要有组织有计划。

他郑重地声明:“不要责备我们，我们坚持到最后的极限了，该公开叛变了……再见吧!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祝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谨此。

赫尔岑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始终反对暴力革命、暴动流血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他希望俄国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废除农奴制，和平解放农民。因此，在改革农奴制的具体方式上，赫尔岑赞成通过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地主与农民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废除农奴制。但是，当他看到沙皇政府改革过程中的拖延和根本维护贵族地主利益的立场时，赫尔岑意识到农民通过“自上而下”改革获得解放的希望很渺茫，于是，他又表示赞成“自下而上”的解放。从1857-1860年赫尔岑的农民解放宣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对沙皇的态度经历了幻想、失望、绝望到宣布“公开叛变”的变化;在农民解放的方式上，经历了由主张“和平解放”，到非正面地表示不反对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变化，体现了他思想的变化。但是，赫尔岑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沙皇政府和贵族的人道主义呼吁，希望以此来唤醒他们的良知，主动地和平解放农民。赫尔岑挣扎、摇摆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但是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赫尔岑对农奴制的批判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