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自由主义思潮论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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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蒋的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平等、独立，充分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个性价值；文化上提倡复合创新论；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农村的。其自由主义思想，为后人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

论文关键词：蒋梦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民主

蒋(1886-1964)，浙江余姚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教育家。他六岁人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其后就学于绍兴中西学堂、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3年考中秀才，次年转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以学教育为主，1912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于同年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蒋与陶行知、黄炎培等创办《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笔，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为旗帜，介绍西洋新思想，与北京大学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遥相呼应，不久即任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20年代中期起，蒋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假如要对蒋进行知识分子分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他以自由主义理念来改革社会，改革教育。

一、蒋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落后挨打、饱受欺凌、任人宰割的祖国是蒋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蒋的一生中，始终围绕着他的思想主题就是实现祖国的强盛和现代化。

蒋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明显的学理渊源，它是在中西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熏陶和濡染下形成的。在蒋求学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古今中西、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面对外国的侵略空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和忠诚的信念，在当时中华救亡图存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无力回天的历史条件下，蒋转向西学，以期用西学来强国御侮。

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注意观察美国的社会生活，广泛接触发达的物质文明，注重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结合中国当时新旧思想交替的情况，认为在结束旧时代旧思想的同时，应积极建设新时代的新思想。而这种新思想，主要是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学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措施，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蒋在《西潮》一书中说：“孔子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在蒋自由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蔡元培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蒋早年曾在绍兴中西学堂跟随蔡元培学习，两人从此结下师徒之谊。无论治学还是处世，蔡元培对蒋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政治上，蔡元培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更确切地讲是希望通过改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责任制(即议会制)的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一直主张以重实业、重教育来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推动民主政治。蔡元培十分重视德育。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他提出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坚，“养成健全的人格”是普通教育的宗旨之一。把道德看作是建设美好共和国的需要。要有富强的国家，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他主张废弃封建道德，而代之以新道德即自由、平等、博爱为道德之要旨。蔡元培以其特有的人格、学识深深地影响着蒋。蒋认为蔡元培具有“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学求真之精神”，“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二人的文化观点也颇为相近，都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角度着眼看待文化现象，主张学术自由，万物可共育共存、并生不悖；应当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用科学之道整理国故。

留美回国后，蒋又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提携，先后担任北大总务长和校长。他秉承恩师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以至他在继任北大校长之后的许多举措都延续了其师的风格。

“去国原为救国谋”，即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振兴中华，而向西方寻求真理。在留学期间，蒋广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其中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杜威认为，美国式民主社会之所以能达致民众的联合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社会之物质的联络、国家观念的发达、私人自由组织之团体的发达、以及教育与社会之统一的关系。民主制度的优点，在于能联合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民主制度的责任，即在于联合自由与博爱。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缚的解除，也是精神事业。自由第一的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自由的真义，是使人人有创造的能力，自思、自行、自决、自裁，不靠旁人丝毫的帮助。蒋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教育理念基本依循杜威的思路展开。他把个人置于社会之首，认为改造社会得首先解放个人、塑造个性，个人强健是社会进化的基础和前提，个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其终极目的。

二、蒋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一)个性主义教育

蒋以教育家闻名于世，他的自由主义理念，集中体现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中，个性主义教育观念即为其教育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

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教育理念影响的蒋，清醒地看到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培养统治者，诸如“学而优则仕”，“秀才，宰相之根苗”之类的俗语就是引导人们走读书做官道路的证据。这样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不能从民族的和社会的经济独立及一般的繁荣与文化上着眼”。蒋认为，个体是国家的最终基础，强有力的国家最终取决于强有力的个人。国家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要突破向来忽视个体存在的封建旧教育，打破传统的家族观念，建立新的社会本位主义，注重个性的发展，强调个人的自由。他联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以“养成健全个人，创造进化社会”为宗旨的个性主义教育思想。蒋在《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文中对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者作了比较。他说：

“何谓个性主义?以个人固有特性而发展之……何谓个人主义?使个人享有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是也。”接着，他对二者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社会国家而言，是个人主义，即主张自由平等，保障个人。对文化教育而言，是个性主义。

在蒋看来，教育的目标首先在于养成健全的个人，其途径有三：第一，为了纠正我国青年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不良习惯，应养成独立不移的精神；第二，为了改变中国青年只注重读书而轻视身体健康的传统陋习，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第三，为了弥补中国青年不善于思考、遇事武断、奴于成见或感情用事的弱点，应该养成精确明晰的思考力。这就要求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把自己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信仰上，具备清楚的头脑，独立思想，独立评判，不迷信权威，不固执己见。同时，做事要敢于担当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健全的个人，以改造腐败的中国社会，有了良好的社会，也才能有个人的幸福。蒋主张培养健全的个人，其最终目的在于“创造进化的社会”。何谓进化社会?进化的社会有三个条件：一、社会所储蓄之文明，能日日加增；二、社会之度量，能包容新思想；三、大多数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蒋眼中的进化社会，是以美国为样板的民主政治。民主制度在民国成立之后得以建立，但是要让它运作却不容易。因此，蒋将个性主义教育作为培育民主政治的基础。

(二)政治自由

新文化运动时期，蒋主张的个性主义教育，强调个体积极进取，参与社会，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人的价值。他指出，个人之价值，存在于尔、我、他天赋秉性之中，新教育之效力，即尊重个人之价值。“所谓‘自由’，所谓‘平等’，所谓‘民权’，‘共和’，‘言论自由’，‘选举权’，‘代议机关’，皆所以尊重个人之价值也。”不尊重个人的价值，就会视万民如群羊，用牧民政治也就够了，也就没有必要有“选举权”、“言论自由”之类的东西了。蒋称中国和平之基础一向建筑于并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之上，“读吾国历史，一治一乱相乘续者无他，羊肥而食，食者暴也；羊瘠而牧，牧者仁也。牧而食，食而牧，循环不已。政府以民为羊，而民亦自甘居于羊之地位。”在牧民政治之下，个人没有自主权，人只是群羊而已。而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之下，选举权都操纵在个人手上，“政治因尊重个人，故日共和，日民权，教育因尊重个人，故日自动，自治，个性。

蒋所赞成的个人主义，是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压制的个人，应享有自由和平等。但蒋反对老庄学说、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德国与日本的国家学说。老庄认为社会仁义、道德等标准束缚个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为万恶之源、社会为万恶所归而戕贼个性，二者皆欲解除、挣脱外在的束缚，以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蒋认为它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蒋指出，“我们谈自由，当以法律所赋予的为范围，所谓放弃较低级自由，以求较高级的自由。”可见，蒋所提倡的“自由”，指的是在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或者说是法律规定的自由、法律制约的自由。是指在近代法治社会中基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做出明确界定后而形成的个人活动空间。一方面，法律制约并限制政府的权限与行为方式，这就是宪法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法律以民法及刑法的方式规定个人行为的界限，防止一些人以专断的方式侵越他人的事务。法治原则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宪政。宪政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就是依据宪法进行统治。个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权力仅是用来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而已。因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前者只是人们为了更好地保障大部分权利而让渡一部分权利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德国与El本的国家学说以国家为无上尊严之所寄，个人应牺牲一己以为国家谋强力，“国家有存在，个人无存在，是极端反对个人主义者也。”蒋认为以上这些趋势都不符合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主义的本意。真正的个人主义，应取中正、和平之义，即英、美的平民主义。蒋提出了平民主义的概念：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日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强暴不良之政治。在蒋看来，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平等。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个体与国家社会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导向进步，国家和社会要保障个人的平等和自由，而个人对于国家也有维持的责任，在其中个人的价值既获得了肯定，国家的权益又得到了实现。

(三)文化多元观

处身在西洋潮流冲击中国的大时代，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学教育，从老式的秀才到西洋的博士，这种学贯中西的经历，使蒋不仅对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精深的了解，而且能用双重视角去观察、分析问题，形成了“亦中亦西”的文化多元观。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大多赞成西化的主张。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文化不足以救中国，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如西方的价值观念合理，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认为，西方文化固然先进，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优于西学的地方，不能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把小孩连同洗澡水一同泼掉。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是单一的，是多元融成的。文化的进步，是新旧相通、固有的与外来相通的结果。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中西结合，尤其有赖于引入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的科学文化。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重道轻艺，把科学贬之为“术”，只重视人伦道德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规律的探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也是造成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发展科学。对于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蒋很是赞赏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于19世纪与资本主义携手而产生科学的技术。这技术经百年不断的进步，至今成为世界生产激急增加的大关键。”为此，他把20世纪称为科学的时代、工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就要求把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精神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保存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工程技术及现代文明的成就，蒋希望中国能适应世界潮流，迎头赶上。可见，蒋主张中西文化复合论，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现代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中西复合的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四)和平渐进的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自由竞争转向社会公道、社会公正，转向社会主义。蒋也受到了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因而颇关注社会公道问题，尤其是其晚年在台主持农复会期间颇费心力于和平渐进的。

1945年8月蒋出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在台湾主持农复会的15年中，蒋深入农村，接近民众，积极推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村建设。农复会工作所循的途径，为发展一种以民主为基础的农村复兴方案。他在《新潮》一书中提到：“农复会的工作，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在致力于台湾农村复兴的诸项工作中，蒋始终把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蒋的观念中，“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实现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也就是从土地人手，改革土地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蒋主张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民主方式之，系根据公平的原则，逐步实行。”晚年的蒋对于这场他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的台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农村社会需要，蒋兼顾各阶级的利益，采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减租的方式来减轻农民的负担，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社会公道。

蒋十分重视农民组织问题，认为强有力的农民组织不仅是推行一切农村革新工作及保护农民自身利益所必需，而且也是民主政治坚强的基础。蒋指出，“民主，即在法律范围以内的有组织的自由，即三民主义的民治民有民享。这要逐步推进，不能马上成功。民主方式的进步，是慢的，不能一蹴即就。”为了推动农村建设的进行，蒋及其领导的农复会，协助当局修改农会章程，改组农会，使以往掌握在地主及权贵手中的农会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农民自己的团体，并发展为农村政治、经济、技术、教育、社会活动的中心。通过改组农会、组织农民，“增强了各类农民团体的组织，经营效率，而且因为各类农民团体的集会和推选职员都依循民主方式进行，供给了农民运用四权的机会。凡此种种，对于促进产销合作，发展农村经济以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努力，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蒋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

蒋的自由主义思想充分融合和展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主张。他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平等，充分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个性价值，并把个体自由价值的伸张与实现当作建立民主政治、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蒋就这样为国人开出了一剂创造民主社会的药方，将个性主义教育视为创造民主社会的利器。他希望通过培养健全的国民，使之具备改良社会的能力，担负国家社会的责任。蒋和当时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以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试图在混乱的国家现实中开辟一条新路。他期盼用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来消除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对于在封建专制下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的国人，要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谈何容易!公务员之家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试图融合儒家学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他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教育思想，把当时欧美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在介绍的同时，他注意对欧美的文化教育思想加以批判吸收，注意到哪些对中国有用，哪些不适合中国。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没有简单地一概否定，也是采取辨证地态度，吸取精华，摒弃糟粕。

蒋认为儒家的学问是一种经世之学，归纳起来，只有两句话，一句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一句是有补于“国计民生”，此外是旁枝末叶。小至个人的志向和人生理想，大至一个国家的立国之道，都不外乎“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这两大目标。蒋离开教育界后，在台湾主持农复会工作，他本着科学的精神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探访民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作出合乎实际的决定，在其领导下的农复会实施的各项政策，使中国台湾的农民获益甚大。公务员之家

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台湾农村发展的制度障碍，既满足了农民需要，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兼顾了公平，妥善解决了台湾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农复会的改组使农民在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实现有了保障，增强了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能力，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到1952年，台湾农业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农村社会日趋繁荣。蒋氏逝世后，有台湾学者撰文认为：他前半生致力于发展现代教育，是为了有益于“世道人心”；后半生献身于振兴农村，旨在有补于国计民生。

蒋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之所以选择自由主义，并非为了深层次的制度建构，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启蒙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等工具性意图。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经世意识与理想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又一次理性探索，其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起到的启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