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的正义及其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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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道德正义政治正义法律正义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围绕着道德形而上学消解和转换、反思正义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人类生存出现不安焦虑这一主题，哈贝马斯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宏观哲学方法论，根据自由平等对话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交往理论，作为批判的规范基础，并结合自由主义正义论及其反对者(主要是社群主义)的正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正义论。在他看来，正义就是道德立场，就是话语有效性的一个方面——规范有效性；同时，由于道德立场的本质是“无偏袒地对待正义问题的立场”，因此，正义理应也被看作是处理问题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其精髓是：在承认人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类似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等于在为所有人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一种普遍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人是普遍理性的体现者(具有主体间性的人)。通过立足于交往理性的社会实践基础，参照话语伦理学预设的“理想的言说环境”，以严格满足话语有效性为标准进行自由、平等的“论辩”(或称“商谈”)，就能够趋向于不断开放着的理解和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可普遍化特征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对话达成的理解，不仅使个人的正当权益获得了相互认可，而且凭借对话中的相互性，形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交往共同体”。由于主体间关系有助于形成承担共识中的义务的思想，那么，以交往着的主体间结构为主体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概括地说，正义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具有高度的思辨性(从理想的言谈境况中的话语有效性引申出正义的普遍性)，又包含强烈的现实性(以商谈这种活生生的形式作为达到现实正义的依靠，以形成完善的生活空间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为正义的主题)。正义作为一个评价社会的标准，要求义务论除了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还应关注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正义与真理相关，它是从道德中派生出来但又自发超越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的社会现象，具有与真理类似的客观性、普遍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正义是用来“表达道德命令的全称规范性句子之有效性的一个谓词”。②通俗一点地说，哈贝马斯这句话的意思是：(1)真和正义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这个杯子是白色，是真的。人不应该偷盗，是正义的。(2)真和正义都没有程度划分，只有和它们分别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它们都是二值的：与真相对的是假；与正义相对的是不义。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虽日益分化，但交往理性自身的同一性依然能够为社会提供统一基础。交往理性既能够超越一切特殊伦理(善)又可以体现在所有特殊伦理之中，是认识和达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惟一途径，社会世界的真理以规范形式来体现，其论证就是在交往中达到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理解为中心的相互论辩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可以说，真理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理性的实践过程。理性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社会世界不断更新的动力。这个思想既包含着对古典实践理性的回归，又体现了哈贝马斯运用实践哲学对工具理性进行改造、从而拯救现代性的立场，后者正是因为滥用工具理性造成的不义状态而受到质疑或否定。将正义与真理类比，是一种捍卫真理在哲学乃至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新方式，能够有力地回应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正义与真理相关表明，真理在社会经验层面何以可能；这种合理可接受性的真理观念(也即共识真理论)，侧重真的尺度，与侧重真的意义的符合真理论相互补充，把认知主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辩论从而达到共识)与社会整合(主体间在平等交往中的有效互动)有机结合起来：交往理性使独立的个体在实践互动中达到有效共识，而共识就是真理的阶段性体现，这种阶段性真理又将在以后的实践中经过交往而得到修正，这就意味着真理在经验过程中得到体现，并在经验过程中不断发展，它是人的生存体验，是可认知的。在此基础上，多元的、特殊的善可以在合理性的交往中超越自身的限制，在以真理为基础的普遍主义道德中达到统一，人类也能够向更好的道德状态过渡并实现社会内在的一体化。从而，在当代受质疑或被抛弃的观点(包括传统的有关自然与道德的连续性观点、对价值的客观性的信仰的观点)有望得到恢复。最终，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可以解决：在保持不同主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消解个体的内在焦虑和紧张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认定人类世界的规范特征，将规范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把规范中的普遍化程度较高但落实存在较大困难的那部分归人道德规范，把规范中的操作性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那部分归人法律规范，并认为法律确定性的最终获得离不开政治权力，这使得他的正义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道德、法律、政治三大领域，概而言之就是：有理性的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认可和支持是当前的道德、法律、政治存在的基础，它们也是合理性、合法性的最佳依据。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可以大体从三个方面来阐发，笔者将其分别称为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是以道德理由为论据来进行商谈而形成的正义。因为道德理由具有普遍性，道德正义也就成为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正义形式。道德正义的宗旨在于表明正义具有道德理想的性质，而且这种道德理想并非难以企及。只是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家们在追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时，要么倾心基于主体的情感预设，要么强调基于主体的完全理性的价值建构，他们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交互作用是不争的现实，因而他们也没有认识或充分把握一种在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道德原则。诸多理论建构也大都以一种强势姿态来显示唯我独尊的地位，这一特征导致内化为行为选择的社会成员缺乏对话、交流的耐心和信心，甚至导致人们对社会活动是否存在一致性(或共同价值)也产生怀疑。因而，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批判行为及其社会合理性的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标准就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标识着相互理解和团结友善的交往理性，也就是说，交往理性是道德原则的行为理论基础。治愈现代社会疾病的良方就在于：揭示蕴含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精神。通过商谈实践的规则把“对于每个人都是好的”谓词的意义表达出来，把“为什么只有适用于对每个人都好这个谓词的理由才是‘适当’的理由”这个问题转换成“为什么普遍化原则应该作为论证的规则接受下来”这个问题，从中提炼出商谈原则(discourseprinci—ple，简称为D)和普遍化原则(universalization，简称为u)，并将这两个互为前提的原则作为道德争论可取得一致性意见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应用原则(appropirateness，简称为A)，形成确保秩序的规范，主导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巩固并扩大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他看来，规范的存在是通过人们对其接受和采纳体现出来的：“所有旨在满足每一个人利益的规范，它的普遍遵守所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为一切有关的人所接受”，其普遍意义就是“它们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相关者的赞同”。正是这些建立在交互主体性上的可普遍化的规范，使面对道德论争与冲突的参与者在商谈实践中达到他们普遍接受和同意的结局，进而形成道德共识并克服了道德怀疑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他力图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超越主体中心的建构路径——伦理建构理路，把伦理学建立在道德辩论的逻辑形式的基础上：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形成交互主体的维度，在开放和平等的主体气质的基础之上思考道德正义问题，以说明道德的“类似真理性”的“弱化假定”为模式，解释“规范正当性”。这样，道德结论获得真正执行的力量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暂时的理由，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普遍的理由。由于道德规范仅仅诉诸于论证程序，正义就内在于论证之中，它不是道德的内容而是道德的属性：“无偏颇的观念是扎根于论证的结构本身之中的，而不是作为附加的规范内容需要从外部塞进这个结构中”。

由于社会中的人的真实情况与道德理想中的人的情况有相当差距，为了使不可避免的经验限制、可以避免的来自个体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中立化，通过论辩理由实现真理救赎的商谈“需要有体制上的防范措施”，才能创造实现正义所需的条件或满足正义要求。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的思想就是从这种需求中产生的。

政治正义的一般理解是指现代性视域下如何解决政治正当性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往往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问题是与正义相关的重要问题；合法性问题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解决也就意味着正义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在他看来，合法性与认同相关；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现存政治体系(包括政治结构、政治效能、政治价值等方面)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依赖政治文化的凝聚力。凹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主导的政治认同离不开公众的政治讨论。与公众的政治讨论相关的是公共领域，它作为重要的非正式政治机构，是通过不受限制的商讨形成公众舆论的场所。政治认同既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又是公共领域的秩序，还是公共领域的向导，它依赖市民交往而变得有效。因此，政治正义是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以商谈过程的方式互补的结果：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们之间相互授权的产物。

因为哈贝马斯不仅试图规定正义的一般含义，而且规定正义的真理性，所以，他的正义概念突破了“政治正义”(罗尔斯语)的范围，指向可以作为其他领域正义的理论框架的正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法律正义。所谓法律正义，其通常的意思是指，用法律来保障社会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在哈贝马斯那里特指结合实用理由、政治一伦理理由、道德理由乃至谈判等所有理由，将其统统作为商谈据所得到的结果。法律正义的实施范围是法律共同体，公民的“自我立法”是其核心信念。这个信念只有从主体互动的角度才能找到现实的根基，也只有从商谈论的民主程序中才能获得操作性力量。法律正义思考着如何将秩序锻造为“强制性稳定的”和“理性地合法化的”结合体，使之既不淡忘规范也不脱离现实。由于综合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各自的常规途径，法律正义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建制化的程序，发挥着外在社会实在制度与内在应然规范的双重作用。正当的法律集事实性和有效性(或称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于一身，能够覆盖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所无法企及的领域并吸取了后两者的优点。如果法律共同体是以政治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商谈并达成利益的均衡和妥协，这一结果就是政治正义；如果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扩展到所有人，那么他们以道德理由为论据、借鉴法律程序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商谈并形成共识，这一结果将是道德正义。通过哈贝马斯的设计，法律正义恢复了当前整合社会的三种力量——金钱、权力和团结——之间的平衡；它集中地体现在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非法势力所损害。

三种正义形式不能相互替代，尽管道德正义是最高级别的正义形式，但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不是道德正义的摹本。三种正义形式又有着共同的来源，这一来源被哈贝马斯称为“元社会担保”，主要有神灵、宗教和形而上学等形式。在社会化和复杂性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象征正义的毋容置疑的神圣来源不再令人信服，所有行动原则都必须经过自由平等的商谈才能得到承认。因此，以理解为取向的商谈就代替元社会担保成为正义的源泉。换句话说，商谈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基础。商谈原则在处理道德正义时被称为道德原则，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因为与法律结合而被称为民主原则。

三种正义形式都是“程序的正义”的反映。因为哈贝马斯坚持真正的正义应该是程序性的(也可以说是形式的)，实现法治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程序正义。这就意味着“什么是正义的”不是先定的，而是通过所有相关者在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交流、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公务员之家:

正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是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权利的公正分配。这里的分配并非实物或权力的交割并占有，而是采取权力认同的形式：“把正义理解为交往权利及其实现，同时又把交往理解为不同主体之间就某个议题达成理性共识的过程”，在其中，利益和理念被满足不再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成功压制，相反，交往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等健康的社会关系将起主导作用。可以说，这种正义“也适合于公正调节国家之间的交往、世界公民在世界大同社会当中的交往以及全球文化关系”。

正义在哈贝马斯那里有理想性一面也有现实性一面。理想性体现在正义意味着利益和理念将通过不同系统或层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相互共享，最终建立一个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活跃于其中的，是时时刻刻都能运用无偏袒的道德立场进行思考和活动的理想人格。现实性体现在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的实现是极为困难的，而人们当前所能依赖的是朝着民主法治国迈进；这种治国方略一方面保护个人作为私人的自由状态，另一方面激发个人作为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力量。人就是在正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而人的发展和完善也就意味着正义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