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洞察政治信息传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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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政治语言都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性特征、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奥斯汀(J.L.Austin)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话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谈论世界，语言的运用就是话语的实践、人类的政治语言现象和政治语言活动；都是奠定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等，具体请详情见。

政治语言(thelanguageofpolitics，orpoliticallanguage)，也称政治语篇(politicaltext／discourse)，是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是政治交流的工具，是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与一般的语言类型相对比，政治语言独具特色。政治性是政治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政治语言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lakoff就明确的说“政治即是语言，同时语言也是政治。”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效果层面，政治语言都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性特征。政治语言交流一般处理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因此也打上了社会公共性的烙印。在政治传播中，政治语言是作为一定社会成员和集团沟通交流信息的工具而存在的。“正是通过它，政治人之间的心态才能互相洞察；政治信息的传播才能发生”。政治语言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而政治活动是日益变化的，与此相应的政治语言必须适应其变化而具有时代特色。

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从哲学层面来说，语言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这是从两个角度看一个问题。要知道一句话的真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既要了解它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还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解语词的指称和意义问题。政治语言从根本上承袭了语言哲学的一般共性，但就其哲学基础，它的意义指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政治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对政治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政治语言的分析之上，这种分析包括对政治语言赖以产生的交往场合、政治活动和语境的分析。对政治语言的分析需要在语言哲学的观照下进行。下面从四个角度对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加以讨论。

一、语言与行为的关系

奥斯汀(J.L.Austin)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因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政治语言主要运用在涉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场合，比如，政治语言运用于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机构，活跃在政治演讲、政治宣传、公民参政议政、选举等场合，有时也运用于反映政治问题的文学作品或文艺活动中。为了有效传播政治信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主体在运用语言时，会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政治意义，服务于政治活动。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一不显示政治语言的伟大力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侧重从行为做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就是要弄清“总的言语情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把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10cutionaryacts涂纪亮翻译为“以言表意”)就是要说出某个有意义(包括含义和所指)的语句；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s“以言施事”，同上)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某个语句，如做陈述、提疑问、下命令、发警告、做承诺等等；语施效行为(perloeutionaryacts“以言取效”，同上)是经由说些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如使相信、使惊奇、使误导、劝服、制止等。奥斯汀把对语言的研究变成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奥斯汀还在传统的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提出了“适当与否”的评价维度。人类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会产生能预想和不能预想的各种语言效果，这些效果是社会性的，因此语言运用是改变客观社会的一种社会实践。政治语言从话语产生到作用于社会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践。适当的政治语言会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而不适当的政治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依话语主体的不同而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的结果。

二、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

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他认为：当人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下述有效性要求的义务：第一个有效性是，人要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以便被他人所理解。第二个有效性是，提供某种真实的陈述，以便他人能共享知识。第三个有效性是，必须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以便自己能为他人所理解和信任。第四个有效性是，说出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得到他人的认同。他还接着表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和相互依存。认同是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哈贝马斯强调了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并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取代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出在交往中，主体进入了两个交往的层次：一是在主体间性的层次上，说话者和听者通过语言建立了交往关系；二是在对象层次上，说话者与听者就对象及其事态达成了共同的了解。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在实现人类交往、产生相互理解、建构观念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后来的研究中，哈贝马斯也通过对语言行为为基础的沟通理性的分析，来揭示语言被理性化和工具化后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政治信息传播和政治交流的过程中，话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语言分析要在主体间性的层次和对象层次上进行。这是由政治语言的社会公共性所决定的。一部法律的颁布、某位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政府的日常公文等等，都要在沟通过程中求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对象不同，政治语言的内容、表现方式和作用手段也就有所不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始终要提供真实的、可供理解的政治信息，从而推动整个活动的有序进行。

三、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

人们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谈论世界，语言的运用就是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的运用也就是政治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不仅是政治主体之间沟通的工具，还具有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功能，政治语言能够产生社会性的后果一制度、观念、理解、认同，这些后果反过来也约束和调整政治语言行为。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是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话语在福柯看来是构成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方式。福柯所说的话语不同于索绪尔所称的语言和言语，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行为，而是具有建构作用的社会实践。“通过思想和语言的运用才有可能建构主体。”福柯关于话语的建构功能的阐述对于话语分析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话语在不同的层面积极地建构了自我、规范、知识等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福柯认为：“必须将论述(话语)看做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论述(话语)本身”。政治语言是一个过程，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也包含着认知的过程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他认为，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一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问题是解构西方社会制度的最有效途径。

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语言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东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别。政治语言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政治语言的现实表现就各自从本国的国情和阶级层面有所体现。因此，政治语言分析必须考虑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这是在政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来考虑的问题。

四、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认识论把认知看成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根据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认知活动具有三维性质，认知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和认知对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社会共同体对个体认知活动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认知的实际方向。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为基础的话语分析认为，语篇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话语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通过它所嵌入的社会团体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话语分析就是研究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特定话语的语篇是怎样获得意义的，通过对语篇仔细的解读，透彻地理解语篇的组织和结构是怎样通过表达意义而建构社会现实的。

人类的政治语言现象和政治语言活动，都是奠定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政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实践的反映，但又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主动的建构社会现实。人类历史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发展进步到民主，从落后的政治制度到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语言的塑造作用尤其突出。从我国历次的党代会报告中谈到的基层民主建设就能够窥见政治语言的功能：十二大报告中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三大报告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四大报告是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五大报告是在“健全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六大报告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七大报告是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题下论及“发展基层民主”。因此，政治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导向和指引作用，潜在的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语言哲学的这四个角度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既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也关涉到语言的意义表达与理解；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则在意义的理解上更深入一层，不仅考虑人的行为，而且是考虑交往行为、交往关系；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较之交往关系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层面上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与第三个角度不同，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是从话语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来考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换句话说，话语在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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