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视角研讨中国特色国防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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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解放初期的凯歌行进期；在曲折和动乱中艰难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大发展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新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4年的凯歌行进期、解放初期，中国对外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地认定国际形势已经缓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定、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动乱时期出现曲折和挫折、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通过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窗口也向国内外充分显示出来、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五十年等，具体请详见。

现代科学强调系统方法，回顾历史也要用多元化的视角深入思考。新中国建立60年来，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国防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应是“大国防”的概念，包括国防指导理论、保卫国家的自卫作战、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国防工业体系、后备力量建设等方面，研究国防问题也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大视野，应有继承传统又有所超越的创新思维。通过回溯60年来的峥嵘岁月，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规律。

1解放初期的凯歌行进期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4年的凯歌行进期。如果说国家经济建设在1958年就结束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而陷入了误区，国防建设的指导在50年代末还难得地保持了相对比较清醒的认识，直至1964年以前还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经历二十多年战火锻炼的一支英雄军队，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建设的条件却极其落后。国家没有工业化基础就是一个“软骨动物”，军队的机械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中国也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状态。

解放初期，中国对外实行“一边倒”的方针，苏联希望中国通过向其订货的方式解决武器装备。却做出了一个有远见的决策，以全面引进苏联先进技术的方式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有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军全面配套的军工厂。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利用赫鲁晓夫因内部矛盾有求于表态支持的机会，得到苏联提供的核技术援助，从而开始了“两弹”（导弹、核弹）事业的起步，从而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中苏发生争吵后，赫鲁晓夫于1959年停供原子弹样品，于1960年撤退专家，至1962年停供米格-21战斗机技术资料，此后中国的国防工业完全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发展。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和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初期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就。“两弹一星”取得的跨越性成功，从发展战略来看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开始就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有很高的起点；二是集中国内有限的力量在重点领域搞攻关，有所为有所不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地认定国际形势已经缓和，在大力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又将全军数量从1952年的626万人减少至1958年的237万人。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工业建设初步奠定了基础，军队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有了很大增强，堪称为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2在曲折和动乱中艰难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免不了经历曲折，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从6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内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乱，我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同样出现了一个“马鞍型”。

以1964年为转折点，我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领域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逆转──政治上以“反修防修”为纲，军事上预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五年计划。此后因“左”的思想的干扰，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原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正规化建设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过去强调的军队机械化在1965年又改为强调“骡马化”，同年又取消了军衔制和许多正规条令，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晚年在国防建设上出现了一个不可解的自我矛盾，即一方面也重视发展尖端武器，另一方面总担心搞现代化、正规化会出现“修正主义”。

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定。自1960年代中期起，我国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位、边界冲突的处理和援外的指导都表现出严重失度，尤其是“反修”斗争成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最大失误。对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适当地予以斗争，自然是应该的，将其发展为“反修”斗争并实行长年的全面战备，则如同胡乔木所总结的是“过火反应”。1990年代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近年撰文指出：“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虽然中苏长年军事对峙对我国的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却也引出了中美和解这一副产品，在某些意义上开启了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先河，后来又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1960年代中期起，在为时十多年的紧张持续的战备中，解放军数量大幅增长，自1965年超过500万后，至1969年达到631万，至1975年达64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国防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中错过了“国际列车”。不过在国家出现十年动乱期间，解放军仍发扬光荣传统，处于困境时仍忠实地履行了保卫国家的职责，例如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中收复了西沙永乐群岛，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动乱期间，国防科研人员坚守岗位，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例如取得了氢弹和人造卫星研制的成功，这些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动乱时期出现曲折和挫折，从深层次看反映了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上还不适应进入世界型现代化发展大潮的要求，其中的一些失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不能仅解释为领袖的个人失误。中国是千年的农耕社会，受这一传统习惯影响众多人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不适应，这在国防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历史证明，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最终要靠全面提高全党、全军和全民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素质来解决。

3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大发展

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通过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窗口也向国内外充分显示出来。如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中亮相的装备大都已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代以上。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的天安门阅兵时，亮相的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此后随着国防投入的增加，陆军第三代坦克批量装备部队，先进的野战防空装备、远程火力突击装备也大量生产；国产第三代战机“歼-10”等开始装备空军，形成以第三代战机为骨干的空中武器装备体系；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使海军先进舰艇数量具备一定规模，配备各种先进舰载武器系统，极大增强了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编队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队开始装备机动的战略核导弹，已具备核常兼备、慑战并举的作战能力；解放军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电子战水平也有了极大跃升。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五十年。今年国家公布的军费开支达到4806亿元人民币（折合710亿美元）。这一军费数字虽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1/8，却也已超过英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经费充分、发展迅速的黄金时期。不过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高。诸如恐怖主义袭击、能源争夺、民族分裂主义、对领海的侵犯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人们对国家安全也要有新的思考。进行维护稳定、打击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是捍卫中国崛起的不可缺少的任务。

60年一个甲子过去，如今的中国与五星红旗刚升起时那种“一穷二白”的面貌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富国和强兵达成了有机的统一，人民解放军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能确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从全局看，我国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三步走，完成信息化的目标，将是今后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