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保护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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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问题

（一）政治权益难以实现

1．参与权的丧失。“沉默的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者形容美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力的一种说法。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农民工基本上很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不仅如此农民工在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利也很难实现。此外，因为村委会选举与农民工的利益关联不大而导致的弃选也占相当比例。选举权利是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渠道，但是对农民工来说这一基本的政权权利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其他政治权利也是无从谈起。在政治生活中他们不能参政议政，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既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直接的表达渠道，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他们的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的渠道进行表达，如，传播媒介的道德同情心，或学者的正义感，或政府中相关部门官员的关心，或其他阶层代表的呼吁。

2．工会组织的排斥。由于农民工不是非农业户口，不是城市正式职工，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国家从制度上排除在外，他们不能加入工会组织或被编外登记，享受不到正式工人工会会员的同等权利。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任职、培训、升迁，甚至连入党、入团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他们也就无法依*正式的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劳动就业经济权屡遭侵害

1．就业限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农民工不能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只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粗”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下岗工人增多，就业压力加大，许多城市开始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工种进行更加细致和严格的限制，或实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优先保证城市人的就业，很多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如上海市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先公开招聘本市的劳动力，招聘不足，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方可招用外劳力。另外，上海对农民工具体限制的行业和工种为:金融与保险、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等共计20多个工种。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产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等工种。在我国的城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叫做“首属劳动力市场”，这是属于城市人的；另一个是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叫做“次属劳动力市场”，这是属于农民工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资格，城市人所从事的许多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不被允许干。因此，农民工只能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而次属劳动力市场上又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而使劳动力供大于求。所以，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就业极不稳定。

2．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遭到侵害。

一是同工不同酬、加班不加薪现象严重且节假日休息权利被剥夺农民工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而在身份上低城市居民一等，没有资格成为正式职工，不能成为工会会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时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现象相当普遍。除了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负荷外，农民工每周的休息时间也近乎“苛刻”，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即使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放过。二是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工资。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

3．休息休假的权利被漠视。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据调查，83%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每天在8小时以上，平均工作时间每天为12.5小时；而实行双休日假的只占整个被调查农民工的25.6%（128人），68%的企业对农民工采取每月放一次假或不定期放假的方式。

（三）教育与培训权利得不到保障

1．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权利在民工身上很难得到体现。很多人干的是城市里最脏、最重、最苦、最危险、劳动强度最大的活。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例在缩小，实际上造成了技术工人的短缺，“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工荒”。这是因为，劳动者在单位接受培训的情况很不好，大多数单位没有给予适当的培训，很多民工曾说:给我培训的机会，我情愿少拿工资都愿意。用人单位不对民工进行培训，从长远角度来说，不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因为，全社会劳动者的技能没有得到有效提高，造成整体劳动力质量低，使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企业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导致招不到有技术的工人。

2．子女教育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同在一片蓝天下，理应共同成长进步”。但由于受到现行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排挤，农民工的子女大多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随父母进城的大多只能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城市考学，不能享受同城市职工子女一样的受教育权。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具体意见，但落实起来难度还很大。而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学习更是没人关心，致使很多孩子流落到“没人管、没人疼”的境地。

（四）社会权益缺乏保障

1．社会歧视

因长期以来体制和传统文化心理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受歧视是不争的事实。农民工这一称谓不仅是对民工身份与职业分离的形象描述，也包括了许多特定的含义，是一种歧视性称谓。同时，城市政府在管理上严重歧视农民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社会保障、住房、就业制度上歧视、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且把进城农民工视为影响“管理秩序”的因素，收容遣送的主要对象，危及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2．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缺失

（1）失业保险。农民工是城市中失业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在失业期间，他们大多是*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或*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家去。调查显示，前者占77.2%，后者仅占14.6%，并且无一例得到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②]

2．医疗保险。

对农民工来说，受伤或生病是最可怕的事情。虽然农民工大多为青壮年，但因医疗保险的缺失，大多数农民工有病也不会去看，只是买点药吃或硬挺过去。同时，农民工不可能享有职业病的医疗补贴和救济，在医疗保障方面，农民工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

3．工伤保险。2004年1月1日起生效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伤认定办法》、《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规定了农民工的工伤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民工遭受工伤以后，企业只是给予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补偿，没有由此而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受伤农民工往往因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陷入困境。

4．养老保险。很多企业不愿给他们交养老保险金，只能*农民工自己交（但因其收入低下，很少有人交）。而除了他远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基本上是依*自己的儿女来养老。

2、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相关的立法

1．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

宪法一直被称为人权的原则，内容却要通过宪法来规定。对于农民工的宪法关怀是保障其权利的终极选择。我国宪法尽管对于公民平等权、劳动权、社会保降权、受教育权都作出了规定，但对于权利主体的规定有时不明确，往往被做出违反立法本意的解释，比如前面提到的劳动权主体问题.建议应尽早在宪法上确立公民迁徙自由权，它是直接涉及到农民工权益的宪法权利。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亦规定“合法居住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所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除联合国有关人权约法确认和保护迁徙自由外，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有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模式，剥夺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将城

乡居民明确地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使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权。而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最初对于迁徙自由的问题并没有加以规定，但最后还是在宪法中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内容。真正开始从法律上明确限制迁徙自由的，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它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建立，事实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可能性。这种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1975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正式从宪法文本中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1978年乃至1982年宪法修改时也都没有予以恢复。可以说，没有宪法保障下的迁徙自由，在实际生活中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农民工即使进入城镇，其一系列权利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公民在境内有依法自愿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保障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农民工合法权益，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治理念的自由公民，进而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建构人格独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在阶位上是宪法的下位法，法律无论何时都要遵守最高规范，不得与宪法、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相抵触，要完善包括《劳动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确对于农民工平等权的保护，并且根据实质平等原则，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要求法律的应有所倾向，比如对于农民工现象的将长期存在而且人口众多、影响巨大，是否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以体现我们国家的对其倾向性保护，是否考虑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就业歧视的含义、种类、法律责任、救济途径和措施等进行明确规定，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权力机关在修订和新制定关于管理外来人口的法律法规时，应注意增补外来人口可以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可以享受哪些政府服务，政府及管理机关承担哪些义务等条款.使外来人口的权益和可享服务有法律依据，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口的义务与责任过多而权利过少的局面。同时，应根据保护民工的实际需要，在行政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增设有关条款，政府部门还必须创制新的有关保护民工的规范性文件。

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对公民价值和人格的关注。在现阶段，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却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和管理，没有完全地享受到公民的平等权利。农民工的就业伴随着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就业存在着身份歧视、户籍歧视、就业户口限制、岗位限制、福利保障差别等，而且因为流动和户籍等原因，农民工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也被变相地“剥夺”。对这些不平等制度，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禁止。因此，有必要清理、废止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对违宪行为进行控告和申诉，维护《宪法》的权威。2003年6月，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停止了过去的以查“三证”为名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作法，新法的颁布对于失业农民工最低社会保障提供了救济途径。对于各种部门已出台的歧视方法，各级人大应当发挥监督职能，对其做出修改与撤销处理。

（二）完善行政执法

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同样是国家公民，同样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其权利保护同样不应当受到忽视。他们具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权利，同样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服务与支持。特别是现阶段，农民工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权利保护，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政府作为中国人民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惠及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为他们提供获得公共服务的最低条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利益整合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优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和人的需要的满足。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了活力和效率，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和资源占有的不平衡。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共同发展是政府的行政责任和使命。政府既不是某些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也不能继续扮演大包大揽的角色，要超然于各群体之上，扮演利益群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以及群体之间矛盾的调节者、仲裁者的角色，保证各方利益的公平合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政府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公共政策的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平衡点，而不是政策倾斜于社会的强势集团，或者利用强权与民争利，或者为市场主体的非理性和片面性行为推波助澜。

1．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

在监察内容上，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应作为当前及今后劳动保障监察的重点，对工资拖欠问题定期进行严格监察，防止新的拖欠。要重点对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存在的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以及工时过长、不支付加班工资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加强监察，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监督企业是否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向新招用的农民工告知劳动安全、职业危害事项，是否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可能产生职业危害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在监察手段上，用人单位招农民工必须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要以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重点，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护等情况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重点监控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对发生过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监督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用人单位不得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不得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从严惩处。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在监察队伍建设上，除增加监察机构和人员编制，还要抓好专项培训，推进仲裁机构的实体化和仲裁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完善仲裁程序和各项制度。及时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对于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本着依法、公正的原则，建立农民工维权的执法“绿色通道”，及时立案、快速处理。

2．加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

当前各地政府出台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管理办法，由于各地区自身的差异性，各地的农民工政策改革的力度不一样。而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强，地区间政策的不一致使农民工拥护政策的积极性不高，政策不适用于农民流动就业，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因此，各地政府应主动沟通，协调，开展有组织的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输出。改变被动管理的方式，提高管理的效率。国务院已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群众团体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部。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检查督促对农民工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地方人民政府也应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基层组织要加强协调沟通，共同做好农民工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

3．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优化管理流程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改变了政府对农民工流动的管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输入地和输出地要搞好农民工统计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各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非常需要一个统一的人口信息系统，由传统的户口登记逐步转变为人口登记，适应信息化、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目前计算机和网络的应用促进了户籍管理改革，以出生证为准的身份证管理制度的动态管理，提高了户籍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提高了户口登记、人口统计、户口查询等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而且也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信息化管理步伐，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特点，为农民工享受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杜鹰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2005年

2．钟甫宁等：《农村外来劳动力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柯兰君、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一一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7．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李培林：《农民工一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9．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一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余红、丁骋骋：《中国农民工考察》，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12．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13．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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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建社：《新产业工人阶层一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