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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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社会说。它的主要依据是五种类型社会形态说，自然而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第一种形态，即原始社会。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序言”那段话后接着有一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3］那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个对抗形式，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形式的出现，“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2、奴隶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都是指奴隶制，是先后两种奴隶制或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著名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先生认为：“‘亚细亚的’和‘古典的’是并列词语，二者本质相同，均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仅由于各自的具体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两者所表现的具体特点有所不同，我们把它分为两种类型而已。”［5］这同“演进的几个时代”构成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不同社会形态，而不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宋敏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以前，并不了解有一个原始社会，故只能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6］这种说法证据不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可见，马克思不仅知道有原始社会，而且其理论得到摩尔根研究成功的印证。“奴隶制说”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纳入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置马克思对早期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认识于混乱中，难以令人信服。

3、封建制说。这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都可以看成是同一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8］这更加远离马克思的本意。从马克思行文上就可以看到它们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是三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他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革命性变革，决不只是指封建和资产阶级两个时代。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就讲到：“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是乡村。”［9］由此可见，“古代”和“中世纪”不是一个时代，而中世纪普遍认为是封建制时代。“封建制说”硬把三者纳入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显然是错误的。

4、东方特有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以亚洲为基础的东方特有的生产方式。谢霖先生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亚细亚农村公社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它既不是纯粹的原始社会，也不是完全的阶级社会，而是一种复杂的、过渡的、二重的社会形态。［10］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亚细亚的”作了狭隘的理解，忘记了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时是站在研究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更迭这样一个高度。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必经的一个时代，只是各地经历的时间早晚、长短不一，因而其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都可以看到。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11］显然，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的”来表述，仅仅是因为亚洲具有典型性而已。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特有的结论。

此外，庞卓恒先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从历史上出现的早晚和从原始社会公有制转变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顺序上看，它是第一种生产方式或所有制形式，着重点在于阐明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和逻辑的起源；其二是强调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即从远古到19世纪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公有制的特征，忽视其中任何一层含义都会陷入困境。［12］庞先生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本意。

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基本认识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其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了解上的偏差。所以，我们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还必须从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探寻，从而找到解开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毕生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放自己。他从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殖民地及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时，就开始关注亚洲（东方）社会。1848年欧洲革命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阶段争取共和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欧洲的战争。”［13］由于马克思曾寄希望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因而引发了他对整个东方社会的关切。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恩格斯也写了《波斯与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这些文章一方面谴责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谈了对亚洲社会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14］国家。针对鸦片贸易，他写到：“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15］恩格斯也持同样的看法：“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16］“英国的干涉……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17］

我们从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波斯、中国的评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观念中亚洲社会的生产方式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是半野蛮半文明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才“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所自认的几千年文明历程是没有的，没有发生过社会更迭。东方的许多学者自然对这个结论很难接受，但又不能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于是把自己的研究结果硬套在马恩的理论上，从而违背了他们的本意。由于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是半野蛮半文明的，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自然就放在了文明的古代和封建生产方式之前。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是确定概念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到过亚洲，对亚洲或东方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殖民官员的报告或报道，通过这些资料，对亚洲或东方的生产方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并深刻地阐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农村公社和专制。

关于农村公社，马克思引述了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一书的资料，马克思写道：“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象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疾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18］“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19］“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20］马克思所了解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到现在仍或多或少在东方的农村存在。比如村社的边界，王朝可以更迭，但边界依旧，几百年上千年没有触动。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土地兼并严重、村社的边界遭到破坏的时候，而每次起义的结果，又都是以恢复村社原有边界而告终，周而复始。马克思痛陈这种生产方式的弊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1］“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严重地束缚社会进步，直到英国的殖民入侵才给这种公社以破坏，并造成“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至于专制，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由于农村公社的自我封闭性，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因而从专制国家建立起，只要这种制度不触动农村公社的利益，不去破坏它，它就会驯服地接受专制体制。结果是，农村公社得到专制制度的维护，而专制制度又依赖它而长期存在，两者相辅相成。不管专制的形式如何变化，农村公社都依其固有的体制存在下去，并成为专制的基础。

因为农村公社对专制制度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专制政府甚至从来不考虑去改变它。一旦无意中触犯了农村公社的利益，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反抗，以致政权被推翻。鉴于上代王朝的教训，重新建立的王朝，总是小心谨慎地确立自己的管理，而且必须具有两种职能：一是管理再生产和抵御外敌入侵；二是保护农村公社的樊篱。这样，政府越是专制、强大，越得到农村公社成员的支持，而农村公社本身也越是可以长期存在。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以官僚为核心的私有土地得到发展的时期，总会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反之，凡是名义上土地国有而实质上为农村公社式的土地所有制时，则社会安定，而此时的社会集权程度也最高。由此看来，农村公社与专制是政治经济的牢固结合，专制的形式可以看作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但农村公社却总是一如既往。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野蛮时代的产物，而专制制度是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好兼备这两个特征，所以，在对亚细亚社会使用了“半野蛮半文明”的表述后，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放在了“古代的、封建的”文明的生产方式之前，这完全是马克思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认识结果。

综上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认识的产物，我们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只能遵循一个原则，即完整地准确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内涵，不能脱离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对以亚洲为主的东方社会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而且对它在未来欧洲社会变革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总变革寄以厚望。因此，对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阶段，既不要高估，也不要降低。农村公社这一野蛮时代社会形态是个常量，而官僚统治阶层这一文明社会形态是个变量。这样，在同一社会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所以，半野蛮半文明确好反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2］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24—129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5］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2

［6］［8］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27［7］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10］［12］朱政惠．论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及其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1（2）

［11］［13］［14］［15］［16］［17］［18］［19］［20］［2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3、1、2、26、16、67、66、67、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