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发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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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防科技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通览其社会功能及发展的外部条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科技的发展具有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属性，并遵循科技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科学技术领域，其发展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一系列自身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一、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的特点和规律

国防科技的巨大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功能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条件对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影响，使国防科技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和规律：政治的特别是军事的需要，决定一个国家国防科技发展的必要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而经济能力特别是技术条件，决定一个国家国防科技发展的可能性及可达到的规模、速度和水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国防科技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计划、发展项目。所谓“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正是这一特点和规律的高度概括。可将之简称为国防科技发展的宏观规律。

国防科技是第一战斗力。国防科技的发展决定武器的发展，而武器装备对作战方式方法、战略、战役、战术及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队指挥等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发展国防科技成为一个国家增强军事实力、达到军事目的，并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重要手段。军事史、国防科技发展史都证明：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军事上的需要“?牵引”国防科技的发展。古代如此，近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将来也仍然如此。因为从古至今，作为国防科技发展直接成果的数以千计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都是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而研制出来的。

仅注意到军事需求对国防科技发展的“牵引”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经济能力和技术条件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防科技的发展要消耗大量财力、人力、物力资源，必须以强大的经济能力和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或条件为基础。否则，只有军事需要的牵引，一个国家并不能保证国防科技实现所需要的发展。各国经济、科技和国防科技发展的历史?现实都证明这是一个真正。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果断地提出，在我国经济实力不不强的实际情况下，我国的国防建设、武器装备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在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理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不能只强调国防科技在整个科技发展中的先进地位和先导作用，还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整个科技发展水平对国防科技发展的影响。显然，国家的整个科技水平不高，国防科技的发展水平不可能很高；即使有时在某些方面的理论原理上取得了突破，也不一定能研制出高性能的武备；即使可能在某些方面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整个国防科技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研制总体水平并不一定高。如果某个国家缺乏基本的科技条件，就难以研制出任何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国防科技也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发展。因此，全面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提高国家的整体科技实力和工业制造能力，是推进国防科技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战术、技术、费用的综合平衡原则

国防科技的发展史还表明，国防科研计划和项目的确定是否合理、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选择是否科学，除了在总体上受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制约，即必须遵循上述客观规律之外，还必须遵循或符合一些由其内部因素决定的标准或原则，即微观规律：军事上是否有效，生存能力是否强，效费比是否高。也就是说，所选择的发展计划或研制项目要获得的武器装备必须是军事上有效、生存能力强和效费比高的，否则是不可取的。可将此三项判据或原则简称为国防科技发展的战术－技术－费用的综合平衡原则或规律。

综合平衡原则主要是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来国防科研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由于是美国的国防科技政策专家保罗·尼采最先明确提出上述三原则。因此，西方国家常称其为“尼采三原则”。

军事上有效，是指所研制的武器装备必须具备所要求的技术和战术性能，能确保可靠地达到军事应用的有效性。这就要求进攻性武器必须在威力、射程和命中精度上能对敌方造成实际的威胁，防御性武器必须能有效地对付敌方的某种进攻性武器。否则，就应效弃或取消对有关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例如，美国50年代计划研制的“奈基－宙斯”反导防御系统，60年代计划研制的“奈基－X”、“哨兵”和“卫兵”等三种反导防御系统，均因军事上的有效性不可靠而被取消。

生存能力强，是指所研制的武器装备必须能在敌方的干扰和攻击等危险条件下仍能确保生存（或具有充分高的生存能力），并继续以足够高的效率完成其任务。随着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一原则越来越重要。例如，没有足够电子对抗能力的坦克、飞机、军舰，现在在战场上很容易被敌方的精确制导武器所摧毁。因此那些只强调进攻能力不重视防护能力的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是不可取的。前述“卫兵”反导系统设备庞杂、不能机动、易被摧毁，以及抗爆炸能力差，也是被取消的重要原因。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最新式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被一枚“飞鱼”反舰导弹击沉，主要是因为甲板材料使用不当、防护能力差的结果，不重视生存能力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效费比高，是指在?防科研计划的制定和武器的研制中应以尽可能少的投资达到尽可能高的效果。特别是现代，由于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防科研中的经济因素越来越重，通常，在1对1的理想条件（又称边际条件）下，要求进攻性武器能摧毁敌方的比自己昂贵得多的武器装备或使之造成巨大的损失，防御性武器能毁敌方的昂贵得多的进攻性武器或使之失效。否则，无论军事上多么有效、生存能力多么强的武器系统，也是不宜研制的。通过效费比分析，美国在60年代放弃了先进的核动力飞机研制计划，1975年又放弃了成本高的“罗兰特”导弹研制计划。这些都说明，效费比高早已成为确定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一条重要原则。

为满足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各国在高度重视研制某些高技术武器的同时，决不会忽视对传统的常规武器的改进。就我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能力及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不顾现有武器装备水平而全面研制各种全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以现有的武器装备为基础，采取多代并存和高、中低档搭配的武器装备发展对策，理所当然是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

总之，国防科研计划的制定和项目的确定必须全面按照前述三项原则进行综合平衡，这已成为国防科技发展重要的内在规律之一。

三、高度综合化的趋势与大科学的管理模式

既高度专业化又高度综合化，并以综合化为主要趋势，是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特点和规律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国防科技（特别是现代国防科技）发展的过程中。

国防科技发展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的直接结果。

国防方面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工作的高度专业化，使每一个科技人中所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越来越小。以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和维护修理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劳动的分工越来越多样化和专业化。据统计，军队的专业或工种数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约有20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约有200种，90年代初已增加到25000种以上。军事劳动分工的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趋势无疑是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每种武器装备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因而其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使用、维护等都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员参加的直接结果。预计未来国防科技发展将进一步走向高度专业化。

国防科技发展在高度专业化的同时又高度综合化，而且在总体上以综合化为主要特点。这是因为，首先，科学技术有越来越多的学科专业领域在国防上有直接的或潜在的应用价值，使得许多国家在国防科研中全面综合性地同时对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开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国防特别是武器装备的研制直接相关的一般是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而基础科学几乎没有对军事技术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不但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就连基础科学的成果，也被大量应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制和改进之中，例如，除了数学、物理和化学之外，就是动物学中对某些动物器官的构造和功能的研究，也被用来设计与动物功能相似的军事技术装备。又如，生物学中对遗传基因的研究用来研制基因武器，对人数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被用来研制瓦解人的意志、引起人们恐惧和幻觉的神经毒剂等。这使国防科研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的科研结构。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现代的大型武器装备）的复杂性逐渐增加，武器装备的研制一般都要利用来自多个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的集体智慧，进行综合开发。

由于现代国防科技发展高度综合化的趋势，现代国防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及典型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的完成，都要按照现代大工业的管理方式由国家进行管理。例如，从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洲际导弹、核潜艇、军用卫星到空间站、航天飞机和空天飞机等，无一不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并组织来自大量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科技人员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与开发的结果。因此，现代国防科研具有“大科学”的典型特点，需要按照“大科学”的管理模式由国家进行计划管理。此外，它还越来越表现这样的趋势：协作研究的规模逐渐增大，有的甚至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或多个国家中组织众多的科学家、工程师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与开发。因此，现代国防科研不但要由一个国家进行管理，还往往需要多个国家共同进行协调管理。

四、技术上的激烈对抗性

国防科技的发展史表明，武器装备的变革是一种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这集中表现在战术上特别是技术上的激烈对抗生。这种对抗性构成了武器装备演变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或内在逻辑，也就成为国防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或内在逻辑。

从军事上的战术与技术需要考察，武器装备的发展最基本的任务是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发现（及识别）目标，向目标发起进攻（运载与推进），命中目标，杀伤（或毁伤）目标，杀伤效果的评估，后勤及技术保障，对上述每一个环节及全过程的指挥与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防科技就是在发现与反发现、运载与反运载、命中与反命中、摧毁与反摧毁、保障与反保障、指挥控制与反指挥控制等这样一种激烈的战术、技术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例如，相应于飞机及卫星侦察探测技术就出现了与之对抗的伪装技术；相应于弹道导弹飞行（运载）的全过程先后出现了助推段拦截、中段拦截和末段拦截的反导防御技术；为了不被敌方武器毁伤，研究出了各种掩体技术、装甲防御技术、发射并加固技术等；为了对付敌方的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研究出了包括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光电对抗乃至C3I对抗等各种对抗技术。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都是为了提供一种有效的对抗或反对抗的手段，这就是武器装备乃至整个国防科技发展的固有逻辑和客观规律。

武器装备发展的战术上和技术上的激烈对抗性，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还集中表现为：进攻与防御的统一，用更先进的技术否定较先进的技术的否定之否定，从逐渐改进到完全创新的量质互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