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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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是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关键词：；精神；中国共产党

精神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精神完美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原则性同高度灵活性的结合，这“三个结合”既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时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和美德，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被凝结为一种道德精神，即为党为民、鞠躬尽瘁、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总理身份郑重宣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在26年3个月又7天的总理任职内，一直坚守这一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现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达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无我。据当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新中国走向世界，1955年“亚非会议的7天里，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从现在公布的工作台历可知，他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1967年他曾创下连续工作84小时的记录。由于他长期苦撑危局，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常规检查中，确诊为膀胱癌。但他没有住院治疗，一直带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抱病工作共计139天。在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时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医院动过10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肉体上忍受着病魔缠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着“”明枪对准邓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还得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为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为了国家权力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术后的身体极度虚弱于不顾，飞赴长沙，向力荐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挫败了一伙的“组阁”图谋。在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之间或之后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1975年12月中旬，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和鼻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天，他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12月20日，他体温达38，7摄氏度，躺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谈话中，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最后不得不终止谈话。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说：“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邓小平在评价时也说：“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为党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是党对的准确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对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应该说，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在评价时说：“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精神彰显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价值力量。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生命线。

1990年3月，在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清醒地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由于地位的变化，现在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如果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经验，其中第四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涵和党的执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精神道德价值的挖掘、继承和发展。

二、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

青年时代，就视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全体国民”。新中国成立后，为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以贯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温饱冷暖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萦绕于怀。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是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事迹不胜枚举。比如，“”期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困难，而以粮食短缺最为严重，在安徽、甘肃等省的农村饿死了不少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筹措救命粮，他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间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的笔迹竟有994处之多。仅在《1962年至1963年粮食生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比如，他亲自找江西省委书记借粮说：你们已经对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还要你们再调出两亿斤。你们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时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方留碧专门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他通过详尽的资料分析得出结论：“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就赶到地震灾区。余震频繁，安全没有保障，地方和军队领导劝他不要去重灾区。态度非常坚决：我来干什么?那里太危险，群众住在那里，就不危险吗?执意要到重灾区，亲自察看群众受灾情况。为了尽快赶到重灾区，他取近道直奔隆尧县震中地带。他看到伤亡群众不少，许多群众没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哇!他不顾连续余震，冒着风雪，逐村逐队慰问。他发表讲话时，坚持让群众背风听，自己迎风讲，鼓励群众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到临时搭建的简易病房看望受伤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俯身问候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仔细察看伤情。他接连慰问了140多名伤病员，感动得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心系人民健康，尤其关心工矿、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健康。他强调：卫生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大多数人服务。60年代中期，在他的关怀下，北京组织了一批去西北农村和流行病高发区服务的医疗队。他指示到河南林县食道癌高发区的小分队说：癌症的发病因素很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国防治气管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五次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赞成对肿瘤发病状况和地区分布进行详细调查，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以便有针对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接受大手术前，偶然的话题使他听到了云南的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较高，在手术台上他把肿瘤医院院长叫到跟前，要求马上派人到矿区了解情况。就在他辞世前的11个小时，即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从昏迷中醒来，认出了主治大夫吴阶平，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话。

精神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品质的具体表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首先，精神中的民本理论和实践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了出来，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这样一种社会正是一生为之追求的，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精神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凸显。其次，的民本风范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立了一根标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党的“十六大”以来，总书记、总理亲民、爱民的作风深得人民的爱戴，受到国际舆论的称赞。应当说，这是中央带头对精神的弘扬和践行。

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精神内在的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

一生都注重实践、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间的1918年2月11日，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实行”，接着就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奋斗目标和行事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对这三条的重要性他还在旁作注：“有如三宝。”1943年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强调“要有学习的精神”，“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而要在工作中做到开拓创新，必须要立足于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正是由于长期重视实事求是，建国后面对“冒进”、“”及“”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错误，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与之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1956年，为了保证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反冒进问题上同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4月下旬，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设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者多数的反对。在会上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坚持己见，宣布散会。会后，单独找谈话，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为了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赴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国民经济“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回京后主持出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更坚决的反冒进措施。1961年，在总结“”的教训时，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他特别具有启发性地要求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在评价时指出：“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所说的这“三个坚持”鲜明地概括出了精神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反映出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党的“十七大”郑重向全党指出：“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险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折射出了在新的历史和新的理论高度上对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的承接，或者说体现出一种新时期的精神。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精髓所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代学者颜师古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与时偕行”，《韩非子》上的“与时迁移”，都是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思。显而易见，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升华。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后者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即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所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要任务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也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样，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不仅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贡献，而且在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并体现时代性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这难道不是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所在吗?

总之，精神中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价值源于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价值，而这一政治价值又源于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价值，这三重价值的内在统一正是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永无止境，精神的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