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意识形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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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实的政治中，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在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由革命气质到建设气质的转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始终保持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

关键词：执政党；意识形态；多元社会；利益整合；转化

1960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DunielBell）提出意识形态将走向结束；1989年，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认为不但意识形态，而且历史也将会终结。然而在现实的世界各国政治中，意识形态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终结。对于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实现相应的转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状况。显然，这是关系到党执政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一、执政党为何要对意识形态进行转化

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吸引民众、整合民众力量的强大工具，主要用来维系政治建制的正常运作。它“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依靠它来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1］。另外，意识形态还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起支撑的作用。所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当为保持强大的执政基础、获得广大民众的长期支持服务。但是，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总会遇到众多矛盾需要解决，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需求，迫使执政党不得不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转化，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控制公共权力、对权力运行过程施加影响，是几乎所有政党都倾力追求的目标。所谓执政党，指的就是控制公共权力，特别是控制了行政权力的政党。但是，执政党和公共权力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方面，从政党的一般特性上看，政党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利益都同时体现出来，反映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从理论上说代表的是全社会。政府即使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也不能只为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讲，执政党如果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有一个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尽可能反映更多民众要求的问题。

其次，社会的多元化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看到，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以西方国家为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现中间趋大、两头缩小的走势。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不到5％。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人们的身份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几种身份兼而有之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这就使得传统意识形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很显然，只要市场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手段，多元化就无法避免”［2］。与此同时，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又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因此，通过一种能够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来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实的需要也将迫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断进行转化。

二、理想的意识形态应具备的特点

纵观世界上许多执政党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理想的意识形态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即：开放性、兼容性、灵活性。

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要继承本国的历史传统，也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观念。因为，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常常会面对一些新兴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和社会思潮对“官方思想”、“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冲击，执政党不应简单地与之对抗，而应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主要是指执政党不应该片面地反对“左”或“右”，而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又从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而是继承与发展自己的历史传统，使意识形态适应时代的发展，保持合理性与合法性。兼容性强的政党，往往很少刻意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但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灵活变换方向，而且善于迅速吸收各种对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有利的观点和主张。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各政党在纲领和政策上相互交错，不同政党之间在政策主张上往往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经常是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抄袭，实行“拿来主义”，导致“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尽管两党在竞选中相互攻击，但却并不妨碍获胜者把落败者的主张变成自己的主张。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在保护劳工利益和国有化问题上长期势不两立，而现在保守党也打出了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的旗帜；工党则放弃了建党以来一直坚持的国有化主张，两党的立场因而大大靠近了。

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最充分地表现在执政党纲领的发展变化上，特别是要注意“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只有意识形态能够及时主动地适应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发展演进，才能有效占领一切政治思想空间，使自己的思想领导和控制力量达到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为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化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如：社会公平、腐败、产权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这一切都有赖于作为这场改革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必须把握潮流、审时度势，依据时代主题的转换而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统领的政治建制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问题，其原理表达主要有：第一，特征层面的表现是社会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程度在降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削弱；意识形态笼罩社会的涵盖度在缩小，稳定性受到冲击与质疑。第二，意识形态的功能方面，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与意识形态相违背；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在削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整合范围；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论证作用在减小。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转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3］

众所周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转型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要使这样一种在革命时代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保持其内在延续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转化。笔者以为，我们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这一转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一是从阶级分析向利益分析转化。阶级分析方法是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来确定人们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立场，并以此来认识社会冲突根源的理论方法，其理论依据是“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剥削”与“被剥削”的观念紧密联系的。这种方法通过启发被剥削阶级的自觉意识，从而发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分析人们之间利益冲突兴起的原因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其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它希望通过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来保护合法的富人，扶助穷人，扩大中间阶层；希望通过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实施再分配来实现这种“公正”。也即是说，利益分析方法是企图通过缓和利益间的矛盾来保持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上从阶级分析方法向利益分析方法的转化，显示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与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的根本区别。以利益分析的方法为指导，必然坚持以法制为基础，通过利益协调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在持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二是由整体至上向重视个体转化。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国家政权，这就需要其他一切利益和要求都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出于战时需要的这一利益结构模式，在取得政权后得到延续，实质上确立了一种整体至上的意识形态。它以政治权力的强力控制为手段，在整体的协调与控制下实行个体间利益的平均化。这种对个人利益具有压制作用的整体至上，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此以往则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逐渐丧失前进的动力，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前苏联的情况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深刻教训。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及时对意识形态加以调整，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4］，从舆论引导和政策制定上，充分体现了对追求个人合法利益的肯定和支持。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5］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要素分配”，这实际上是对个人在社会分配机制中的合法地位的承认和肯定。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三是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的转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对社会进行的是二元对立式的阶级划分，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体现人民的利益。但在今天，如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依然忽视已经变化了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继续奉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就会阻滞中国社会的发展。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波折以及“”所带来的深刻教训，一再证明执政党迫切需要转化意识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将意识形态从革命的“二元对立”逐步向执政的“务实中和”转变。特别是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意味着共产党将执政的合法性从传统的“打天下者坐天下”，转化到将合法性建立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实现了意识形态从强调“革命”和“斗争”理念向强调“建设”和“创新”价值的全面转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化，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从内在精神气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的主题却是建设，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紧张”。［6］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由革命气质到建设气质的转化及创新上已作出了大量努力，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也展现了我们党在实现意识形态转化上的理性风格。□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厉以平.经济学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0.

［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6.

［3］黄相怀，陈胜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J］.社会科学家，2003（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2.

［5］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李永清.我党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从夺权、革命思维彻底转入执政、建设思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