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外交意义分析论文

时间:2022-10-21 0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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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外交意义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全球化是客观的、多维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同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当代全球化对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推动了外交主体、外交议题、外交方式的革命。

【关键词】全球化主权碎片化外交议题扩展公共外交多边外交

Abstract:Globalizationisaobjectivelyandmultidimensionallyhistoricalcourse,andalsoaidenticalanddiversifiedunion.Contemporaryglobalizationisprofoundtodiplomacy,whichpromotestherevolutionofdiplomaticbody,diplomaticsubjectanddiplomaticmode.

KeyWords:Globalization;Fragmentizedsovereignty;Expansionofdiplomaticsubject;Publicdiplomacy;Multilateraldiplomacy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髦用语”(buzzword)。但是,全球化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处在巨大的争议之中而难以达成共识,譬如全球化究竟是一种实际状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目标,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全球化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美国化吗?全球化是同质化还是异质化?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全球化这一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模糊的说法也意味着,人们对这一变化的理解还是肤浅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作一理解和把握。

一、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它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对全球化作出一个最基本的描述:“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设立各种跨国合作机构,打破国界限制,在各个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和调节,致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向着增加共同性、减少差异性的方向发展的进程”。衡量全球化在当今世界是否存在,并取得进展的最基本的依据应该是:第一,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合作是否增加,从而导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否增强;第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是否感觉到他国发生的事变的影响以及对这种影响的敏感程度怎样;第三,跨国合作机构是否在迅速增加并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增强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全球化的确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一个事实。

全球化是多维度的历史进程。基欧汉在论述全球化时指出,全球化和相互依赖都是多维现象。从分析层面上讲,可以将全球主义区分为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政治全球主义列为社会全球主义的一个子集,甚至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因为几乎所有形式的全球化都有政治意义。事实上,这些多维度的全球化的发生是有先有后、相互交织的。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中把全球化分为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人口迁移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等。他指出,任何对全球化进程的一般性解释都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分化的、多面的进程。尽管二者在具体的划分上存在些许差别,但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客观历史进程。

全球化是同一化和多样化的统一。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起源时的原有形态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心家庭所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单一化过程相伴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极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二、全球化对外交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推动外交主体的革命。自17世纪近代主权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国家一直是外交的主体,而且是作为一个理性、自私的整体单元在国际体系中交往和活动的。但是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和增加并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二是作为外交主体的国家自身发生的变化。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与增加是全球化时代外交的极其重要的变化。一战前大约只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目分别增长到80和500个;而90年代初,全世界国际组织已经增至近500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约30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约4600个。从活动范围来看,国际组织含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国际组织的活动。此外,从影响力方面来看,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了各国显示国力,扩大交往的重要途径;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行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其保护环境的主张已经成了一项基本的国际共识;尽管存在诸多缺陷,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地位仍然无可代替;而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富可敌国,甚至已经开始左右着一些小国政局的发展。这些都是外交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就国家自身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主权日益碎片化。传统而言,国家主权是一个“黑箱子”,不管内部如何运作和“合力”形成过程如何,在管理国家外交事务和对外决策和行动时,最后总是发出同一个声

音,采取统一的行动,外部行为体在与之交往时也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只需要与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代言人的官方代表来讨价还价即可。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情况。国家主权呈现“空心化”趋势,一方面在涉及国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当地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上,国家政府的权力在逐步下放,另一方面,在涉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生态环境问题时,国家权力在逐渐上交。这种主权权力的空心化、碎片化趋势使国家不再是铁板一块,从而使外交行为变的日益复杂化、分散化,除官方外交外,各种利益集团也开始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并日益发挥重要影响。

全球化引起外交议题的革命。外交是时代的产物。传统外交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结盟、缔约和讨价还价。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使世界政治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模式。在这种情势之下,军事和政治问题在国际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一系列的政治前沿领域如经济、人权、环境保护、信息技术等正在融入外交中来。其中最明显的是经济的介入和全球问题诸如环境、、恐怖主义、艾滋病等的挑战。巴斯顿认为,对外交冲击最大的是外交议程的持续扩大。现在外交官需要熟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诸如通讯、离岸海运权、民用航空权、关税争端、民用航空协定和复杂多变的债务外交。

不仅如此,国家还面临着新的威胁,这些威胁要求各国在外交活动中协调一致,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护全球环境、预防冲突、解决国际难民问题等。外交议事日程的扩展对组织结构提出了一些要求。例如,在1981年,美国经济和商务部的罗伯特•奥尔森写道:过去,国务院的高级职员几乎清一色是政治的;而后,商务部开始在成为主要国际议题的石油、货币、贸易等问题上,成为国务院的强有力竞争者。

尽管经济问题已经占据了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外交议事日程的中心还是不断为新增加的领域所改变,如反恐问题等。外交议程的扩大和内政外交的模糊要求外交中的参与者有所变化。它要求企业家、个人、或者非正规的调停人在国际关系的非正规活动中扮演外交角色,如参与调停活动等。

由于外交议程的日益扩大,“在认识国际维和体系时,我们就像盲人摸象。……我们很容易曲解大象的真实特点。”为了了解外交的全貌,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对外交进行研究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路易斯•戴蒙提出的“多轨外交”。戴蒙认为,“多轨外交指的是,我们设计的反映维护和构筑国际和平行动中的不同行为的概念框架。”她认为,政府、非政府的或专业机构、商务活动、公民个人、研究、培训、教育、宗教、金融、通讯和媒体等都可以成为外交交流的重要渠道。路易斯•戴蒙的研究本身就反映了这些领域已经成了外交的战场,外交的内容已经接近无所不包的程度。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使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化,几乎所有原本属于国家内政的事务都开始纳入了外交的议程。

全球化造成外交方式的革命。全球化使当代国际关系日益组织化经济全球化使地球上的空间距离相对缩小,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进一步加深,整个国际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世界由此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深刻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日益组织化。全球化也推动了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信念在全球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之下,个人、民众、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步突现。由此外交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动趋势。

首先,公众外交的兴起。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深人发展,复杂的相互依赖、舆论的影响力、大众传媒、日益增加的国际文化互动,以及观念和信息等因素对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促使它们重新铸造其外交政策结构,把影响国外公众的能力看作其外交战略因素及其所追求目标的不可缺少一环。换言之,基于军事或经济实力的传统强制性方法正逐步让位于依靠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灵活外交艺术,即“软权力”和“硬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开始得到重新权衡。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被委以重任,成为各国外交的至宝。毫不夸张地说,公共外交的影响已遍及全球各地。世界各国愈来愈依赖这一手段以实现创造与国际社会和平对话的气氛、以“软外交”换“硬实力”、促进本国的经济利益的目的。

其次,多边外交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面临问题性质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比较普遍地意识到许多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军备水准等单凭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单凭传统的双边方式也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采取多方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日趋明显,使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使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进程的参与者。这就使得对国际组织的需求增加,国际组织不断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大大鼓励和推动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多边主义行为。由于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出现,国际社会日益机制化,各类国际机制既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又是国家利益得以合法实现的必要的有效载体。所以国家在外交中日益借重国际机制,多边主义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外交的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