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总书记的设立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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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是在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慎重的考虑后决定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邓小平“度身定制”的，它首先反映出培养接班人的意图：第一，要提前培养接班人：第二，主要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同时，也希望通过总书记的设立，在中央一线领导层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关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改变了让邓小平接班的意图，因而总书记的设立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没有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

关键词：中共八大；总书记；；邓小平

一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具有不少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关于中共领导体制的变化等等。对于这些特点，以及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学者由于关注点不同，论述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就笔者而言，较为关注这次会议对中共领导体制的改变，而在领导体制的改变中，笔者最为关注总书记一职的设立。中共八大对领导体制的改变，概而言之，有三个方面：一是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二是设立四个中央副主席；三是将原来的中央秘书长会议改为新的中央书记处，并设立总书记。三个方面中，笔者认为最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设立总书记。第一个方面的变化，只是名称的改变而已，中共八大后所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无论组成人员，还是地位和职权，都与原来的中央书记处没有多大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新增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第二个方面的变化，由于中共八大产生的四个中央副主席(、刘少奇、、陈云)都是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这次会议所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地位和职权与原来相比并没有变化，因而这一方面的变化也无实质意义。但设立总书记不同。从表面看，总书记在中共八大前也有与其相对应的职位(中央秘书长)，也说过中国的总书记相当于外国的秘书长，外国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国的总书记，但实际上总书记的地位和作用都要超过秘书长。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幕僚长，是一个幕后人物；而从秘书长到总书记的变化就相当于从幕后转到前台，从一个幕后人物变为一个前台唱主角的人物。所以这两者有着实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彰显出总书记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一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

中共八大之前，党在领导体制上先后实行过总书记制和主席制。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举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之前，除了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外，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一直实行总书记制，最高领导人为总书记。1943年3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改行主席制，最高领导人为主席。但不论实行总书记制还是主席制，都是单一的领导体制，总书记与主席不并存，有总书记即无主席，有主席即无总书记。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后，这种体制发生了改变，此后直至“”发动前，中共中央既有主席，又有总书记，成为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领导体制。

中共八大这种领导体制的变化，与有着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是决定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一点呢?中共八大之前，邓小平受命主持修改党章，历时三个多月，至1956年8月初完成。修改后的党章所反映的自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调整领导体制的意见和决定。但在邓小平所拿出的党章修改稿中，只规定中央委员会设副主席若干人，没有设立总书记的规定。这说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最初并无设立总书记的意图。但党章修改稿送审阅时，他在稿中的中央委员会设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加写了“和总书记1人”。由此可见，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主要是的意图。

决定在中共中央设立总书记，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慎重的考虑。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总结讲话，谈到修改党章的问题时提出两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是中央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二是党代表大会是否应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改为常任制。但他没有谈到设立总书记的问题。其实设立总书记是比前两者都更重要的问题。他没有把这一问题提出讨论，实在是因为“兹事体大”，在没有考虑成熟之前，他不愿轻率提到会议上讨论。后来，在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的整个过程中，他也始终没有提出要设立总书记。直到1956年8月，即中共八大召开的前一个月，他才在党章修改稿中加进了设立总书记的内容。

对设立总书记，为什么如此慎重?笔者认为原因有二：第一，总书记曾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职位，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情况下，总书记的地位和权限虽然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职位，任何人担任这个职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都将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容易受到更多的注目，也容易发挥更大的影响。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在力量的位置。因此，不能不慎重对待；第二，设立总书记后，将使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在形式上发生重大改变。在此之前，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又是中央书记处主席，既负责决策，又负责执行。而设立总书记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转归总书记主持，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总书记成为了“党的最高执行官”。牵涉到领导体制的改变，也不得不慎重对待。

但是，在决定了设立总书记后，就再没有过任何犹疑，而是坚决地把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当他所看中的总书记人选邓小平一再推辞，表示不愿意担任总书记后，他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邓小平给予很高评价，说明为什么要设立总书记，为什么要推举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从而为全党接受邓小平出任总书记铺平了道路。

三

为什么决定在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的职务?

笔者认为，这个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邓小平“度身定制”的，它首先反映出当时培养接班人的意图：第一，要提前培养接班人；第二，主要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过以后，鉴于赫鲁晓夫所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产生了一种提前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培养谁作接班人呢?从表面上看，刘少奇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是当然的接班人人选。同时，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作过一个形象的“防风林”的比喻。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谈到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时说过如下一段话：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了。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防风林”就是接班人，几道“防风林”就是有几个接班人。当时为了确保在他死后，不至于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接班人问题上确有多作几手准备的意图。刘少奇当然是接班人人选之一。必要的时候，中央的其他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具备接班人资格的人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考虑接班人时，已经有很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解释为什么要设立总书记时有意无意地流露了出来。他说：

“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对这段话稍加揣摩，就可看出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并不是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时年仅五十八岁的刘少奇，已经被与年已七十的一起，从少壮派的范围中划了出来，虽没被完全归人只能跑跑龙套、敲敲边鼓的一类人，但在的这段话里，已经只剩下50％的资格能够登台演主角了。那么有资格登台演主角的是谁呢?在这段话里点了三个少壮派——、陈云和邓小平。三个少壮派中，、陈云是中央副主席，两人在副主席中的排序皆在刘少奇之后。逝世后，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接班，显然轮不到他们。所以他们并不可能取代刘少奇而成为的接班人。排除了和陈云后，就可看出是倾向于培养谁作接班人了。

当时倾向于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还可从他后来的几次谈话中看出。1957年11月，第二次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表示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党内能够接替这一职务的几位人选。他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在这次谈话中，虽然把刘少奇放在第一位进行介绍，但很明显他对邓小平的评价要高于刘少奇。按照他的评价，刘少奇有原则性而无灵活性，邓小平则是两者皆备，在刘与邓中，他更看重哪一个，不言而喻。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发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提出权力要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他挂正帅，邓小平挂副帅，并对邓小平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的这些话曾让一些与会者摸不着头脑，觉得不合常理，因为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按理说，毛挂正帅，刘少奇就应该是副帅。其实这段话反映出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真实思想。对邓小平说，他不仅是书记处的总书记，而且是常委的总书记，是政治局的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段话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一种希望和期待。

正因为倾向于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一职，并推荐邓小平担任。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对于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可以让邓小平培养和锻炼领导和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中央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的首脑，而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可以培养和锻炼其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接班人所必需的。

第二，可以让邓小平处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迅速树立其威信，并使其在接班时不必受到中央领导人排序的限制。中央总书记在中共八大所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序虽然位居四个中央副主席之后，排名最后(第六)，但这一职位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地位上，都比四个中央副主席更显突出，更容易受到国内外的瞩目。这首先有利于邓小平迅速树立威信，得到国内外、党内外的熟悉和认可。同时也有利于邓小平在不担任中央主席后，比较顺利地接班。因为邓小平如果不担任总书记，而是担任副主席，那么一般而言，在接班人的排序上，他不可能逾越第一副主席刘少奇而成为接班人。他担任总书记后，其身份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具有了一种特殊性，这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副主席的序列，在接班的问题上就可以不必受到副主席排序的限制。在中共八大上，本可以选拔邓小平担任副主席，让邓小平以副主席的身份成为他的“防风林”中的一道。没有这样做，而是专门设立中央总书记一职，并推荐邓小平担任，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在接班问题上不让邓小平受到副主席排序的限制。

第三，可以为改变现行领导体制，让邓小平顺利接班预作准备。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已经考虑并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主席的职务，并已得到中央领导层的认可，认为“在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将来适当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虽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包括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即指一般情况下将于五年后召开的中共“九大”。笔者认为，不排除有这样一种设想，即他在中共“九大”辞去中央主席后，废除主席制，仿照苏共中央的领导体制，由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组成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主席制废除后，邓小平所担任的中央总书记自然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所掌握的最高权力，也顺理成章地移交给了邓小平。这当然只是笔者的一种主观推测，但结合中共八大领导体制的调整以及已经准备辞职的情况来看，产生这样的设想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具有这样的设想，那么设立总书记的职务，就为实现这一设想作了很好的准备。

四

决定在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除了意在培养邓小平作接班人外，还有一个考虑，即希望借此在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层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关系。

中共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所谓一线二线，按照当时的设想，是他退居二线，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他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大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于一线，负责主持和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这只是在中共党内高层明确公布的设想。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没有明确公布的设想，即在不主持日常工作后，逐步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担任中共中央名誉主席。为什么要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为了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在第一线树立威信，在他逝世后顺利接班，避免引起政局动荡。此外，也希望能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一方面能集中时间与精力做一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使自己不至于太累，对身体健康有益。

中共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意味着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即使尚未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的领导实权也将有很大一部分从手中转移到第一线领导人手中。1954年中共党内发生的高饶事件，起因就是两个手握实权的重量级人物高岗、饶漱石在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后，滋长了权力野心，企图在这次权力格局的调整中，先发制人，在第一线中占据对自己有利的地位。在中央一线权力增大的情况下，自然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没有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前如何保持自己对一线的控制?在辞去了两个主席职务，担任了中央名誉主席后如何继续发挥自己对一线的影响?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不要让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权力过于集中，而是让其适当分散，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关系。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刘少奇。虽然在1953年下半年才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但刘少奇实际上在此之前就经常以中共党内第二号领导人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地位在之下，但明显高于中央领导层中的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对刘少奇的这种特殊地位，1959年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名刘少奇而不是提名作国家主席候选人时，做过这样的说明：“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二十年了。”如前所述，建国初期，刘少奇自己也曾说过：“我对于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但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尚不是一种正式的明确的分工。在中共八大上，再一次提出中央领导层要分一线二线，并提出设立政治局常委会，设立新的中央书记处，显然是希望一线二线的分工明确起来。一线二线的分工明确以后，如果一线工作仍然由刘少奇主持，他的权力将比以前进一步增大，中央的领导实权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到刘少奇手中。虽然希望中央分一线二线，但他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怎样避免让中央一线的权力集中于刘少奇一个人?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再设立一个新的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之外，再设立一个总书记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从名义上说，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都是在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之下，但从其实际地位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有相对的独立性。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后，原来由刘少奇负责主持的日常工作有相当一部分被划给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中共八大以后，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划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一块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形成了由刘少奇、邓小平共同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格局。这显然是一种权力分散、互相制衡的格局。

不可否认的是，所设计的这样一种权力制衡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他保持对中央一线的控制和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实上，中共八大前后，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层鉴于斯大林的教训，的确有意参考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形式。在已立意辞去两个主席职务，担任中共八大党章所规定的中央名誉主席的情况下，在中央领导层中适当分散权力，建立起一种权力制衡的关系，不仅无损于他个人的威望，而且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设立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在他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央主席后，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格局趋于合理，趋于符合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而做出的一种有意安排。

五

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的意义已如上述。但这些都只是在做出这一制度革新时的主观设想，它们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并没有变为现实。1956年~1966年，邓小平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总书记一职在中共中央领导体制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凸显，邓小平也没有通过担任这一职务而成为的接班人。总的来看，总书记这一角色与中共八大前的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区别。正因如此，人们在研究中共八大时，往往会忽视设立总书记这一本该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制度革新，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深远用心。那么，这一职务的设立为什么没有产生所预期的政治效果呢?

这首先与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有关。在中共八大设立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他在中共“九大”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后，邓小平能以总书记的身份接班。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段话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在中共“九大”接班的一种暗示。因为只有接的班，才可能既是书记处的总书记，又是常委的总书记，又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代表大会五年召开一次，中共“九大”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是，中共“九大”直到1966年“”爆发，刘邓被打倒，都没有能够召开。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一方面意味着改变了在中共“九大”辞去党中央主席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改变了原来让邓小平接班的想法，设立总书记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为什么改变让邓小平接班的想法?其中的原因复杂，不一而足。但主要的原因是认为邓小平搞“独立王国”。另外也同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党内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有关。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大提出设立书记处和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一个重要的考虑是适当分散刘少奇的权力，在中央一线建立起一种权力制衡的关系，以保持自己对一线的控制和影响力。但这样做的结果与的初衷适得其反，对一线的控制和影响力反而减弱了。后来说，中共八大后，“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出了哪些“独立王国”呢?认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在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两个“独立王国”，说“你们去猜，我不讲了”，但大家都知道是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1966年10月24日，在一次会议上多次对邓小平进行指责。他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还说：“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认为邓小平搞独立王国，当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邓小平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中共八大上他就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很可能是把邓小平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以个人领导代替党的集体领导的一些做法看成是搞独立王国了。正是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和态度的改变。

1961年9月，距中共八大正好相隔五年，按照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者问他：“你的继承人是谁?”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这是第一次明确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在此时明确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否定了邓小平。但是不是重新肯定了刘少奇呢?也不尽然。不如期召开中共“九大”，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到这时还没有选准接班人有关。经过几年的观察，他觉得邓小平不能让他满意；但刘少奇也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所以在这以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他的“防风林”中的另一个人选——，但他对让接班也不能全然放心。因此当他心目中忠诚可靠的元帅在1963年逝世的时候，他有满腹的感慨：“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邓小平没有按照所预期的成为接班人，他所担任的总书记职务不仅失去了最主要的意义，而且其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没有的支持，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不可能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事实上，“”爆发前的几年中，一方面是对刘少奇越来越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是中共中央一线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刘少奇手中。这种形似“悖论”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与总书记这一职务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下降是有着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