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的合理性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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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自身的和谐机制。集体主义作为和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观念，让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它的社会关怀作用，应该是建设和谐社会或和谐机制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巨型技术；和谐社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发展，集体主义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似乎有些久违了的感觉，尽管社会还在以各种形式去宣传和提倡。与此相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却在人们日常观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滋长蔓延。这正是对集体主义的合理性进行反思的大好时机，因为人们当前可能对这样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即如何理解集体主义的基本含义？集体主义存在的条件和界限是什么？个人主义能否包办一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集体主义？在当代强调集体主义究竟有何意义？人们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相互交错，人们难于作出判断和选择；另一方面，更主要是由于以往的理论工作只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当作了论述的前提，而缺乏对这些前提进行分析，所以才导致人们缺乏思想的清晰性和坚定性。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劳动主-客体原则来考察这些问题，以期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观念，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劳动主-客体原则下的集体主义思想

以往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论认识常常缺乏深入分析精神。人们一般认为集体主义就是集体占有形式和观念形式；个人主义就是私人占有形式和观念形式。集体主义要求集体利益优先；个人主义要求个人利益优先。人们很少去追问各种占有形式和利益优先原则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问题。即便有时做一些类似的追问，但也只是局限在经验层面的探讨。人们有时对这些问题常常争论不休，也主要是由于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感觉经验当作理论依据，而没能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审视这些问题。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常常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问题距离现实生活很近，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治理论宣传教育，人们对这些问题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并把它们当作不需要任何哲学阐释和分析的既定事实和理论前提，所以这些问题很难深入人心。但熟知并非等于真知，只有真知才能达到思想上的坚定性。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我们感到对这些问题要想达到真知，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原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证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中首先指出，他的哲学与以往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从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基础上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大部分哲学-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问题进一步集中于物质生产劳动这个主题上，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现实的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在生产劳动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还是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语言的生产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是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现实的感性世界的存在基础。[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现实存在和思想观念都是物质生产劳动这个主体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劳动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下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因而只有在劳动主-客体原则中才能得到理解。再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主-客体原则具体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关系中来阐释现实问题。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表明不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不论是私人所有制形式还是共产主义的联合体形式，它们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有关。而生产力状况就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状况，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方式等状况。这些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即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则。

在这里，切忌不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劳动的主客体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否则将会阻碍我们对问题的深入认识。只有从劳动主客体原则来进一步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才会形成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状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一方面，人通过生产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在自己的劳动对象中，从而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对象来认识自己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劳动对象）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劳动客体或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在本质上是从属于劳动主体的，是劳动主体的“无机身体”，因而人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而合情合理地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所以对人的劳动产品的任何形式的剥夺和无偿占有，则是导致“劳动异化”的深层根源，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是在生产劳动中不断生成发展的，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则人们的生产关系或社会所有制形式也应该不同，而且人们的社会意识或思想观念也随之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在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家庭出现之后才产生的，是与父权制家庭的劳动形式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父权制家庭的劳动形式直至封建社会手工作坊这些劳动形式，既不同于原始部落的集体劳动形式，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集体合作劳动形式，在那个时代里，社会劳动形式主要是以家庭成员时而可能附带少量帮工为主体的家庭劳动，家庭劳动的资本和劳动资料也仅限于自己家庭所有。在这里，财产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制是合理的，劳动产品归劳动者个人或家庭所占有是天经地义的，这表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伴随这种私有制也必然产生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并以这种思想观念来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传统哲学中还以“自我意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形式固定下来，马克思认为，：自我就是“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2]这种自我意识对于早期私有制生产关系来说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原有的生产劳动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继续沿用原有的私人占有制形式就必然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要根本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只能消灭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阐述了集体主义存在的另一条基本原理：即在个人主义无能为力的地方，人们就只能选择集体主义。马克思认为虽然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无产阶级并非是天生就有集体主义的团结本能。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普遍竞争的社会机制，雇佣工人最初总是采取一种利己主义的生活态度，他们总是为争取就业机会和其他个人利益而相互分裂、彼此排斥。但当他们感觉到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时候，并在本能地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中遭到惨痛的失败的时候，从而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自觉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力的斗争集体，并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因为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们深切地感到，不依靠集体力量就不会取得斗争的胜利，从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3]这个原理表明，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一个强大的斗争对象的时候，即仅以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这种强大对象强加于自己的伤害的时候，有着共同遭遇的并有着共同抵御目标的人们就只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有效地实现每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么，这个集体形式与其说是每个人的生活手段，不如说是每个人必然选择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目的。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这一条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生产实践。当人们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需要，必需完成一个巨型的劳动对象的时候，当人们感到单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劳动对象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采用集体主义的劳动形式。现代“巨型技术”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二、巨型技术条件下的集体主义示范

“巨型技术”是现代社会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比如，制造载人宇宙飞船、描绘人类基因组图谱、探测火星计划等等。巨型技术代表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成就，它是通过综合性高科技集团来共同完成的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尖端性的巨型技术课题或技术产品。它不仅涉及到庞大的高科技人才队伍，需要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保障，涉及多学科的协同攻关，而且更主要的它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复杂系统和有机整体。

巨型技术的这些特点决定着，在巨型技术条件下的生产生活必须是集体主义的，因为面对巨型技术这样一个庞大而尖端的客体，是任何一个单个主体都无法单独去完成的，它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合作来完成。所以它首先要求承担这项技术任务的高技术团体必须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和高度计划性的集体。就其严密组织性来说，它不仅涉及到多学科的横向协同攻关，而且也涉及到科研、试验、生产制作、技能训练和物资供应等一系列纵向组织环节。每个环节之间都必须紧密配合、有机衔接，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任何一个小小细节出现偏差，都可能导致整个“巨型技术”毁于一旦。就其高度计划性而言，它必须在事前就做好各项计划准备工作，包括各项可行性技术指标分析；整体目标开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分析；每个阶段的预期研究成果的预测；以及与整体目标相配套的人财物的需求计划等。

由于巨型技术要求的是一种紧密合作的集体劳动形式，那么它也要求该集体在充分重视每个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同时要求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觉悟，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责任感和荣誉感。因为巨型技术是一项高度复杂化、高度系统化工程，这种工程的主要特点是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之间的高度统一性，是一个高度“集成性”的整体。这样一个劳动对象在实际工作中，必然形成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双向决定性关系：既有“正向决定性”关系，又有“反向决定性”关系。一方面，集体的整体工作目标决定着个人的局部工作目标。虽然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但在集成性整体中，个人的局部工作目标是没有独立意义的，局部的价值只能通过整体价值来体现。所以个人价值和利益只能通过集体的整体目标的最后完成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某个局部任务完成了，但整体目标没有完成或失败了，个人价值仍得不到实现。这里所体现的价值机制就是整体决定部分的“正向决定性”。另一方面，个人的局部工作目标决定着集体的整体工作目标。因为在这个集体中，虽然每个人的工作目标是局部性的，但由于整体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各个局部目标的实现为先决条件，所以在这里所体现出的工作机制就是局部决定整体的“反向决定性”。在这里，“正向决定性”关系与“反向决定性”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的是个人的价值机制，后者侧重的是个人的利益机制。这种双向决定机制表明，一方面，集体要关心每个个人利益，因为集体的整体任务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局部工作；另一方面，集体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具备高度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因为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存在价值只能通过集体共同劳动的整体性来体现。所以这种思想要求决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而是来自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高度自觉，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无效工作或失误，不仅破坏的是集体利益，而且同时也破坏了该集体中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个人利益。所以他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中必然包含着他对包括他个人在内的所有个人利益负责的内在自觉。

由巨型技术所示范的集体主义对我们当代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怎样生产，人就是怎样的。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化的交往方式也必然使人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当代高度社会化的人们来说，他们本来应该具有越来越强烈的集体感，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越来越产生一种相反的感觉，即人们之间越来越相互疏远和分离。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受到了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非神圣形象”统治的结果，所以现代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露和扬弃由“非神圣形象”所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以恢复人们的集体感。他认为新唯物主义的立

足点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集体主义关怀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对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式。由于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曾经在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随着出现，比如，生态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是当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实质上是建立一个能够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社会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出这样一种社会机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发展道路，我们并没有成熟经验，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又只能与西方市场道路接轨，并学习借鉴他们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又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

在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优势经验影响下，也使我们的社会生活遭遇到个人主义的浸染，比如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的生活观念已渐渐取代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客观上已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

而且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普遍遭受到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比如生态问题，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主要表现。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有些人曾不计成本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结果导致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等等，这些破坏都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同程度危害。而这些危害几乎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又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来加以解决。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有多种途径，比如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但其中一条有效途径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不正当经营者。如果人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集体的力量的有效性，而不对政府力量产生过分的依赖心理，那么各种社会问题可能会降到最低限度。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形式，但关键问题是如何把人们有效地组织起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时期，他敏锐地注意到那个时期有一股强大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这股强大的幽灵就是当时无产者在个人主义自由竞争挤压下所产生的集体主义的渴望。所以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4]而阶级就是有着相同立场和共同利益的集体。

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民间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显然已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那么剧烈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是为争取生存权而斗争，而现在则是为提高生活质量而斗争。吉登斯把这种斗争性质的变化概括为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生活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以合法的形式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提高了而是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了有效抵御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人们自觉地形成了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女权运动组织、劳工组织、甚至同性恋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合法的斗争形式来同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各种社会现象作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无限膨胀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的畸形发展。

现代西方社会所开展的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抵抗运动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哪些启示呢？应该看到，和谐社会是在承认社会差别的前提下来达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共处的，这种和谐关系决不是过去的平均主义，因而决不能完全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实现。当然国家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去培养社会自身的和谐机制，这种和谐机制的实质是社会自身避免畸形发展的相互制衡机制。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作为和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观念，让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它的社会关怀作用，应该是建设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机制的一条有效途径。

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新农村。但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的缺点是生产技术落后，市场信息不灵，交换成本极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要想改变农村这种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农民们还是应该以自发的形式走回集体主义道路上来，通过自发合作的形式形成规模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引导和扶持下走现代企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也许是建设新农村可以认真探索的一条途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77.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3）：1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