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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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廷黻的政治思想，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分别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向度简析了蒋氏的相关思想和政治主张并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同时对蒋氏思想此一特征之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扼要的分析。

[关键词]蒋廷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作为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知识分子蒋廷黻，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并不是蒋的思想的全部。从宏观的角度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民族主义的身影，而民族主义的足音总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回声，这一现象不仅一般地体现在蒋廷黻身上，而且还以二者相互作用的形式表现得格外突出。以此视点考察蒋廷黻的政治取向，乃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站在自由主义平台上观察蒋廷黻，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有中立的超脱，也有理性的洞见；但其超脱与洞见若以民族主义为背景，便立即显现出他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沉焦虑。这表现在：

其一，以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为原则，对鸦片战争以来颇有影响的一些政治人物做出了独到的点评。例如，对被公认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持一定的批评态度，对被指责为投降派的琦善则多加褒奖。因为在他看来，前者因爱惜名节，惧怕清议，而隐瞒中英军事间力量差距的实情，知不可战而战，结果既助长了中国士大夫们所固有的虚骄心理，又延误了清政府学习西方的时机；而后者虽于鸦片战争的军事胜负无所作为，但在明知不可战的情况下致力于外交之举，却超越了时人。对于农民领袖洪秀全的评价也是这样，蒋氏肯定了其反对满清、恢复汉人自由及平均地权的主张，却又不讳言其在人格与才能上的欠缺，断言其即使领导农民起义取得成功，也不能给民族带来幸福。又如，他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可以原谅，但其对近代以来军队私有倾向与军阀长期割据的局面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其联俄制日的政策却有引狼入室之嫌；奕訢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的贤者；文祥是位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等等。蒋廷黻的这些见解都是想人未想、言人未言的历史洞见，也许正是作为其崇信自由主义价值中立性的最好明证。

其二，以理性的眼光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检讨当前的外交关系。就前者而言，如鸦片战争，他认为中方在军事上的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不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士大夫们政治上守旧，文化上保守，人格上懦弱，以及缺乏积极进取独立的精神使然。对中兴将相们所发起的自强运动，他认为其虽然救了清朝，但由于清朝不能救中国，又加之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还有，对于康梁发起的维新运动，他肯定其比较自强运动有更加西洋化与近代化的一面，可又认为其操之过急，结果终因社会基础的缺乏与实力派人物的反对，未能逃脱流产的厄运。至于义和团运动，他则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反西洋化与近代化的，具有盲目的排外性。此外，蒋氏还对民国以来常为人诟病的中央政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来，从袁世凯到，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的。”

就后者而言，蒋廷黻认为：“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敌对。”据此，蒋一方面提出了自己对苏、日这两个中国近邻的看法，认为苏俄在远东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其与日在战和进退中，大多总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而日本也是一个想主宰中国东北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强国，因此对于日俄，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中一个当成完全的朋友，另一个看作完全的敌人。基于这一看法，在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发表文章力主中国与苏联恢复和发展外交关系，认为“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外交是变态”。他还向苏联驻华大使提议：“中苏应先携手，作为反日核心，然后两国合作以促进反日大同盟。”其实，蒋氏此见与英国19世纪政治家狄士累利的国际关系“利益中心论”如出一辙，即国际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另一方面，蒋廷黻又表达了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中国之贫穷落后的根源固然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非全在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主张和平者，有同情中国者；他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内乱，发展经济，建立现代组织，普及现代知识，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据此他坚决反时人的所谓“革命外交”，认为“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的激进行为并不足取。中国要发展壮大，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与国际社会适度合作。

由此可见，蒋廷黻在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判上，以及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已一反前人或时人的定论，跳出了以成败、以阶级等传统或流行观念来评论历史上之是非得失的窠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廷黻借助自己的英美教育的文化背景，自觉地接受了近代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理性观念及价值中立原则。这样一来，他在政治见解的表达上便能自觉地追求以理性为依归，反对盲从与非逻辑思维，认同经验观察与逻辑自洽。同时，他也就会有意识地遵循价值中立原则，尽量地使主客体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防止偏见与情感对结论的干扰与理性的蒙蔽。

但是，蒋廷黻为什么要用理性、中立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理念和原则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呢?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当与其思想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表现为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与强大的追求与维护，同时表现为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与遵循。用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维罗里的话来说：“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了精神上、道德上的对国家的认同。”“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基于这一民族主义的视角，便不难明白，林、琦、曾、李诸人物，鸦片战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诸事件，以及日、俄诸国家之所以进入到蒋廷黻的视野，乃是因为它们直接关联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充满屈辱与忧伤、抗争与探索的历史，即直接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相关。因此民族主义便成了对它们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进行评价和判断的重要标准。为什么他要抑林而扬琦?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强硬立场延续与助长了清王朝盲目自大的虚骄心理，导致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被他视为中国19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李鸿章，其联俄制日政策为什么遭到他的否定?那是因为其种下了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中华民族频遭国难的隐患。蒋氏对这些历史人物及事件选择如此的处理方式，也许只有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诠释。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事件与人物的解读，能够唤起国人对历史的再认识，从而为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提供教训，不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他也想借此告诫国人，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的现时代，中华民族不能闭关自守，应该主动走出拒洋、和洋与恐洋的怪圈。由此看来，蒋廷黻用以评判历史的方法虽然是自由主义的，但他选取的评判标准则是民族主义的。

如果说前面的分析是从自由主义角度切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将以民族主义范式进行。由此将会发现，蒋廷黻的很多思想主张其实就是他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多有思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有些人眼里，蒋廷黻作为一名饱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传统文人所具有的那种修、齐、治、平的经世抱负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世追求也许会比较疏淡，尤其是在那样一个传统受到全面挑战与普遍怀疑的时代。实则不然。例如，在其成名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他就透露出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济世意识。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是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的抵抗方案，我们要尤其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他还问道：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们家族与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显然，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对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近代国家，充满着期待。同时，蒋廷黻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也心存忧患，认为得努力改一改。他说：“我以为我们首先要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以牺牲，事业不可牺牲。”故此，作为学人，他写出了如《评人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外患史》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性文章，力图通过学术研究为探求民族复兴道路提供历史的借鉴；作为政要，他敢于倡导和实行一些改革，为了公事，甚至不免时常向同僚和朋友发难。蒋氏如此的人世态度，以致于被后人评价为具有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而且，蒋廷黻还认为知识分子要敢于担当，要勇于任事，不必回避做官。“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做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金吃饭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知识分子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更应该果断地站出来为国家做贡献，而不应因清高而自设藩篱，因虚名而逃逸观望。为此他曾激愤地指责某些缺乏责任心的读书人，甚至说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这样愤世嫉俗的话。可见，蒋氏主张文人做官与参政，并不是为人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参政做官只不过是为国家尽自己的责任。正如他曾经所作的自我表白那样：“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专为金钱荣耀，对我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清高。”

其次，不忍国家和民族频遭危难，表现出强烈的救亡意识。鸦片战争以降，面对民族危机加剧、国将不国的严峻形势，许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案。“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中心点是用新式专制求得国家的统一。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其重要原因是各派军阀相互混战，自毁干城，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实行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只有高度集权，才能产生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政治统一、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他把这种中央的高度集权称为新式独裁，认为与其让国家分裂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即军阀割据，不如用一个大专制即中央专制来取代它。蒋的这些看法的提出曾引发了一场关于独裁与民主的争论，争论中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表示无条件拥护中央。他说：“我们应当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也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是励精图治的。”他坚持认为，“无统一决不能有大建设，因财力将费于军事，且治安不能保全”，“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我产生矣”。与主张新式专制并行的是，蒋氏还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在中国一谈革命，就离不开内战；在中国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因为在当时割据的大环境下，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党，也从来没有目的纯洁的革命。为此，蒋氏还举证中国之所以自晚清以来没有一个好政府，国权之所以沦丧，就是因为革命不断的缘故。比如他在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时说：“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中央彼时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最后，蒋氏针对中国近年革命所产生的恶果，愤怒地说：“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

除了主张通过实行中央集权的新式专制与反对革命来谋求国家统一和建立起民族国家外，蒋廷黻还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主张。他指出，日本之所以选择向中国发动侵略，其缘由就是因为中国缺少现代化，国联之所以对中国政府的正义呼吁反应疲软，也是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中国现在是制度陈旧而残缺，物质贫困而稀缺，文化保守而落后，国力弱小而分散，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进行物质与制度的创新，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同时在此过程中须吸取外部世界物质及精神方面的资源，努力争取利用外部力量图中国自身的发展。如此，中国方可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中华民族的危亡亦会日趋缓解。所以，他将实现现代化作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且呼吁人们集中力量帮助和督促政府，以求得现代化的实现。

总之，蒋廷黻的政治取向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无论其经世致用的抱负还是救亡时世的主张，都烙上了民族主义的印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蒋廷黻可以作单纯的民族主义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强调民族主义并不表示对自由主义的排斥，相反，民族主义的向前迈进更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实现。这便如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一定是有好处的。如果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出花朵，则可使中国民主组织架构顺利而自然地趋于完成，否则，就建立不起来。正因为如此，蒋廷黻曾得到了当政者的某种赏识，从而进入了权力精英的行列；但又不得不面临着被长期置于主流政治之外，成为一个“局内的局外人”的尴尬。

由此可见，蒋廷黻的思想上既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且二者相互作用，并行不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但彼此并非天然的对立。就自由主义而言，虽然其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但诚如伯林所说，个人必须归属于特定的群体，抽象的个^，并不存在，而最切实的群体就是民族。人的言论和行动及其意义只有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人们所享受的自由和平等，也必定是在自己社会文化中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民族国家，只能建立在由自由平等的一组成的社会基础之上。就是说，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并不矛盾。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必然对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宪政与法治提出要求，而这也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才能实现。再就民族主义而言，虽然民族主义着眼于群体，但这所谓群体不可能是混沌的抽象物，而是无数个体的集合，这里的个体，只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它们是民族国家赖以建立的源泉和基础。可见，讲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所崇尚的个人的否定。而且，民族主义在自由主义面前并不是被动的，如有人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一种对集体的重塑，而重塑的关键，则在于对人的权利的大调整，即把原先仅属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的权利，普及推广到一般民众，大众间的权利平等是构成集体的所有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共同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会主动地对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进行接纳并通过民族国家将其“物化”为具体的制度设施。此外，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必然要求不断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比如说，美国由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的强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国家领导人自建国起就开始大_力推行欧洲流行的自由主义建国理念，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贯彻到制度建构与政治生活中去；从而，既维护一般民众作为国家公民应享有的权益，又培植了他们对所在共同体的认同和热爱，而此种认同与热爱就是培育民族主义的最好土壤。因此，作为自由主义体系中的自由和民主不是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障碍，相反，而是推进其不断前进的政治动力。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功能上是可通约的，它们完全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是以蒋氏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于一身有其内在的可能性。

其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使得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有种天然的好感。因为凡是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当他们提出并追求自由主义目标时，都不可能置民族主义于不顾，尤其是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他们出于对理想的忠诚和现实的关怀，不得不将二者结合起来：要么以民族利益作为自由主义主张的现实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么以自由主义来规范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从而实现国家向近代化提升。而且，从操作层面上考虑，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在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动员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共同御侮方面，民族主义的口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正如政治学思想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再也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再也没有比国际冲突更能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因为只有民族主义能动员的群众不仅人数愈来愈多，而且规模也愈来愈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常常在坚持自己理念的同时却往往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蒋廷黻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为了民族的安危他甚至提出有违自由主义主旨的独裁论。不过，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他所持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民族主义。他曾经说过：“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确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药方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强调中国不应该对“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持反对态度。显然，蒋氏此种开放式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因子，因为从他的主张中不难发现他是希望中国作为正在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国家应该努力向西方自由主义国家靠近，而且也体现出某种理性和宽容的倾向。故而，民族主义意识夹杂在蒋氏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在时势上有其必然性。

再次，信仰自由主义的蒋廷黻之所以同时又趋向民族主义，与蒋氏本人的经历相关。按照蒋氏自己的说法，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传统文化当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经世济民的思想，并逐渐萌发了用功学习以备将来为国家作贡献的志向。后来负笈海外，其理想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有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曾多次宣称要献身救国。为此，1916年他积极要求加入“少年中国”这一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激进团体；1918年，又主动报名到法国参加青年会战地服务工作；1921年，当裁军和有关远东问题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他又以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的秘书身份进入现场观看了会议实况。此外，他在国外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不时涉猎有关民族主义内容的书籍，并十分欣赏。例如，他对反映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事迹的读物十分喜爱，认为他们是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他对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理论也非常推崇。如此看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体现和作用于蒋廷黻身上，思想上有其合理陸。

至此，蒋廷黻思想的价值取向处于一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状态，理论上有其可能性，时势上有其必然性，思想上有其合理性。当然，就蒋氏本人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其价值取向中，好比是一曲和谐的乐章，如果自由主义是其中经久不息的旋律，民族主义则是袅袅不散的音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