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强硬派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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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法西斯分子是对华侵略的罪魁祸首，法西斯中的强硬派分子更是在对华侵略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强硬派分子的能量估计不足是导致我国抗战初期处处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对法西斯强硬派分子的剖析，使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疯狂性和顽固性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使我们对日本右翼势力能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

[关键词]日本；法西斯；强硬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即是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有一共同特征，即主张通过侵略他国来扩大日本的生存空间，以武力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但在具体的侵略步骤、方法上，法西斯分子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派在推进侵略时较为“理性”，主张渐进式的侵略扩张，量力而行，稳扎稳打，这一派以政府中的文职官员居多；另一派则非常狂妄，贪得无厌，咄咄逼人，极富冒险性，这一派主要以军部法西斯为代表。一般将前者称为稳健派，将后者称为强硬派。过去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样看问题似乎太笼统，不利于搞清问题。因此，特在此文中将强硬派作专门考察，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法西斯思想的膨胀及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化

自明治维新始，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也随之膨胀起来。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要想免遭灭国之灾，除了加紧改革、学习西方之外，还必须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保障。在西方列强的频频进击面前，自己不扩张，就等于坐以待毙。在这种社会心理的驱使下，向朝鲜、中国大陆等地侵略扩张的声调一直盛行不衰。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家福泽谕吉也于1885年3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这即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吹侵略中国和朝鲜了。

1916年5月，法西斯分子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中公开鼓吹：日本应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直到1945年，这种侵略论调在日本一直十分猖獗。

法西斯思想的膨胀必然导致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化。1919年，大川周明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法西斯组织——犹存社；1923至1924年间，军界、政界又相继成立了一批法西斯组织。1924年1月1日内务省官吏成立了全国教化团体联合会。5月，成立了以枢密院顾问平沼骐一郎为头目的国本社。12月，成立了以法相小川平吉为头目的青天会。这些组织的出现表明，日本的法西斯已进入了组织化的阶段。

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已达到了能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当时的田中内阁召开了有陆、海、外三省官员参加的东方会议，专门研讨并制定了对华政策。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待征服中国之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区，以及欧洲。”《田中奏折》继承和发展了明治以来的法西斯传统，集中体现了以侵略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思想，它将处于舆论阶段的法西斯主义上升为国家政策，从而为法西斯强硬派的猖狂活动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法西斯强硬派的战争冒险

1931年3月，法西斯强硬派分子、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步兵学校作了《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报告，他说：“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强硬派首先在东北开始了侵华战争冒险。

1929年，关东军中的强硬派分子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即制定了侵略东北的计划。该计划为：以关东军为主体，“用阴谋制造机会”，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宣布把满蒙并于日本。不久，此事为稳健派探知。1930年9月15日，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币原外相：“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事。”得知此事的币原外相极为震惊，他向陆相南次郎提出抗议说：“此种做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南次同参谋总长金谷大将商议后，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去东北阻止板垣等人的阴谋。板垣等人闻知建川要来，便决定在其到达东北前先斩后奏，抢先发动。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举向中国军从进攻。大吃一惊的若槻内阁在获知事件爆发的消息后即召开了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让陆军大臣将中央的决策通知了关东军。国际联盟在接到中国政府9月21日提起的控诉后，也于23日召开了紧急理事会，决定委任国联行政院主席向中日两国紧急通告，不要扩大事态。然而，强硬派操纵下的关东军却置本国政府的决定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于不顾，不断扩大军事行动。21日，北上占领吉林，10月8日，又轰炸了张学良的临时政府所在地锦州，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全东北，使得我三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1937年7月7日，强硬派分子又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一开始，日本政府并无将事态不断扩大的意向(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彻底放弃其侵略方针了，而是有其他考虑)。“七·七事变”爆发后的8日早上，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陆、海军的军务局长共同制定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当天下午，这三位局长提出的方针由内阁会议通过。日本最高军政当局认为：为圆满地解决事态，必须要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并用才行为达此目的，日方已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调停，并按的要求命令前线作战部队立即停战，以创造一个和谈的基本条件。但初战得手的军部强硬派却根本不顾日本国内最高军政当局的意图，不仅没有停战，反而加紧向中国腹地推进。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和沪淞一线的日军长驱直进，步步紧逼，不断扩大战线，进而直达南京。南京陷落后，疯狂的日军又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从而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变为不可调和。三、强硬派对政治的干涉

法西斯强硬派除了进行军事冒险外，还积极地插手政治事务，以扩展其势力。1931年10月21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本侠在司令本庄繁和板垣、石原的指使下，完成了在东北建立傀儡政府的具体方案《满洲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并密谋将清废帝溥仪作为伪政权的元首。为将蛰居天津的溥仪劫来东北，强硬派把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往天津。当时交给土肥原的具体任务就是运用各种阴谋手段扰乱天津地区，乘机把溥仪带到东北。日本政府币原外相坚决反对抬出溥仪，他认为：“宣统帝的出山虽与独立国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但外界认为满洲独立国是由我方策划的(尽管宣统采取自己逃出的形式，但外界不会轻信，而且要对此类事件加以保密是极为困难的)。通过11月l6日召开国际联盟理事会，对以任何方式带走宣统皇帝一事都将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出现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再者，现今满蒙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因此，拥立宣统皇帝在满洲本地名声也不好，何况对中国本部和世界各国的影响。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阴谋等口号下，情况更可想而知。这样就会出现日中之间永远不可能谅解的局面。总之，我认为拥立宣统皇帝的计划，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当时，包括陆相南次郎在内，几乎所有的上层人士都反对拥立溥仪。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按币原外相的指示，在天津采取严密戒备的措施，以防强硬派将溥仪劫走。但强硬派分子却一意孤行，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的华人街策动暴乱，趁驻津日军注意力分散之际将溥仪劫往东北，随后以溥仪为首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3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才通过了由陆、海军省课长们所决定的“处理方针”。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内阁的权力被强硬派几乎剥夺光了，强硬派分子对政治的干涉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在中日战争的十几年间(1931—1945)，举凡一切与日本有关的重大政治行动几乎都可以看到强硬派分子的阴影。他们在国外制造事端、扶植傀儡，在国内也是频频掀动政治地震，使得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

四、强硬派的政变和恐怖活动

法西斯强硬派是疯狂和野蛮的化身，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要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对此，强硬派是以更疯狂和更野蛮的手法来压制、扼杀反对力量。他们除了动用合法的手段外，也大量采用非法手段来对付反对者，政变和刺杀就是常用的两种。

1932年，强硬派分子先是于2月暗杀了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后于3月暗杀了三井合名理事长。5月15日，他们又策划发动了“5·15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首相犬养毅。“5·15”的政变者们公然叫嚣：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1936年2月26日，法西斯强硬派又策划发动了2.26兵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等政府机关，杀死了内务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重伤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叛兵们占据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议事堂等政治、军事中心，使得政府一时间陷于瘫痪状态。军部高层的强硬分子则策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叛乱，在他们的庇护下，叛乱居然在首都持续了三天。通过这次叛乱，军中法西斯强硬分子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趁机要求实现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个、第三个“2、26事件”。在冈田内阁总辞职后，军部法西斯立即对继任内阁的组阁工作进行干涉，凡被视为自由主义或协调主义的人物均被排除在内阁之外。

法西斯强硬派除了对政敌采用恐怖手段外，在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中也采用这种手段。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强硬派内部一派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径直来到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属强硬派中的统制派)的办公室，用军刀将正在办公的永田铁山砍死。由此可见强硬派分子气焰之嚣张。

抗日战争已过去五十年了，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留下的创伤并未复原：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并来减轻。提到这样一群法西斯强硬分子，虽事隔几十年了，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将军仍气愤地说：“日本到了那个时候(指疯狂扩张——引者)，真是上帝能容忍日本哪!日本军人狂妄到那个程度，不但是对我们中国，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重臣，都是用这个办法(指采用暴力手段——引者)。军人狂妄到这个程度，日本没灭亡，那真是上帝的恩惠!这是我的看法，我当时非常难过，没法子。我怎样退步，怎么样想和日本合作，也没法子。”二战结束已几十年了，但日本的民间、政界法西斯主义仍阴魂不散。近年来，不断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表反动言论，更有些法西斯分子连南京大屠杀也不承认。这说明：我们对法西斯主义还不能放松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是人类之大敌，人们必须对法西斯思想的蔓延与滋长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能够视若无睹、姑息养奸，对法西斯分子，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中的强硬派更是要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