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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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策》一书不单是只有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书中所体现的战争的重要性，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重用贤臣、摒去奸侫，重民爱民、关注民生等政治思想的内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既吸纳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诸子的思想言论。又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战国策》；政治思想；时代背景；诸子学说

《战国策》一书，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记载了许多的言谈游说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的言论，正如西汉刘向所言，此书“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历代学者也大体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但是笔者认为，书中的言谈游说之士的纵横捭阖，就其本身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干人主”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性质，其中并不带有什么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就是教人如何为了某种利益而打动对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术”。然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许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时期，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必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权利的分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政治主张的概念及论证涉及政府(政治机构)的措施与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为的人，如古时的君、臣，近代的议员、公民，皆在其讨论诠释的范围之内。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论及当时的游说之士时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各人的一套议论主张”来游说上层人物，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本文就是对这些游说之士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

因为在《战国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讨时，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其总体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观点。

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都想战胜对方，或是达到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当时战争就体现了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战争之惨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国国君“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国之间的征战依旧如故，并且各种指挥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颇等人也都为人君所重，而如何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即所谓的“兵家”。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那些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就将战争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

夫徒处而致利，安座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也。

这段话中，就提出了当时的人主治国的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广地”。但是在当时群雄并立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可以查阅《史记》中所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无年不战，无战不是杀人逾万、血流成河，最终的政治利益的实现靠的就是战争。不但“致利”和“广地”需要战争，守护国土、避免邻国强占本国的土地，更是离不开战争。《战国策》中所载的郑同说赵王之辞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围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在战国这个纷争惨烈的时代，想要保住国土，不能向邻国“告以礼”、“说以义”，用文章或口头作道义上的论争，而是必须备守城之具，有充足的军队，通过战争来守卫国家。这与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广地”为主的目的虽有不同，但两者欲达到目的的手段必归于战争。由此可见，《战国策》中对战争的重要性的叙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也是深深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策》中尽管夸大了言谈游说之士的重要，如通过苏秦的“和纵”之计，“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俨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纵横捭阖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国的实力为基础的，而这种实力的最好体现，就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所以哪怕是书中极力夸大的人物苏秦等人，在游说国君之时，也是必说“带甲数十万，车千乘”这样体现一国实力的话语，这也是《战国策》中重视战争的一个良好的佐证。

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战国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春秋时的封建国家开始解体，郡县制的集权国家开始出现，“各国的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了变革，废弃了原来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大臣开始由国君任命，并且听命于国君，而对于国君而言，如何加强集权、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如何控制驾驭臣下使之完全为己所用，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战国策》中对这方面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如书中所载的有人向秦惠王所进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忘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虽然这段话是否符合史实值得商榷，因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本身就是打击当时的贵族势力，使君主得以集权，并非是让自己的声名盖过君主。但姑且不论这些，这段话就是要君主独揽大权，不能使大权旁落。因为“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如此一来，则“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作为新兴的集权式的君主，应该全力制止“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的情况，否则，是很不利于君主独揽大权的、臣下完全听命于君主的集权统治。故而要极力避免“大王更为臣”的现象出现，哪怕杀掉威胁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这样的结果，“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除了君主要独揽大权之外，还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不能出现“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恶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况。作为集权的君主，要想在战乱纷争不止的战国之世有所作为，就必须让全国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一切以君主之命为鹄的，“士民”不许违背君令、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使君主“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权君主，应该像书中所载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闻古之善为政也，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

如此一来，臣下“不敢为非”，君主中央集权、独揽大权的目的才是完全达到了。最后《战国策》还提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与“佚”的关系，具体讨论了君主的“统治术”问题，这就使得书中所论的关于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备了。如《战国策·齐策五》就写道：

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

控制权力，不让臣下权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再加上重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佚关系，使主佚而下劳，这样就可以实现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目的了。这些观点符合当时的政治现状，达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要求。王夫之说战国是“古今之一大变会”，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正是这“变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兴的集权君主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上将《战国策》看做是“阴谋诡计”“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

重用贤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战国时期君主的中央集权倾向明显加强，臣下的录用与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来执行，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国家的各种职位由各国的封建贵族担当，职位世袭，国君不得随意干涉的贵族政体——趋于解体，而“贵族阶级垄断政治之制度既废，平民遂获得登上政治舞台之机会”。一时间，求贤用贤成为各国君主的当务之急和时尚，所以如何才能获得贤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贤人，也就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主题。《战国策》中就提到了“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的观点，说明了“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想获得贤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贤人，书中所载郭隗对燕昭王说道：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已者至。先趋而后息，先词而后嘿，则什己者至。若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这段话就说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则越优秀的人才就会来到朝廷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摆架子，“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辈了。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讲学的兴起，使得许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知识，从而走上仕途。当时许多属于不同君主的政权同时存在，为这些新兴的“士”阶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他们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严的面貌出现。《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宣王见颜斶，后者俨然为王者师的姿态，直呼“王前!”，要齐宣王走到他跟前说话，并指出“明乎士之贵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除了尊重贤人之外，还应该虚怀纳谏，广开言路，并且择善而从。这样可以使国力强盛，国政清明。书中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说明了这一点：

(齐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这段文字不但写出了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如何的鼓励臣下来进谏，而且还极力突出了虚怀纳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的良好政治效果，国内是“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颇有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景象；诸国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齐国也因君主的虚怀纳谏而强盛起来。虽然这里有一定的夸张性，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战国策》一书鼓励君主应虚怀纳谏的思想。不但君主应如此，在书中，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也说道：“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可见虚怀纳谏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贤人的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应该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贤人可以无阻碍无滞累的行其治国的主张。书中所记载苏秦说赵王之辞就提到这一点：

臣闻明王绝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迹”“朋党之门”都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贤人整日被流言所诋毁，遭朋党所排挤，就无法有效地为君主贡献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贤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作为臣下而言，也应该做到“贤臣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女石而进贤”，公忠体国，不做嫉妒排挤同僚之事。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战国策》一书中所体现的最后一个政治思想就是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我们知道，中国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爱民的思想。《尚书》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惟王以小民淫用百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这类的语句，就明显地体现出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勿滥施刑于民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君，也十分重视民众问题。《孟子》中所载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一副十分关注民众生计的样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国内的民众数量繁衍增多，故而询问孟子在他这样关注民生之后，为何依旧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战国策》一书中就有了体现关于重民爱民思想的语句。书中所载的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元恙邪?”齐使不高兴她的询问顺序，赵威后便解释道：

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指明了民众才是使统治者得以顺利统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众生计有问题，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就要动摇了。而民众生计得到保证，则会使一国的生产储备、作战能力、田赋税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重民爱民，关注民众的生计问题。这段话的思维逻辑是“岁—民—君”，虽然与孟子著名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维逻辑顺序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承认民众是统治者治国的根本与基础则是一致的。此外，书中记载的齐襄王问人如何对待齐国重臣田单，那人主张应嘉奖田单，理由便是：

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一比之，称寡人之意。

正是因为田单一系列的举动，都体现了重民爱民的思想，民忧饥则使之有食，民忧寒则使之有衣，关注民众的温饱问题，这样就可以让统治者更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值得嘉奖，“乃赐单牛酒，嘉其行”。以此二例，可见《战国策》中提倡统治者应重民爱民。或许有人会问，战国时期各国国君都驱使民众上战场，彼此厮杀，使无数民众丧失生命，正像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另外，那些言谈游说之士，也多半是游说统治者如何消灭对方、打击对方，这些都是以民众生命为代价的。从这点上讲，战国时期哪有什么重民爱民的思想存在呢?其实，攻城掠地与重民爱民这二者并不矛盾。战国时各国君主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国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这都需要国内有充实的人口。如商鞅主政秦国之时，就千方百计招挟三晋之民来秦国耕作，以此来扩充秦国国力，而为了招挟民众，使民众服从管理，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故有必要摆出一些重民爱民的姿态，以麻痹民众、使之心安理得地被统治。因之在《战国策》中出现体现重民爱民的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强调战争的重要性，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民众，重用贤臣、摒去奸侫，重民爱民、关注民生，这些就是《战国策》中所体现的主要政治思想，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并加以研究的，《战国策》中的这些政治思想与战国时期诸子学说的联系。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学术界百家争鸣，各种各样学说同时并行于世，而各派学说的主要人物，多是希望以自己的治国理念来投身于现实政治。比如孟子频繁地在各国统治者之间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命弟子做守备之具，以防止楚国来进攻，并亲人楚国，与当权者辩论。故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务为治也”。《战国策》既为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言谈游说之士的游说之辞的书，在当时的时代思潮背景下，必然有对当时各种学派所持之政治思想的反应。《孙子兵法·计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与前文所引的“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一样，都提出了战争在当时的重要性，有着思想的一致性，却明显与墨子所主张的“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敌，家与家不相乱……若此则天下治”的兼爱主张不甚相符。我们可推想当时的言谈游说之士以言辞“干世主”，他们所取得的思想资源都是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兵家强调战争的重要性，并对各种作战方法深入研究，其学说大受欢迎。然而像墨子力倡“兼爱”、孟子谴责各国战争不断，虽然理想甚高，但作为一种可实际操作的政治思想，却显得“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了。再来看《战国策》中所体现的增强君主集权、有效控制臣下的主张，这是深合于当时的法家思想的。法家主张君主应洞察一切，有效控制一切“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也”，并且君主享有一切权力，臣下不得与君主相为非，“入主虽不肖，臣不敢侵”，这些思想在前文所引的《战国策》中的言论，都有所体现。法家为战国时期在统治方面最为人乐于接受的思想，它符合当时加强君主集权、实行专制政治的历史潮流，史称秦始皇读了韩非子的著作后，感叹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法家思想是何其迎合了统治者的意愿。所以，在《战国策》中，屡屡出现增强君主集权、有效控制臣下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重用贤臣、摒去奸佞在战国各种学派的言论里，都大量地出现过，墨家强调“尚贤”，故主张“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作为儒家代表的孟子也主张“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严格选贤人的程序，并且一旦符合要求，则大胆重用。法家警戒君主“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欲之，主有恶，臣因而毁之”。揭举了奸侫之人危害君主的手段，并且主张治国要任用法家所谓的贤人，即“法术之士”。可见，当时儒、墨、法三家都主张任贤去奸，虽然各家对“贤臣”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在战国时期任贤去奸确实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并且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各种言谈游说之士深受当时主流政治思想之影响，将其运用到现实的游说君主的行为中去，这也是战国诸子的政治思想影响于实际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同样的，重民爱民也是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主流之一。儒家讲求仁政，主张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并设计了一副美好的人民生计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亩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民众的温饱问题可以解决，墨家主张节用、非攻、兼爱等，也是建立在保障民众生命、使民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进行生产生活之上的。道家反对统治者任意摧残民众，“民不欲死，奈何以死惧之”，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体现了重民爱民的思想。而且前文也分析过，重民爱民在战国时期并不与驱民上战场以至生灵涂炭相矛盾，并且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策》中所体现的各种政治思想，都与当时的战国诸子的思想有着很强的联系，或是将各个学派的议论主张运用到实际的游说之中去，或是摒弃一些就当时的现实局面而言较为“迂阔难行”的主张。在当时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潮对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影响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种思潮尽管理论完备、立论精当，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却要对其进行改造和吸纳；同时，进行任何一种操作性政治活动，都不能脱离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战国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脱离时代的背景，吸收并融合了当时的各种思想学说，在渊源上契合于当时的思想学说。由此可见，研究任何一种思想活动或影响，不能将它凭空抬起，使之脱离各种现实的、思想的背景，从而断绝了它的历史的联系。实现思想与现实的互动，才能更好地再现思想、理解思想。

以上就是对《战国策》一书中所体现的主要的政治思想进行的分析研究。在分析研究中，针对历代学者大多都将《战国策》视为专讲阴谋诡计、纵横捭阖的书，特意注重了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即《战国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及其与时代背景的联系和与当时流行的诸子学说的联系。《战国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因为正如齐思和所言，“政治思想大抵皆缘当时之制度而生，亦皆针对当时之问题而发。故而研究一时代之政治思想，于当时之政治社会状况须有彻底之了解”。分析研究《战国策》也要注意到这些，在当时各国之间频繁征战的残酷现实、各国的统治者摆脱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走向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并且将一切权力紧握于自己手中的情况下，在《战国策》中体现的政治思想，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游说之士的一切主张和言辞，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是典型的实用政治。此外，《战国策》还与当时所流行的诸子思想紧密契合，可以说战国时诸子的各种思想主张，是《战国策》中各个言谈游说之士的思想来源。这或许使《战国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缺少了些新意，但却展现了一种思想由言谈口说到实际运用的过程。所以对于《战国策》，我们还是应该放宽视角，从更多的角度、全面的把握书中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