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原因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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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利益认识国共合作的策略来自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为了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封建主义的剥削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党派合作的关系中由不合作到合作；为了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也为了党的自身发展和力量壮大，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中由被动变主动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1、为了民族利益，中共在党派合作的关系中主动由不合作到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识还不足，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是反动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39]随着革命的发展，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0]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民族利益的大义出发，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认识到只有联合国民党才能实现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1922年6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国民党做出了公正评价,又对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及脱离群众做出了诚恳的批评,表示愿意与孙中山联合,紧接着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公开声明:“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革命的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41]这个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排斥一切其它政党的立场,确立了与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

中共选择国民党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国民党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国民党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国民党的合作。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此合作,必然会束缚其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其力量壮大和发展,使其扮演合作中一个弱势群体的角色。所以陈独秀及与会者都强烈反对加入国民党,仅同意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结束以后,陈独秀于4月写信给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1922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决议符合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基调。但关于联合国民党的方式问题代表们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马林于7月17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肆意夸大国民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表示悲观失望,甚至错误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内去做”的口号。1922年8月,马林随苏俄特使越飞再次来华。马林这次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所以,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解决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17日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蔡和森等仍反对马林的主张。陈独秀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见解。但在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和经济上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完全依赖，为了避免与马林和共产国际发生严重的争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陈独秀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最终,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辞,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出于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45]第二次西湖会议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从而已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确定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采用党内合作方式，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合作这一战略利益的认识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在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的是“攻击、排斥”的态度。但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别是在“二七惨案”的创痛后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认识到只有联合可以依靠的力量，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列宁作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联盟，哪怕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这一指示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的有关论述，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46]“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7]于是采取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形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最终从国民党那里能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比较稳固的共产党集团，最终能由共产党人夺取对中国革命的最终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战略利益认识和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其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民众的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不是很广泛，党员的发展速度也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底，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只有195人，就是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四百余人，这与党员有数万人的国民党根本无法相比。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国民党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员，再加上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参与，使得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国民党，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国民党，借助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2、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起，由于其宣扬的无产阶级理论和宗旨，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共产党被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视为非法的极端组织，不仅共产党人的活动被禁止，共产党员被大肆捕杀，就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刊也被全部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就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就严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力量一直无法壮大起来的直接原因。而国民党它不但在中国的南方的政治版图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拥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国会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3、利用国民党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人少势微、力量弱小，早期的革命工作只能局限在部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劳苦大众虽有迫切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处境的要求，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言是过于遥远的，由于没有亲身体验到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口号，一时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认为这是过于激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国民党由于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长期斗争，已经是一面尽人皆知旗帜，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与工人和农民有着大量的联系，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也十分普遍，他们的三民主义主义学说和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深入人心。而且国民党在共产党加入、联俄联共后的改组实行的“民族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较为现实的主张更易被群众所接受，既然孙中山许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能在国民党内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共产党便可以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失时机的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通过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借次扩展马列主义的群众基础，提高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扩大党组织的影响，为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过渡做好理论的、群众的准备。

（四）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权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起初,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两党平行合作的方式,遭到孙中山的拒绝;随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两党合并”方式,并促使中共接受,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的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如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这种既可使孙中山欣然接受,又不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同时又能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合作方式，充分显示了党在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注意到了要掌握党独立领导权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制定以后，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督促国共两党尽快贯彻执行。孙中山已经明确表示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两党合并”的意见虽被中共“二大”所否定,却仍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马林的指导下进行，“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48]为此,中共中央又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49]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同是“党内合作”,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排斥了国共两党合并的主张,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50]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年幼,但已经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四、正确看待战略利益互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及其启示

（一）没有利益就没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国民党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国民党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国民党、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三者战略利益的彼此互动,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理论上讲,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因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党纲、党章无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人文色彩,其奋斗目标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其最终归宿的,尽管其“三民主义”有一定的民主内涵,尽管孙中山推行“以俄为师”的政策,然究其本质,其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依然不能填补横亘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鸿沟,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仅是一种政策,只是一时为了国民党战略利益的适时调整，而非一种政纲,从而也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短暂性与适时性。同样的道理,俄共、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它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合作主体在阶级本质上是形同水火,在归宿上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各自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超越了理论的时空,使彼此结成了联盟。

就国民党而言,如果不联俄,那么不仅俄援未得,而且苏俄很有可能与北京政府或其他军阀相接近,这样在英美离去的情况下国民党就有被中外反动势力消灭的危险,为了国民党发展的前途,就必须联俄。退一步讲,苏俄还很有可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会飞速增长,为了国民党战略利益观的产院发展,也必须联俄。此外,既已联俄,就不可能不联共,因为中共苏俄是马列主义藤上的两个瓜,在政见上有着先天的趋同性。正如廖仲恺在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可行性时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与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中共)。”[51]可见,对国民党来讲,联共是其联俄的桥梁。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内最革命的政党,尽管人数少,但代表着一种新兴阶级的力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所以,如此利害相较,既便感情上不愿联共,可理智上却不得不联共。

就中共而言,尽管一成立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的客观现实,举步维艰的革命形势,都使它不得不外联苏俄,内联国民党。尽管也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但为了实现宏伟的蓝图,只得在前进的车轮上套上联俄、联孙的缰绳。

最后就苏俄而言,如果只亲共而远孙,就会冒着把国民党推入英美怀抱的危险,如此,其对华政策就失去了短期战略利益;反过来,如果只抬孙而抑共,其对华政策又失去了长远战略价值。所以,如何把长远战略价值与短期战略利益结合起来呢?那就只好就采用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而自己则充当合作的枢纽。一方面压制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条件,使合作得以实现,以维护其暂得利益;另一方面则帮助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变成“孙悟空”把国民党掏成一个“空葫芦”或挤成一个“干柠檬”,以逐步实现其长远战略利益目标。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战略利益的互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这些战略利益是双向的、互动的,战略利益的互动就是保持彼此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磁场,使彼此的内在利益需求在相互依存中得以实现和保障。如就民族利益论,中共与国民党更为接近;就阶级利益论,中共与苏俄又更同声;就力量大小利益论,国民党与苏俄更居主导;反过来,中共弥补了国民党与苏俄意识形态的缺陷,苏俄缓和了国共两党阶级利害的冲突,国民党提高了中共在苏俄方面的地位与份量。所以,合作之于中共、苏俄和国民党,可谓“合则三成,离则三伤。”

（二）有利益必然就有冲突，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破裂

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在于三者的战略利益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激烈的冲突。国共合作对于三者来说不过是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本身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建立在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者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但当这种三者的战略利益需要发生异变时，这个统一体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解体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国民党、中共三者的战略利益本质上的不同，导致了互相战略利益关系的剧烈冲突，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

1、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利益冲突——“新”与“旧”的利益冲突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然不只限于对现实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迅速推进苏式的革命，实现其“东方战线”的战略利益构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的领导人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52]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有意识地去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最“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他们利用孙中山需要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改组国民党的机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影响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让国民党的革命方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尽管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对三民主义赋予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定义，但这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赞成联俄联共，并不是他有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孙中山之所以想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接触，是因为他要借助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理想。因此，孙中山也是在有意识、有选择的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国民党改组后的孙中山言论就表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要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共产国际和苏俄希望孙中山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彻底的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有布尔什维克式特点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也就是说，孙中山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只能让他依然继续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革命化中国的战略利益，希望孙中山发动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旧”与“新”的利益冲突也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

2、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利益冲突——“左”与“右”的利益冲突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是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容的。国民党是一个阶级成分非常复杂的政党。除极少数工人外，它有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有极右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后者在国民党的领导层，影响日益增大；而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国民党左派，则力量比较薄弱。由于联俄联共这一动因对于国民党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全党认识的统一性和普遍性，1924年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各种阶级成分更加复杂化，由于各自所据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它内部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各种利益的斗争和较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大多数国民党尤其是右派领袖对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共产党组织和影响力的急速扩大十分惧怕，于是强迫共产党员绝对服从国民党，一切的活动都要经过国民党，这无疑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策略的利益相冲突，也使得国民党内部的阶级矛盾变的尖锐起来。国民党内部代表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想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改变革命的政策，夺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也想逐渐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于是，两种利益的冲突必然使得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面临着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问题。

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成为国民党内部形式变化，国共矛盾明朗化的转折点。从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纵容和指导方针的失败，国民党的右派或右倾势力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革命性迅速的蜕化变质。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国民党联俄想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最直接的动因也随之消失。同时，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使得共产党人孤掌难鸣。不久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国民党内部的各主要集团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国际阵营。联俄动因的消失就是反共的公开化，国民党于是开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剧以剧变的形式宣告了这场“左”与“右”的利益冲突，以“左”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3、国共两党对于“党内合作”认识的利益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在国共双方还均无联合意向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国共两党领导人会商同意迅速实现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两党合作的迅速实现,主要由于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满足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在指导思想上太过于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了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失误。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53]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竟然同意孙中山“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中国”的错误观点。总之,在国共合作形成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既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国民党右派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参与和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结果,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利益目标的迥异，双方党内都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国民党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了到了“党内合作”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状况导致了合作缺乏深厚强固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又影响到党的领导层,使中央领导人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抱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在国共合作形成期间这种牺牲自身利益在党内造成的不良情绪,正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不能正确处理国共合作形成后发生的种种复杂事变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方面则是当孙中山作出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国民党的一些老党员“顿起怀疑”,“群起排斥”,产生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合作的“暗潮”。[54]虽经孙中山多次解释说明,“暗潮”终未消退。直到国民党一大前夕,《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11人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戴季陶也认为“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反对与共产党合作,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出席一大。[55]此外,国民党的领导人和老党员如胡汉民、张继、、廖仲恺、徐谦、叶楚伧、谢持等,虽曾协助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奔走效力,但是,除廖仲恺等极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其他的人与其说是服从孙中山的决策,倒不如说是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他们是极不情愿、极其勉强地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的,至于散处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和党员,对于联共政策,更是大多数或满腹疑虑,或听之任之,或一无所知。有的把国民党即将进行的改组与历史上的几次改组等同视之,有的还误认为是“改国民党为共产党。”

由上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前,国共两党从中央到地方,从骨干力量到普通党员,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对于国共合作大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思想准备,利益的冲突使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比较普遍地呈现一种消极心理态势。特别是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所持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已经隐藏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的必然因素了。

（三）正确利用战略利益的需要，寻求国共两党“第三次握手”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共两党的利益关系演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前，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37年就说过：“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早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56]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中心后，国共关系虽不再主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两党各自掌握着大陆和台湾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影响深远的台湾问题，使得新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两党矛盾的影响下演变。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的执政党地位，因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期望通过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现在以国民党在野党的地位，为了维护其党派利益，争取选票，有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因此，在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当然，这不是说国共两党的关系对解决台湾问题没有任何作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条件。加强国共之间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合作，就像2005年国民党原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那种心领神会的配合和默契，对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发展，促成祖国统一的实现，依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寻求国共两党更为多样和灵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利益互动这一关系来推动两岸的和解关系。这个利益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就是中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

1、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党派和阶级利益的，一切政党和阶级只有为了民族利益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谁就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阻碍作用，谁就会很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立脚。历史总是客观和公正的，只有抛开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局部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大益服务，才能顺应历史潮流。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国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台湾问题，这就需要今天的国共两党抛开两党的历史宿怨和党际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

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80年前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度携手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70年前又是在中华民族的最危机时刻，再度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两次合作都是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已经超越了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冲突而发生的。随着大半个世纪弹指而过，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党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关系，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框架下，似乎有第三次合作的必要与可能。国民党“和平之旅”的利益考虑虽然是出于扁和宋出现了联合，破坏了泛蓝的合作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失去了政权又失去了立法院多数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党派生存危机意识，不得不置死地而后生，打出了过去想打却一直怕被扣卖台帽子而不敢打的“大陆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连战的大陆行在台湾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民意支持，这说明在国共两党之间，两岸之间，同时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正朝着一个“合”的方向或趋势发展，而我们应该抓住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基本矛盾对立的消失而走向“合”的机缘，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为解决两岸问题做出最大的努力。

2、民族利益合则兴，分则衰

综观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对民族利益的贡献，曾经评价过：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被打倒了。”[57]而在抗战时期，“如果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58]邓小平则说过：“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59]也说过：“团结是国运昌盛、民族振兴的保证”。联系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帮助。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和确立民族利益团结合作的理念。

而两党的分裂，无论其原因是必然还是偶然，无论利益冲突是外力压迫还是内部阶级利益的，都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面对峙，将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推到极端尖锐、残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扩大了民族、社会、国家分裂的鸿沟。前后20多年的战乱，随后接着50多年的两岸对峙，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造成了对无数家庭的破损和毁灭，造成了中华儿女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和隔离。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后果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今天的两岸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式下，客观上给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很多可乘之机会。世界上不少国家，笑看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以台湾问题大做文章，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台湾问题造就了全球华人的大分裂，严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直到今天，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华民族心中的巨疼，让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代价。

3、求存同异才能实现民族利益

历史是不可改写的。但人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教训。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高广的境界，来思考和总结国共两党分合史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研究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研究国共关系的分与合与两党各自的利益关系，了解利益互动在国共合作与破裂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要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求存同异致力于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我们要看到国共两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合作还是破裂，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上的利益冲突，而有些利益冲突是本质的、不可调和的。面对中华民族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时，我们需要求存同异。因为国共两党之间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个别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利益产生的矛盾冲突，又需要双方的调和与协作。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步与发展，是民族利益的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来说是小利益。小利益是要服从大利益的，而实现了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小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和实现。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与大陆政治分隔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是一个已经充分经历美式政治民主化的熏陶，甚至也经受过民粹政治洗礼的台湾，它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多级的、多样的，很难与大陆当前的利益需求等量齐观。虽然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为共同目标，但两岸各自的利益需求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求存同异的整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要正确利用利益驱动这一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因素，有信心，有耐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结束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虽然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

但它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10年之后,随着抗日烽火四起,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团结御侮、为了中华民族利益的共同目标,国共两党成功的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损。而今,人类已迈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永远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内在力量。在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的情况下,尽早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坚信,只要海峡两岸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求存同异，正确把握利益互动的需要，汲取两次国共合作的宝贵经验和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使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新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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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7页

[57]《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6页

[58]《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1页

[59]（《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