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起征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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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起征点经济法个税公平效率

论文摘要：从今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提升到1600元。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和热切的讨论，然而新的个税起征点仍然是秉持全国一致的做法，在公平的方面是有许多欠缺的。此次立法因而让人感觉仍是未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发展问题压倒一切的今天，如何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显然格外有意义。

一、引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一千六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①个税征收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划一条新的免税线是否能达到预期立法目的？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并由获取所得的个人缴纳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是各国开征比较普遍的税种，基于它可以有效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劳动者间的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最终实现，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但中国的所得税法，全文仅仅14条，粗糙且可操作性性差，原来的800元的扣除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状况，难以体现公平。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之前的立法听证被社会各界炒的沸沸扬扬，最终人大采纳1600元作为新的扣除标准。争议的背后留给我们众多有关经济立法的理念思考。如何用经济法理论研究这一问题就是本文探讨的核心。

二、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立法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并对经济规律作用的程度、范围和后果依据一定的条件加以利用和限制，通过立法创造条件实现客观规律的要求。②税收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法也就相应的成为经济法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一门。经济法的原则之一在于平衡协调—平衡各种关系，协调各种利益，之二在于扶弱抑强，当然这在于阶层的判断而非个案的分析。从个税起征点的调高这一事例我们就能看到经济法的作用印记。

三、个税法的改革情况

“没有任何税比所得税更为民主、更富有人性及社会性。”这是Neumark在其《现代所得税理论与实务》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标语。③在各种各样的纳税义务中，个人所得税以其强烈的“属人性”，成为现代国家调节收入不平等这一社会矛盾的有力工具。我国的个人所得税25年来一直维持800元的起征点，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已经极为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个税改革显得极为必要。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首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到专门为此召开了立法听证会，最高立法机关如此重视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税法的修改牵涉到亿万民众的切身财产利益，同时个税法作为我国税收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动也会给社会财富资源配置乃至整个社会系统运行带来“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因此，本次个税法的修改受到百姓密切关注，也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共同关心的主题就是普通百姓无不盼望通过合理的税收规则来调整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为1600元。这次个税修订对纳税人、国家财政及立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这个修订是否真的行之有效且合乎公平原则呢？

四、起征点全国一致是否合理？

各个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个税的起征点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不能体现调节高收入的作用，反而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如今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1997年比，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9.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已过1000美元，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是符合税制建设规律的。但最后确定的1600元的起征点没有改变我国税制设计的初衷，即一为增加政府收入，二为征收方便；对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如何体现地区差异，如何提高公民纳税意识等显得意义不大。④

经济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及公共财产的保护。而在如何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公平与效率则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现在试着分析现在个税法的新的修订，仍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逃避不了的问题。个税公布起征点的上涨，目的是减轻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提高个税起征点，使得逾七成工薪族不用交个税，表面上看的确是体现了扶弱抑强，然而事实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差异极为明显，采取全国一个起征点，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是否真的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以北京为例，1600元只是一个单身青年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点，而在中西部地区，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一般不会超过几百元。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如此之大：2004年上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683元，广东为13627.65元而宁夏只有7217.9元，青海也只有7319.67元。⑤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起征点有失公平。对于这种不公平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这样对不发达地区不公平：不发达地区应定高一些，发达地区则应定得低一些，这样做才能让发达地区承担更多的税收实行更有效率的“扶贫”；第二种认为这样对发达地区特别是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居民不公平。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毕竟我们不能以为只有生活在不发达省份的人才需要帮扶，更应看到，所谓贫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否则就陷入了形而上的怪圈了。个税的免征额的本意就是保证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个水平上来确定究竟应该扣除一个什么的数目标准，既然各个地方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水平并不一致，那何来全国一致的个税扣除标准？只能让人联想到妥协，法律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来自各地区各利益阶层的代表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最后确定一个勉强让众人接受的数字。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个税的起征点灵活的放开？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使然？笔者以为是效率。经济法原则之一，效益至上！效益和效率，尽管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相差甚远。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效益而非仅仅效率，毕竟收益才是终极的。一条线，无须负担调查分析复杂的立法成本，高效率自然就出现了。高效率带来的如果不是良好的收益，那要高效率何用？避开复杂的社会现实，陶醉于轻松的管理模式，上至国家的重大立法，下到日常政府机关和百姓打交道，处处都体现出这种大而化之的心态。这种高效带来的除了管理成本的降低别无其它好处。协调的意志最后成就了1600这个数字，工薪阶层们觉得很值得高兴，从此可以不交税或者少交税了，这果真是个好消息，毕竟一项立法赢得老百姓的拥护是很值得庆幸的。但是问题是，制定法律这事似乎不是简单的满足百姓利益就可以说成功的。单就经济法这一领域而言，本身是社会本位的立法，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法，其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规制性、政策性、灵活性、时代性、专业性、技术性这一系列特征。我们就此来分析这次个税法的修订。

首先，的确体现了时代性，经济生活水平早已经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还停留在许多年前的标准是极为不合适的，因此在各方呼声下，做出了重大的修改，把起征点翻了一倍；

第二，规制性，政策性，税法本身带有强制性，教育人们主动纳税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纳税人有限的“自私”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第三，专业性、技术性方面，中国的法律大体看来都是欠缺立法技术的，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体现在税法上，更是不一般，粗粗浅浅就十几条；

最后要讲的就是重点了，灵活性。我们知道，经济生活应该说是最为灿烂和复杂的了，仅仅试想，每年7％、8％的高经济增长率，何况复杂性并不只是体现在这里。如果我们弄一个僵硬刻板的法，并且拿它来调整这复杂多变的对象，难道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处理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问题，怎么能指望使出一招就应付所有的问题？再想想几年以后，或者再久一点，势必现在的这条线还会面临同样不符合社会现实的问题，那时候再改？朝令夕改似乎不是什么好现象，立法成本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现在的修改中就用灵活的手段来处理？考虑到各地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完全可以采取灵活的选择起征免税额，同时适当放手各地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现在的情形就是想要加强控制，却舍不得投入成本，改善税收执法能力，就把事情人为地简化，于是很轻易地解决了问题，却回避了矛盾，忽略了真正需要考虑的因素。问题迟早还是要面对，进步的脚步被人为地放缓。

18世纪德国著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尤斯第在其代表作《支出与赋税》中将“征税方式必须简便，节时省费”⑥作为征税的重要原则之一，也许这可以作为此次法律修订者的理论依据，但是不顾社会损失的简便应该不是这位经济学家所想表达的。事实上，个税的起征点完全可以做到照顾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个税征收模式都体现了极具人性化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单纯为了简化征收工作设计这种一条线的方式。这次的个税法的修订，算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没有跳出陈旧的框框，没有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目的是扶弱，不过扶的方式不当，对不同需求的对象使了一样的力气，很可能就造成了有的没扶好有的扶过了头，总之不讨好。也许过不了多久，又有重新修订的必要了。

注释：

②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8页.

③[德]Nuemark，TheorieundpraxisdermorderenEinkomensbesteuerung.1947.

④⑤宋羽雅，杨成有.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考.理论观察.2006.(1).

⑥王子恢.个税一刀切有利公平？南风窗.2005年10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