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结构与区域差距分析论文

导语：阶层结构与区域差距分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提要：区域差距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区域差距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建构方式。中国区域间差异大，不宜于与单一民族同质地理的小国相比，也不宜于与平原广阔交通网发达的大国相比。中国平原地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率先发展有其地理上的必然性。中国社会阶层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演变不可能是总体指标在各个区域的同比分解和线性模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多种要素积极互动的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特区政策、区域壁垒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要素价格政策，这四组政策的组合对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有显著影响。统筹区域发展需要将阶层结构纳入视野，加强区域权益和区域能力建设，促进公共服务的区域均衡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显著作用。主题词：社会结构区域阶层发展和谐社会目前我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时期必需的阶层已经全部出现，各个阶层位序基本确定，社会流动成为调整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的一种常态，个人努力及素质竞争在阶层地位上升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各阶层规模比例还不适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扩大中间阶层，缩小农民阶层，将现在阶层分布的金字塔型提升为橄榄型结构（陆学艺2002：第61页）。提出这样的理想型目标参照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价值合理性有充分根据，进一步需要回答的是理想化的阶层结构调整在中国社会实现的路径和约束条件。区域差距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1]，在区域不均衡发展中调整阶层比例、协调阶层关系是关键所在。探索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分析区域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特点和区域差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发现是：(1)中国区域间不均衡发展有其客观依据。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区域特征和路径，不可能是总体指标在区域间的同比分解和线性模仿。(2)中国收入的基层系数很高，但阶层矛盾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突出，区域社会结构差距有重要解释力。(3)协调当代中国的阶层矛盾应当从能够最大程度削减不公平程度的方面入手，解决中部地区农业人口大省的问题比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更为重要，能够更有效地协调中国社会整体的阶层利益关系。一、区域社会结构是研究当代中国阶层结构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地区发展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严重社会问题。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已成为我国统筹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已经有许多研究，对于区域社会结构差距的研究迫切需要开题和深入。经济发展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并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展开，区域社会结构的差距和发展方向表现为区域间质和量的差异，这些结构差异动态调整着区域关系。由于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阶层关系、城乡关系、就业关系、劳资关系聚合起来体现为区域性社会结构的差别。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变化各课题组积累了相当多的数据[2]，其中包括了区域分类，但缺乏从区域角度的深入分析，借鉴世界各国阶层分化资料多是限于国家模型，从产业升级阶段特征和区域市场研究相对薄弱。边燕杰从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研究社会分层，提出了地区壁垒阻止劳动力流动，但该文认为“地区壁垒虽是由户籍制度保护和维持的，但其根源在于再分配体制的内在逻辑：资源统统上交中央，然后再按‘条’‘块’分配下去，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控制和分转中心”似有片面之嫌，轻视了造成区域差异的多种约束条件。区域是指在社会现象上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地区。区域结构是指自然历史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具有行政区划边界的社会经济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区域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之一，在发展中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由此纳入更高层次的区域聚类。区域社会结构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区域内部的社会结构，如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二是区域关系，包括了由行政区域管辖权决定的区域隶属关系以及区域之间基于市场机制的合作和竞争的平行关系，这两类关系未必重叠。区域关系体现出“核心”与“边缘”之分。中心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比边缘地区更占有优势或者是支配地位，将区域按一定的层次和规模等级关系组织起来。区域不同性质的中心—边缘结构可以不重合，核心区和边缘地带是“支配－依附”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资源为可耕地，因此区域的核心部分大都位于河谷或低平地带，边缘地带则位于区域周边的高地、沼泽、盐碱滩或绵亘的山区。在工业化时期由于增长极带动了城市扩张，产业结构升级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分化明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近几年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对协调区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抑制区域差距扩大这一难题在现实在还没有找到有效解。1997年党的15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差距，“是由地区经济文化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过程”。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5年提出六个统筹，其中就包括了地区差别。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国家内部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缩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已成为我国统筹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抑制区域差距扩大进展缓慢，说明区域差距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结构原因。区域差距不仅是一种梯度状态，也成为社会结构的一种建构方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多种要素积极互动的社会结构变化过程。区域差距有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有社会结构要素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差距。结构要素差距是指区域发展的内部要素不完备，或者是要素完备但是不稳定，在开放条件下存在着稀缺要素的流失。区域之间由于各种要素、机会、能力、环境因素不同，在发展中形成的差距必然存在。H.钱纳里提出：由于结构失衡造成可利用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是“落后”的本质特征。发展就是“在改善结构功能上对限制因子的不断解决与更替过程。”当代中国的区域差距，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间社会结构的综合差距，是一个内部地质地貌地理区位差异明显的大国的区域差距，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距，是一个转型国家的区域差距。我国是一个大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十分明显，不同地区拥有的资源种类、储量、市场价格和地理环境不同，人文历史习俗不同，与同质地理单一民族的小国发展和小国区域关系调整不能简单对比。有研究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区域分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其实不宜于将中国的区域差距与单一民族狭小区域的小国发展简单对比，也不宜于将中国与地理环境布局差别不大的大国简单相比。我国的区域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距，中国的发展受到全球化市场的影响和发达国家的制约，中国的发展要兼顾全球市场和国内区域均衡两个方面。我国的区域差距是转型时期的区域差距，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城市化，区域发展处于合作和竞争的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市场开放程度，不同时期不同的政策对区域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机制的调整，各种内外因素都会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阶层分布在不同区域间分布体现出规律性差异。如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多，社会服务业发达，相应的投资者和企业经理阶层比较多，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也比较多；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农业社会，第一产业人员比重大，政府工作人员多，投资人和企业家规模小，成员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人员缺乏。二是区域间的社会结构表现出异质性。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地区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1995年达到33.7%。地区相对差异系数高于世界各国，城乡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44%[3]。加拿大中国研究学会会长耿庆武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分配不均问题的症结在于区域发展程度的快慢不一。当前中国大陆全国人口中贫富不均的67%是由地区差异造成的，其余的未能被区域差距所解释的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基本上是由各省区内的贫富不均造成的(耿庆武2005：第251页)。这说明，一是中国阶层结构的区域差别很大，二是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先行者创新、后来者模仿的继起复制进程。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区域结构大调整和地区差距扩大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和生活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的时期。经济水平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关节点，就会形成产业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发展经济学家路易斯(Lewis.W.A.)提出当区域经济发展进入“魔力3000美金”阶段。这一阶段标志着由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支持经济发展一系列社会条件和人们的主观需求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协调不同利益主体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现在中国地域产业发展发展很不均衡，不仅有量的差异，也有不同发展阶段质的差异。浙江、江苏和上海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甚至中高级阶段，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有的还是农业社会。以GDP为核心指标政绩观，以工业化、城市化作为区域间赶超比较标准，要求各地区用同一模式、同一思路增大中间阶层，无视区域的约束条件，不但不具备实现社会结构优化调整，反面会制造社会矛盾。本文使用的数据以省区为基本统计单位，根据发展状态对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特征的整合性地区分类,整合性地区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完整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区域单位，地级市以下的行政区域通常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这样有利于解释不同时期政策调整对区域分化的影响。相应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出版数据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国家宏观数据具有整体解释力，据此形成对于区域社会结构差异性的总体判断应当成为社会分层调查的抽样基础。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有历史承继背景。虽然自1952年以来中国内部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持续扩大趋势，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分化明显。研究划分国内区域结构的划分方法根据研究研究目的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本文使用（1）以大的地带即东中西部为区域划分标准；（2）以省区（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区域单位分组；（3）根据发展状态对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特征的整合性地区的类型集合。对东中西部划分是国家七五以来区域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基本依据，在解释转型时期的区域结构变化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有历史资料方便对比。根本的原因在于，三大地域的划分代表了中国基本的地质地貌，反映了地位区位对人类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基本制约。虽然三大地域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数据分析显示三大区域有明显的聚类特征。以具有区域调控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省级为单位进行区域分析，包括了中心城市对边缘地区的影响，省级指标也易于获得和比较。章国荣教授课题组以1980和1990年为基期，以2002年为报告期[5]，从经济、社会、科技和对外开放等四个角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趋势作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尤其是区域间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反差更加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差距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三方面的差距。社会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科技差距从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支出的变动情况看，“九五”时期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扩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八五”时期减缓的程度。区域开放差距。改革开放以后，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开放度上的差距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变化过程。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当前三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十分明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省际间差距变动趋势与三大区域差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省份与中、西部内陆省份之间的不平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城市化扩张趋势下，大的区域结构类型内部同质化加强，大的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增强。最新且系统的划分区域方法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们根据空间上相互毗邻；资源禀赋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社会结构相仿；区块规模适度；有历史延续性；保持行政区划完整；便于进行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的原则，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卷及其他相关资料和数据，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八大区域[6]。他们的划分在传统统计指标基础上增加了经济结构指标，从基本情况、经济总量与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6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八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其报告我们整理了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分类指标：一．人口规模。西南地区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万，占全国的19.28%；大西北地区人口最少，人口5800万，占4.54%。从人口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最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区人口最为稀少，人口密度为15人/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44倍。二．经济总量与结构。(1)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区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2)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4个，分别是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也有4个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3)在沿海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区的43.68%。三．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1)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3.16%。(2)从就业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仍居于首要地位，就业结构与产业就业比重不同构。有5个地区接近或超过50%，分别是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3)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达52.1%；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个百分点。四．交通运输设施：(1)北部沿海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铁路25公里；其次为东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铁路密度仅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线路密度为标准，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公路536公里；其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线路密度超过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公路密度仅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东部沿海内河航运状况最好，水网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内河航线177公里；其次为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五．城市基础设施：(1)各大地区自来水使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区也只有63.99%的水平；经济发达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分别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比重只有45.44%。(2)各大区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气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较低，比重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也不足60%；长江中游、大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仅为38.91%、35.95%、27.95%和16.79%。(3)从相对水平上看，东北、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设备的负荷较重，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的负荷较轻；除南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大区工业废气处理设备的负荷都比较接近。六．对外开放：(1)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南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最高，对外依赖程度最大。(2)沿海三个地区即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开放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按开放程度高低排序，南部沿海(先于)东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3)从进出口和外资利用占全国比重看，大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84%，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31%。如果从进出口依存度看，则长江中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进出口依存度7.36%，进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区相差103.08、55.64和47.43个百分点。七．市场规模：(1)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86亿元，占全国的18.72%。(2)沿海三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于其他地区。按规模大小排序，东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区商业和餐饮业的规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98.9万，占全国的20.51%。(4)大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商业和餐饮业规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0亿元，占全国的2.77%，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7；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15.5万，占全国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区的1/6。八．居民购买能力：(1)城镇居民购买能力，南部沿海地区最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黄河中游地区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费支出7255.9元；黄河中游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费支出4225.5元，分别只有南部沿海地区的56.41%和58.24%。(2)农村居民购买能力，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区最弱。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303.5元，人均消费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1604.1元，人均消费支出1243.0元，分别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大于城镇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2001年八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为0.6158，小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均方差为0.5530，小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3)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在城镇，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各地区差别不甚明显。在农村，一些传统耐用消费品尚未普及。就城镇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区。2001年大西北地区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7.1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20.4台；拥有移动电话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52部。就农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2001年西南地区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37.7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39.2台；拥有摩托车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46.5部。九．居民生活条件指标：(1)大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多，2001年达31.1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少，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区少9米。(2)东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多，2001年为37张；西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少，为20张，比东北地区少17张。十．发展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1、投资和财政能力：(1)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个月，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区最小，上述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4.32%、4.54%和5.21%，比东部沿海地区小16.97、16.69和17.75个百分点。(2)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论，沿海三地区的投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北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南部沿海地区。(3)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达1239元。(4)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来看，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从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4。(5)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财政支出。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均有财政转移支付。从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最多，达999元；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最少，为245元。2、技术开发能力：(1)专业技术人员绝对量，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最多。2001年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占各地区总人数的16.53%。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科技人才总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区人才总量较少。西北地区人才总量最少，2001年比重仅为5.19%，比西南地区低11.34个百分点。可惜的是缺乏反映民营部门的科技人才分布数据。(2)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水平，东北地区人才最为富裕。2001年东北地区每万人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01.2名。其次，为大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最为匮乏的是西南地区，同年，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127.2名。(3)北部沿海地区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最多。2000年其研发费用占各大区研发费用的28.87%，超过各大区总费用的1/4。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也比较多。大西北地区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区总费用的1/50。(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了16%，大西北地区只有1.53%。在沿海地区中，南部沿海地区人才培养能力最弱。3、产业能力：(1)从工业生产能力来看，1997年东北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强，增加值占全国的21.18%；东部沿海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强，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22.56%、23.47%和28.10%。东部沿海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国的4.23%；大西北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1.78%、3.12和1.17%，与制造能力最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均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2)从开发区建设情况来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最大，达28.66%；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达34.02%。4、商业联系能力：(1)长江中游地区人员往来最为频繁，大西北地区最为稀少。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8.38%，大西北地区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个百分点。(2)北部沿海地区货物运输最为繁忙，大西北地区最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0.52%，大西北地区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个百分点。(3)北部沿海地区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区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民用汽车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达22.57%，大西北地区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个百分点。5、经济活力：(1)从经济活跃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2000和2001年GDP分别增长10.8%和10.3%；西南地区最弱，GDP分别增长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个百分点。(2)沿海三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强于其他地区。2000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三地区经济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八区报告”通过对东中西部、省级单位的纵横向对比概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地区差别扩大明显地发生在新兴工业化地区与中西部之间。2006年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的总值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省区市之间差距的总和值也加大,说明经济增长更趋不平衡,集中度越来越高,增速快的省区市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比较八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指标可以发现，从改革之初到现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的增长并未能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同步，GDP的增长没有及时地为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随着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全面差距。2006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达10.7倍，其中有阶层因素，也有地区差距因素。发达省区内部的地区差距也开始显现。2005年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公务员津贴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其分析表明，地区差距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已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二.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当代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的综合差距，是一个地质地貌差异明显的大国内部的区域差距，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距，是一个转型国家的区域差距。不宜于将中国的区域差距与单一民族狭小区域的小国发展简单对比，也不宜于将中国与地理环境布局差别不大的大国简单相比。区域差距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差距，是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差距。从中国区域结构差距的形成可以看出这一发展和变化轨迹。首先，中国的地区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差距和发展水平差距是由中国大的地质地貌和不同区域的经济地理区位决定的。中国大陆有占总面积18.8%的盆地及占总面积12.0%的平原。根据2004年遥感数据，大陆耕地面积为19.88亿亩(13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3.8%，其中12.90亿亩(85.93万平方公里)在坡度不大于8度的平原上，耕地约占大陆115万平方公里平原面积的3/4。基于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粮食安全政策，占有平原面积75%的耕地不会转为他用，因此中国大陆仅剩有约29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为15亿以上的人口建设城市、工商业、交通网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之用。中国大陆低人均平原的天然限制，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态趋于集约使用平原土地的区域化。中国的平原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一带，工业化要求便于要素集中，便于运输，而资本、技术、人力便于游动，地理约束就成为刚性条件。可以说，即使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平原地区的率先发展也是必然的。国家优先发展东南部，以东南部沿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是适应了市场经济经济内在要求的必然。不顾地质地貌的差异，简单地将中国与主要是平原和交通网的美国相比，与单一民族狭小岛国的日本相比，或者是将上海与贵州的人均GDP及人均收入相比，并不能说明问题，反而会混淆问题。第二，产业布局与市场化的重叠效应扩大了区域差距。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使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结构受益大于重型产业结构。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先放开了消费品市场，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对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实行严格控制。东部向中、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中、西部则向东部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这种产业布局和区位分工下的市场交换决定了中、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发达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地位，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和城市扩张则在产业结构基础上促进稀缺资源跟着资本向发达地区集中，欠发达地区力图复制改革初期发达地区那样的工业化转型模式已经是困难重重。中国的区域差距还受到市场分割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但从来不是一个市场共同体，中国大陆的总体经济仍然是由许多规模并不很大的地方市场所综合而成。经过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大陆境内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仍然主要局限于地方性的交易，长距离区域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并不普遍。一般来说是交通一日可以抵达的300至500公里范围之内的人口中，贫富不均或城乡差距等问题才会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占中国大陆地区贫富不均2/3以上的跨省区、远距离的贫富差距的阻隔，对当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严重(耿庆武2005：第251页)。由于平原主要在东部，陆路和水路交通网主要在东部，要求中西部地区按沿海地区水平和路径实现城市化，是有空间概念但没有地理知识的简单理解，因为中西部客观上没有东部的产业结构和就业能力，片面理解的城市化最简单的就是驱赶农村人口，结果是造城毁地、破坏资源，剥夺占用农民土地，激化社会矛盾。第三，以投资为动力推动的工业化拉大了地区差距。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有一个从劳动追逐资本到资本追逐劳动的转换，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在于求使这一转换点在近期还难以出现。就投资而言，东部地区的外贸和外资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中西部基本处于“荒芜”状态。2000年底，西部12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为181.22亿美元，只占全国各省累计数的5.24%，而广东省2000年当年外商投资额就达112.81亿美元。从人均外商直接投资来看，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中，除广西（11.69美元）、重庆（7.91美元）、陕西（8.3美元）、四川（5.25美元）之外，其他省区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均在5美元以下，比全国人均32.16美元要低得多。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体制与国际接轨，中西部地区明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存”约束，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均表现得非常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投资结构和规模决定了对要素的吸纳能力和产出能力。由于累积性因果关系作用，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会一起流向收益较高的地区，贸易也给这个地区带来收益，其结果是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落后地区与东部经济增长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现在的区域差距格局还是政策倾向导致的结果。优先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特区政策，为中心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区域壁垒政策、全国统一标准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限制政策，对稀缺资源输出地缺乏优惠和补偿的要素价格政策，这四组政策的有机组合对区域发展现在格局的形成和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有显著影响。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政策受益和受损不均、不同级别的竞争、逆向的“边际效益”是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控制点。地区开发的制度创新和差别性的地区开放政策。特区政策使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获得先机，使这些地区率先对处市场化，对外引进投资和技术，对内引进廉价劳动力，加上政策特许，在全国市场化之前完成了工业化，确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优势地位，利用这样的政策先机，东南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从鱼米之乡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虽然特区政策在全国性市场机制确立后效用已经不再明显，但领先一步占据增长极的中心位置形成的地位优势已经是后来者难以取代的，即使是经济辐射的扩散效应惠及边缘地区，也只是核心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衍生物，只能强化增长极的中心地位。区域壁垒政策。资源要素流动存在着地区壁垒。欠发达地区的收入落后、公共服务落后、人口完整意义上的转移滞后，有利于发达地区在在选择资源上居于优势地位，同时也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欠发达地区资源流出但当地又缺乏资源价格谈判能力，也使欠发达地区和边缘地区丧失了仅有的利用稀缺资源提高区域竞争能力的发展机会[7]。产出地对于要素价格缺乏市场谈判能力，资源输出给产出地的利益微薄。资源输出地区得到的利益补偿不但数量少，而且不规范。全国综一标准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由于处于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的压力不同，同样的政策对于后续发展的地区极为不利，对发达地区是“去尾”，对欠发达地区是“斩首”。这实际上剥夺了欠发达地区追赶的机会。环境保护政策在不同时期标准的调整对于先行者对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没有追究力，实际上也造成了区域发展在不同时间相同阶段过渡时期的不平等。第五，在区域中心增长极位置不变条件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都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显著作用。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放政策迅速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让偏重农业的中西部获得了实惠。这一时期的地区差距缩小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1985－1989年期间区域结构变化有两个特点：一是直辖市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原因在于虽然农业改革的作用发挥渐少，但直辖市以外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在此时期内弥合了与大都市工业化程度的差距，特别是乡镇企业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起了支撑和促进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扩大与农村乡镇企业的衰落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城市对农民工有就业需求但没有纳入的规划，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以扩大了区域差距，而且使农村发展规划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第六，公共服务水平区域之间差距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从反映生活质量状况和基本公共品保障程度的指标看也有明显的区域差距，生活电力消费量，东部地区（剔除京津沪等不可比城市）比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用电高出6倍多，人均初级教育费支出高出3倍多。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基层教育方面，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区域差距过分拉大对中国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现代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梯度转移艰难；区域间的互动在制度供给与市场能力方面存在双重的机会不平等；区域之间过度竞争遏制了区域合作；区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显。三.将阶层结构演变纳入统筹区域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均衡发展战略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主要产业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发展比例关系的重大举措，它要求资源配置合理化、经济布局科学化、收入分配公平化。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确保各地区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区域间的互动在制度供给与市场能力方面存在双重的机会不平等；区域之间过度竞争遏制了区域合作；区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分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趋势，认为在未来20年中，地区发展差距仍将呈扩大之势，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要打通理想目标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阻隔，就需要统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将社会阶层结构纳入视野。第一，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决定了阶层结构调整受到区域发展异质性的影响。对中国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有助于使我们从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轮廓化借鉴，逐步聚焦成为类似于施工图纸般的清晰认识，提供了对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社会结构调整的整体把握。对于中国社会阶层分布的抽样调查，也应当将这种整体把握作为抽样依据。发达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一般规律和发展阶段只是参照，重要的还是要立足于了解本土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约束条件。可以说，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中国转型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色[8]。协调区域发展只能对不均衡发展的支持条件和约束条件进一步细化分析，剔除不可控因素，对可控因素进行监控和调整，使区域发展差距限定在合理即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接受并认同的范围之内。第二，区域发展战略涉及国家和地区两个层次，国家层次的更为重要。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对国内发展什么产业并不干预，但却普遍注重区域调控。区域间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禀赋、人文历史背景是不可以选择的变量，可以改变的是人的选择与政策选择。重视协调地区差别。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国家主体的责任。一是转移支付。二是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保护流动工人的权益。三是资源谈判，注意区域间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各个区域要有对等的谈判地位。四是在区域定位后，要有相应的发展政策。如果放任区域之间进行“新古典过程”，只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发展方面具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包括提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合理分工、促进区域合作、支持落后地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鼓励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等。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引导要素向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转移；也可以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区域政策目标区域的社会事业发展。政府协调的内容包括，1，促进资本向落后地区流动。政府投资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性培训是必要的。2，促进信息在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流动。政府投资设置信息交流机构，就可以弥补市场中信息不完全问题，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3，促进技术向落后地区流动。4，促进生产资料在地区间流动。要改变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不等价交换关系。5，政府应谨慎地处理劳动力流动问题。跨地域的劳动力流动固然可以增加务工收入，但是纯粹的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也有问题，关键是政府要注意劳动力流动的个人预期和区域差别条件。大规模的移民潮的流动状态和在发达地区沉淀状态都会造成严重问题，政府对此要有预期和解决的方案。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也改变了过去“把劳力引向工作”(bringpeopletojobs)的作法，代之以“把工作带给劳工和社区”(bringjobstopeopleandcommunity)的战略。协调区域结构的关键在于，公共政策设计要顾及欠发达地区的现实条件，扭转机会分配结构失衡的格局，确立区域间的平等市场地位，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第三，注意区域的资源承载力，跨区域大规模调动资源要特别慎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一个地区资源的尊重，是对这个地区人类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状态的尊重。如果基于服务中心城市的意愿随意调拨其他地区各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会使各区域资源承载力的约束信号失真，造成城市中心地区滥用和浪费资源，资源输出地则失去了发展机会及潜在优势。在市场配置资源，要素流动的开放背景下，要落实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价格补偿。第四，强调区域权益和区域能力建设。协调区域结构的关键在于，公共政策设计要顾及欠发达地区的现实条件，扭转机会分配结构失衡的格局，确立区域间的平等市场地位，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距，更需要地区的发展能力建设。根据现在的产业结构布局、城市化发展方向和区域市场分割状态，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很可能是以八至九个“大都市经济圈”为增长极的多元化、分头并进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国的社会结构调整也会以九个增长极为中心来调整，并伴有跨区域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流动。转型社会的一个测量维度就是成员社会地位由先赋性向获致性转变。结合区域发展角度看，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个人社会地位上升不是仅靠个人努力的获致因素就能够完全解释的，最终还受到区域市场的制约。由于区域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和制约条件不同，各地区阶层的演变不是对于现代化国家阶层比例的简单模仿，社会阶层结构在发展进程中的演变也不是简单的同比同构增长和线性扩张的复制过程。这决定了不同地区的阶层规模和比例不同，阶层关系也会有所不同。第五，建立科学的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对区域发展程度有敏感、有弹性的区域发展调控政策。强化空间均衡的理念。必须转变只重视产业均衡，不重视空间均衡的规划编制理念。所谓空间均衡，就是要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分布在各个区域之间要均衡，并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我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失衡、空间开发无序导致的空间结构失衡已十分严重。“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中国首次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注意到了区域的功能互补和发展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四类主体功能区要明确各自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第六，促进公共服务的地区的均衡化。如果说经济发展指数更多地体现了效率诉求，那么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应该在于公平、公正。“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显然体现了发展过程中效率诉求与公正原则的失衡。正因为过去政府对经济效率、对DGP贡献更看重一些，而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性安排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社会失衡的问题不断压积下来，成了制约当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邮政电讯、水电道路、垃圾处理、文娱设施等。发达国家政府往往用财政平等化的方式来为各地区居民提供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消除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基础设施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externalities)，私人资本一般不愿进引投资，更不要说是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而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外来投资是不会流入的。政府出面提供基础设施有利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地区差距通常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现实中我们往往过多强调前者，以致出现开发投入巨大而居民生活改善缓慢的情形。《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可以实现地区之间的均等化。解决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也应当将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放在首位，要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及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尽快使那里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道路交通、公共设施等向东部看齐，让居住在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分享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实惠，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第七，在区域中心增长极位置不变条件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都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显著作用。中国现在阶层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减少农民，为农民提供进入非农产业的选择机会，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规模经营程度。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和一段时期内可以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将现在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务工转变为就业性质的跨区域移民。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其技术指标就是要带动城市以就业为核心的容纳相应的人口。在此基础上才有可以设计和建设新农村，新农村也才会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承载的主体。与此相应的还要促进企业流向欠发达地区，变劳动力追逐资本为资本追逐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于农民、农业、农民的优惠政策和制度设计都有可以有效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协调当代中国的阶层矛盾应当从能够最大程度削减不公平程度的方面入手，解决中部地区农业人口大省的问题比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更为重要，能够更有效地协调中国社会整体的阶层利益关系。参考文献：［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ISBN7-109-07495耿庆武：《中国不平衡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胡晓鹏：《不平衡增长格局下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李善同等：“中国大陆，划分八大社会经济区域”，《上海证券报》2003年4月2日陆大道薛凤旋：《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1997魏后凯：“十一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调整方向，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张敦福：《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周晓虹：《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章国荣等：“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9期。[1]本文所探讨的区域是指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2]相关的数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阶层结构课题组的数据，也有安徽、深圳的区域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资料。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收入分配的李实课题组的资料。此引用还可以进一步细化。[3]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的综合解释力不是二者解释力的算术和，事实上二者有明显的叠加作用。[4]整合性地区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完整的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区域单位。地级市以下的行政区域通常不具备这样的特征。[5]2002年以后一系列区域统筹协调政策开始实施。[6]“中国大陆，划分八大社会经济区域”，李善同、侯永志、刘勇、冯杰、陈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6年11月。[7]“民族地区干群呼吁落实资源补偿”，新华网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杨维汉郑玮娜）[8]这里的不均衡发展是研究“中心－边缘”关系体系中不同性质地区发展特征使用的学术分析概念，“统筹区域发展”所讲的均衡发展战略则是指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注意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