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政治资源配置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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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是现阶段乃至将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必然成为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专业背景各不相同的学者们对和谐社会内涵及构建和谐社会路径的看法也见仁见智。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好目标模式，[①]而落实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在于制度。制度是社会状态函数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制度安排公平合理与否与社会和谐与否密切相关。这种观点指出了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社会公平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制度，但是对于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和完善制度建设的路径缺乏深入分析；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主张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积聚社会资本。[②]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但将和谐社会建设局限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却有以偏概全之嫌；三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分析，要求调整利益结构，实现各利益集团的正和博弈。[③]这一分析视角敏锐地看到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利益结构的失衡是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之一，但仍未揭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性：从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来看，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利益结构的失衡只是结果。[④]鉴于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政治社会学方法，从探讨政治资源[1]

一、政治资源及其配置

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政治资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即都认为政治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行为主体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道理很简单，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实现。政治资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潜力，使政治资源天然地成为人们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为政治系统维持的基础。

政治资源作为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价值倾向。但是政治资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当它被政治行为主体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时，就具备了不同的价值倾向。政治资源的价值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和性质不同，政治资源所涵盖的内容不同，政治行为主体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政治资源的主导价值必须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础是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决于政治资源配置的机制，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配置体系。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2]

政府配置体系[⑥]的核心结构是权力结构，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宪法确定两个原则，一是确保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存在着差异，决定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内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政治资源配置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资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计划以决定资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标的形式按部门、按地区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层层下达到基层，由基层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没有政治资源配置权，掌握的政治资源也十分有限，仅仅满足于实现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时，由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一是在政治资源的获取方面，政府从农村汲取资源用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资源由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实行城市和乡村两种体制。比如，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镇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体制的障碍使政治资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差距，这是政治资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个方面。由于发展的锁定效应，[⑦]这一差距不但没有弥合而且日益扩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分权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仅仅是行政性分权，而且更是经济性分权。”[4]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经济管理权，也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资源不断增加，政治资源的配置权限也日益扩张，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中央集聚统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扩散式转变。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欲望日趋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地方政府拥有的政治资源及配置权限远远超过了与其权责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财力下降，宏观调控职能无法发挥，而且又缺乏对地方政府有效监管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逐步失衡，影响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分税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级财政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明确了稳定的事权范围和税收体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资源。这一次政治资源的集聚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因为80年代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的做法以惯性在延续。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倾斜[⑨]的影响，政治资源、发展机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会公平时制度创新动力不足，这引起了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府目标而为本地企业争利。”[5]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利联盟，市场体制中的政治资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护的企业。在政府配置体系的主导下，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日益扩大；二是财富向政府及其庇护的企业集中，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长和弱势群体的不断扩大，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博兰尼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权力结构中的。[⑩]因此，市场经济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受政府、政策、体制的约束。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个人产权的确立，培育了独立的经济主体，增强了人民的权利意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完善了市场竞争程序，使竞争意识深入人心，市场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逐渐显现。

“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6]社会配置体系可以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要求将权力逐步下放给社会[11]，把权利真正赋予给人民。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强烈的公平诉求，因此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约束。但是，目前公民权利无法有效保障，群众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会刚刚兴起，民间组织的力量弱小分散、发展很不平衡，无力对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产生有效的约束。

上述可见，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缺乏市场体系的协调和社会体系的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强烈，主要呈现三种趋势：农村日益贫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资本向东部地区集聚，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财富逐渐向少部分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二、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社会的断裂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会中的三大差距。这三大差距同时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破坏力导致了社会的断裂。[12]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断裂

我国正在有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够顺利的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社会。”[7]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主要表现在生产与价值两个方面。

1、从生产角度而言，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城市对农村的依赖程度日益减弱。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业小规模经营无法适应产业化生产，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家庭经营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循环，农民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利。如果计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付出的机会成本，再考虑农业物资（比如化肥、农药）价格的影响，农民投入的生产成本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其生产收益。于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量土地抛荒。在城市，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开发、厂区建设等不断蚕食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主要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需要农村的粮食和资本用于工业建设和和城市发展，农业承担着工业发展资本积累的任务，农业生产及农业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时期，城市只需要农业有限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耕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大量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遭到破坏，农民日益边缘化。

（2）就价值而言，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工业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往往带有很多规定性的限制，比如须持有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迁证明、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等。改革开放后，允许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或经商，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只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在弱化城乡间壁垒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与农村户口之间的隔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如云南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差别，统称“居民户”，但这只是从形式上试图缓解城乡之间的断裂。就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来看，城乡断裂不断加剧。从称谓来看，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工”。“农民”代表的不是一种职业的差别，而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价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认。他们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终游离在城市之外。

（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断裂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时区域发展差距却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8]这种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趋势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经济发展特性的分离。由于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扩张，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格局中却处于被动和依附状态，很难摆脱落后局面。如果这一状况始终得不到改观，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会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断裂[13]。

在经济发展层面，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出现削弱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倾斜，政治资源配置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当时开放程度的限制，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资本和资源用于区位环境和基础条件更好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积极支持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和资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没有东部的优先发展。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化的推进，而且由于出口导向性战略和东部巨大的市场潜能的影响，东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资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资金、生产、流通等各环节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区市场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9]不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减弱，出现了断裂的倾向。

就社会发展层面来讲，这是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2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区高30%；到2004年，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社会认同感。区域差距过于悬殊影响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满意度，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却由于居住地不同而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社会认同感会逐渐减弱，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断裂

社会学上通常采用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指标来进行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11]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可以用来谋求政治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资源的不同形态。也就是说政治资源的拥有量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划分出了我国社会的十大阶层[12]。这十大阶层在劳动分工、权力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隔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影响了他们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

政治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了人们获取政治利益（权力和权利）的能力，获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响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们个人收入的差别，个人收入的差别不断扩大出现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各阶层政治权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为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根据罗伯特·达尔的论述：累积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现在农业社会，但是“随着收入和大众消费的持续提高，技术、识字、教育、富裕和大众传播也进一步扩散”，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过渡，“它们成了较少累积性、更为弥散性的了”。[14]而我国的情况却与此不符。改革开放初，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的特征。

改革开放初，在体制转型的推动下政治资源不断扩散，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公民有了自由经商的权利、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社会的各部分虽然拥有的政治资源的性质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利益，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出弥散性不平等。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阶层的分化造成了贫富差距，权利的失衡加剧了政治资源配置中的累积性不平等。如农民虽然拥有相应的法定政治资源（权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贫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执行中的梗阻，他们无能力或无机会享有法定的政治资源（权利）。这更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政治资源配置更趋向不公平，农民更无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导致恶性循环。

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更为累积性”使得社会上拥有重要政治资源的个人或阶层，拥有更多的其他资源，即“强者愈强”。比如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个人或阶层比其他个人或阶层更容易获得社会荣誉和社会尊重。“较少弥散性”使得拥有其他资源的个人或阶层，依赖自己拥有的资源获取社会上重要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现代的大学生虽然拥有知识资源，利用这一资源获取工作机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据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报道：去年500多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00万未顺利实现就业。[15]我国政治资源配置的“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紧张度不断提高，社会各阶层间断裂趋势不断加剧。

当代中国社会的断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成为现实。这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时也逐步显现在价值文化态度方面。这种内化于心的社会不公平意识，会造成社会的疏离感加强、社会预期值下降、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减弱，这会激化各阶层的冲突倾向和冲突意识。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中国人（大约2/3）都具有阶层利益冲突意识。”[13]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变迁，整个社会出现了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表现为社会异质性的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扩大和不和谐因素的增长。”[14]社会的断裂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

三、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了社会的断裂，社会断裂的倾向和由此产生的不断增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从这一个因果链条中，可以发现：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资源如何配置又取决于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构成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因此应在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由“市场体制、服务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

（一）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市场体制

所谓市场体制，就是“不通过中央指令而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15]市场体制是约束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协调的一种方法，也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体制具有保持稳定和实现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会稳定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1）经济发展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经济的建设，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政治资源的根本。”[16]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一方面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减少了社会摩擦、缓解了社会冲突，维护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2）市场体制的交易规则限制了人们需求的限度。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却是不断增长的。任何阶层，任何组织，只要有机会，都有垄断政治资源的倾向。因为资源是稀缺的，一个阶层想垄断政治资源，都必须损害其它阶层的利益。如果损害的程度超过了其承受限度，必然会引起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市场体制通过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能获得的货币总和，限制个人或阶层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说市场体制实行的等价交换规则限定：一旦达到了货币拥有量的上限，每个人只好确定自己具体的需要。即每个人的货币支付水平决定了其需求的层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们依靠冲突、暴力等手段来满足需求。

2、实现社会合作

为了认识市场体制的社会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生产能力和生产工具的制约，人不能单独进行生产，而必须与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在这种联系与关系中实现合作生产。市场体制就是“这种联系与关系”的一种形式。市场体制中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合作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发生联系，“市场体制将合作的细枝末节都组织起来了，将成千上万的任务准确的传达到每一个具体角色”。[17]

市场体制组织了合作，但它不是为了实现合作而存在的。市场体制服务于每一个参与者的各种各样的目的，每一个参与者之间的合作都带有自我满足的动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单靠市场体制无法实现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来自政府的帮助。”[18]政府不但在实现社会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也居于主导地位。

（二）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服务政府

1、服务政府

服务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19]服务政府需要市场的协调和社会的合作，以公民为中心，建设职能有限的责任政府。

服务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务政府以公民为中心，向公民负责。这就要求服务政府成为公共利益的鲜明代表，不分阶层团体、身份地位，为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全体参与者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关怀弱势群体；努力实现依法行政、科学决策，通过合法的程序和科学的手段，为全社会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

服务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包含个体、集体和制度三个层次。[16]个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要求领导者必须有行为准则，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集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在明确角色的基础上，让政府官员和（或）政府组织权责一致；同时，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受制度安排的影响。

服务政府是职能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取决于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在我国，市场体制的需要是指弥补市场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公民社会的需要是指人们对社会的渴求和建设公民社会良好制度环境的需要。同时，政府能力也是制约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的重要因素。

2、服务政府是实现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主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服务政府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务为主旨重构中央和地方关系，实现政治资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产品提供为重点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职责相对称、财力与公共支出相对称。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进行改革，通过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2）服务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服务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政府职能决定的。政府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不仅仅包括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还包括社会职能，即文化教育职能、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20]政府在维护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社会的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主体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协调政治资源的配置与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公民社会

市场体制和服务政府都是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立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它无法避免市场的垄断、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无法有效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出现市场失灵；服务政府拥有公共权力，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会出现不合理增长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导致政府失效。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体系还需要公民社会的有效约束。

公民社会的有效约束途径是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21]但是由于分散的公民与有组织的政府之间政治资源拥有严重不对称，公民的政治参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要求把分散的公民在基于一定利益共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代表各种不同利益需求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民间组织的发展代表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渠道、更多的政治资源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决策趋于民主，政治资源的配置也趋于公平。市场体制、服务政府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完善导致了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展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限制了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22]目前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更多的聚焦于民间组织，但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家庭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市场体制的基石。家庭继续担当着社会延续、食物自给以及家庭生计维持的功能，并承担部分社会保障功能；而且市场体制中的生产者和服务政府中的行政者均来自不同的家庭，在自己的家庭中担任着相应的角色。家庭生活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比如不和谐家庭的暴力案件会影响社会安定；部分公务员受家人的影响或撇不开亲情的面子，逐步走向腐败，影响政府公信力。

综上分析，政治资源的配置体系以服务政府为主导，通过市场体制的协调和公民社会的约束，寻求公平合理配置。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资源配置倾向于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也要求公平与正义，二者有着相同的价值诉求。实现了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的正义与公正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不但奠定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