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战术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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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摘要题】抗日战争研究

【关键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

【正文】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近20年来，史学界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有所关注，并有可喜成果问世。但由于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1]本文拟就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形成与发展作一简要概述。

一国民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对游击战术的尝试及其影响

可以说，民国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无数次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在孙中山军事生涯的初期，强调更多的是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这种战术只是含有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十分关注南非战争，对于波耳人不断用游击战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2](p56)。此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说：“游击战术，有五种技能，为南方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p189)孙中山对山地游击战术的研究注重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北伐中，粤湘桂联军设有游击司令部，北洋政府军队相应地也配备游击部队，与南方联军周旋。孙中山的这一战术还成为“围剿”红军的战术蓝本，1933年，将其收入《剿匪手本》，大加宣扬。

是孙中山较为得力的军事助手之一，早年转战于南方群山之中，许多作战计划出自他之手，因此对于山地游击战并不陌生。南方山区作战的经阅，使在早期军事思想上糅杂了一些游击战术的内容，这集中在三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注重侧击和挺进。[4](p30～95)从纯军事角度考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之所以迅速获胜，正是部分地得益于上述战术的正确运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只是有意无意地运用了部分游击战术，对这一战术并未有深刻认识，不过偶尔为之，况且上述战术也是正规战中所不可或缺的。真正让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当是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役。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1933年4月，在南昌讲演《剿匪技能之研究》，认为红军“惯于夜间行军，与黑夜袭击埋伏，与游击战”，因此国民党军队也要注意这几项。同时，对于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所用的战术原则，“即如游击、山地战、隘路战、收容战、伏兵、尖兵、后卫、侧卫、搜索、冲锋”[3](p618～619)等均拿来参考。同年10月，再次强调“剿匪”的战略战术应当“注重机动——挺进游击”，“以赤匪的战术才能消灭赤匪”，并将这种游击战术简括成四句口号，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3](p210)。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围剿”红军战术的六项要务，即“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3](p194)。概言之，在“围剿”红军战术的研究中，把游击战术列为至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他的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这一“研究成果”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成为国民党当时乃至败走台湾前反共战术的“操典”。

为贯彻上述战术，于同年7月下令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其军事训练“特别注重爬山射击及游击战术”[5](p8)。一番准备之后，于1933年9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所用即是庐山集训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屡屡得手。的这一“胜利”固然与红军战略战术运用不当息息相关，但国民党新战术的运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6]

二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及其初步运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将领组织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事变爆发开始，“他们无日不在游击战争状态当中，……常常避实就虚，往往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随即退出，以避免敌人援军的反攻”[7](30卷3号)。这是国民党利用游击战术抵御外侮的初步尝试。这一战斗情形在国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使得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于游击战争产生深刻印象，并视之为在沦陷区抵御外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1932年，朱化鲁等人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东北义勇军“虽未能及时收复失地，而此伏彼起各个游击，亦足以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于应付”，因此，在国难当前，“政府应扶助人民从速组织义勇军并充实其力量，为政府后盾，作长期之抵抗”[8](p190)。自此，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酝酿。

前次的庐山训练“成功”地“围剿”了红军，大受鼓舞，于1934年7月再度在庐山举办更大规模的军官训练团，除了政治、精神训练外，军事训练和研究随着日军侵入的加深有所改变，“讲述范围也由于日军侵略不已，而转移至抗日战略战术”[9](p99)。在多次的秘密演讲中，主张在对日战略上采“持久战消耗战”，战术上则用“新的战术”，即采用“围剿”红军的方法，一是采取攻势防御，二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三是固守不退，四“要注重游击战术”，即“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认为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3](p800～802)由此可见，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被张其昀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开山之祖”的蒋百里1936年专程拜访在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意欲梁漱溟“于教育中注重乡村自卫”[10](p36)。1937年初，蒋百里奉秘密视察各地防务之命，在北方再次便道访问梁漱溟，劝梁于致力乡村教育之外兼及乡村自卫，他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取的”[11](p184)。中日战争一起，“中国唯有长期抵抗，利用农村基地，以民兵为主力，打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10](p239)。5月，蒋百里又在庐山训练团驻地著书立说、上课讲学，他的《国防论》就在这一时期整理完成问世。蒋不断提示经济与军事不可脱节，必须“寓兵于农，使民有农之实，而民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总之，蒋百里抗战前的军事思想“说穿了打游击战、自卫战的秘诀”[12]。蒋百里是的军事顾问，又有在全国各地巡察的秘密使命，所以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对于国民党决策层和高级将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是促使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酝酿和确定的关键力量之一。1936年4月，李宗仁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战”口号。次年元旦，李宗仁撰文阐述“焦土抗战”的两个涵义：一是“不惜化全国为焦土”进行抗日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焦土抗战”的战略，即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而非速决战。李认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7](34卷1号)。“焦土抗战”的理论出台后，受到新桂系的热烈欢迎，中共也曾表示“欢迎”、“拥护”“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13](p168)。新桂系更是为之推波助澜，李宗仁、白崇禧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函电、谈话、文告，主张以“焦土抗战”为对日国策，要求中枢坚决确定“焦土抗战”的国策。新桂系将以持久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使之得到广泛传播，以致“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14](p681)。

总之，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有初步酝酿，抗日游击战也稍有尝试。而这恰被目前史学界所忽视。客观而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开展并非空穴来风，正是抗战前游击战术思想的存在，才奠定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初步形成、确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三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幕僚人员逐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各种会议，研究应敌方略。7月20日，唐生智建议“一切事体顾虑现实状况，一切事实就实际取办法”，以避免“大兵力白白牺牲”[15](95年2期)。8月8日，黄绍竑建议在河北战场采用游击战，“应令前线部队派出挺进队(每师一营)，密入敌之后方北宁路一带，扰敌侦察”[15](97年3期)。11日，黄又建议拥挤于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宜推进至保定以西地区，以太行山为根据”，实行机动作战。[15](95年2期)

何公馆的谈话会具有决策的机能，基本采纳了这些建议。8月2日，蒋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应注重“游击、侦查、反间”[16](p39)。20日，国府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令第一战区“实行柔性之攻击”，“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15](87年1期)。大同失陷后，日军直趋包头，9月15日，蒋电令宁、青、绥部队“协同作战”，“准备各地游击”，以阻敌前进。[16](p51)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不重视游击战术的，军事上主要是依靠正面战场的“一线式”阵地防御战。游击战只是零星用之，而且限于平津、太原会战期间的北战场。在多山地丘陵的北战场，适宜机动游击，国民党军也有此前在江西山地与红军作战的经历。所以，1937年11月29日，致电善打硬仗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16](p147)至于淞沪战场均为江河湖渍，国民党军缺乏作战经验，更缺乏在江河湖渍实行游击作战的理论。加以战争甫发，国土沦丧不多，无敌后游击的场所，国民党无法意识到此战术的重要性。故抗战初期，国民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17](p302)。把敌后游击战作为“国策”的决策自然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而游击区(沦陷区)的如何控制，游击战的如何开展，遂亦成为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18](p626)。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19](p35)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20](p196)。24日，宣称，“中国军队及整个战略，最迟在两个月内，将全部改组”[21](p36～37)。

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注：关于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多次叙述为1938年，但韩信夫先生依据白回忆的矛盾推定为1937年冬天(见《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但《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二辑有如此记述：1938年1月8日，“蒋委员长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陈诚等均挟策返前线指挥”。本文采此说。）在会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22](p303～304)这一决策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战策略，并且系统地论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意义及其与正规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它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汉口会议后，游击战开始在各战区逐步铺开，各战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均能运用游击战术。1938年1月，李宗仁制定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针要求“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20](p106)。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较之淞沪、太原会战机动灵活，是促成台儿庄大捷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州会战后，于6月9日发表时评：“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域，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21](p20)21日，在与德国记者的谈话中说，“特别注重之一点，为中国决计继续抗战，无论其为疆场上之会战，抑为游击战均可”[21](p47)。在此，对抗战前途抱乐观态度，并开始把正规战与游击战相提并论，视为抗战的两种方式。可见，对游击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游击战已被列为与正规战相等的战略地位。在同月军令部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中，游击战已被升格为正规军作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该计划令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深入敌后的第一、二、三战区，则“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16](p310)。

综上所述，抗战甫发，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各地区部队中只有少数“类似游击队之组织”和临时性的机动组织，游击战难登大雅之堂。到汉口会议后，不仅正面战场有大规模的正规部队的游击部署，而且深入敌后的游击战场初具规模，并成为牵制沦陷区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有生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与发展

武汉会战结束后，我第一、二、三、四、五、九等战区的大部或一部成为沦陷区。大量沦陷区的出现，迫使敌我双方重新研判对策。日军出于兵力的捉襟见肘，不得不暂缓攻势作战，而将精力蜷缩于所谓的“占领区”。国民政府也因久战疲惫，正面战场压力较大，不得不把视野投向众多因溃散而滞留在敌后的部队和民众。

早在1938年4月，军委会就意识到日益扩增的沦陷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沦陷区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战略指导：“在失陷地区除对敌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不妥协外，同时展开广大游击战，使侵入敌军只能占点占线，不能利用其军事威力发生政治势力而占有其面积，且使敌军对其所占点线之周围在军事上发生严重顾虑，不能长驱直入，以摧毁其战略上之企图。”[23]武汉失守后，于10月28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称：“至就军事而言之，武汉在战事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备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16](p35)看来，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处置和决策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武汉会战后，军委会相继在长沙、南岳和西安等地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的战略战术进行检讨，并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从这些会议，尤其是11月底召开的南岳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来看，国民党已把敌后游击战放到持久作战的战略位置，实现了主战场由正面阵地防御向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转变。这标志着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正式确立，这一思想在会后的实践中又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游击战略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24](p268)之后，军委会根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广泛游击战，加强对沦陷区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迫其困守据点，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之剥夺，打破其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分期整训，强化战力，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16](p149～150)。为适应战略变更，军委会特作如下之调整：1.在战术上，“决定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使其能巧妙之配合”[17](p211)。2.重新划分战区，并在沦陷区设党务、政权、军事等专管机关。军委会令各战区均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各区游击。1939年春，又变更战斗序列，将全国划分为10个战区，其中增设了深处敌后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游击战区。3.轮流整训部队。宣布，南岳会议后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整训，“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16](p176)。

(二)游击战理论研究和指导日臻成熟。国民政府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完成后，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竑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例如朱家骅就发表演讲说，游击战“仅战术之一，决无专事游击，可以制胜之理”[25](p463)。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1939年10月，兼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依据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组织人力编写了《游击战纲要》，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的教材，为游击战的实施提供了可行依据。《纲领》共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等14篇。《纲领》强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还突出组织民众的必要性。《纲领》的战斗篇阐述了游击战术，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求避免”[26](p33～34)。《纲要》全书240页，比较详尽地阐发了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理论，规范了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成为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也代表了国民党游击战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三)大量培养游击干部。为了迅速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事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游击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1939年2月，军委会选派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在南岳成立“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中共干部等30多人参加工作。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政治、军事训练三大类，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授课、演说、作报告。南岳游干班从1939年2月始，共创办七期，每期三个月，毕业学员5659名。[27]其他形式的游击干部培训也相继展开。胡宗南对游击战术研究亦颇重视，“有志经营陷区，组织敌后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之作战”[28](p97)。1939年，胡宗南呈准在西安成立“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每期召集名额为1000至1500人，直至抗战结束共办12期。此外，胡宗南还大量收容苏鲁皖各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以后又成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第四团、将校班、西北干部训练团、青年劳动营，“受训青年逾十万人”[29](p15)。为加强对深远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为敌后培养游击干部，中央军校特设立军校驻苏、鲁、冀三个干训班，分别招训苏、鲁、冀各省境内之青年军官及学生，培养战地游击部队所需干部。国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大量游击干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返回敌后战场，成为领导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从而推动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

综上所述，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有一个酝酿、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和发展的过程，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因此，探寻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不能绝源断流。这一成长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亦非信手拈来，而是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所面临的军事困境使然。这一情形必然使其成长过程呈现被动与非前瞻的双重特色，应急性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其理论的坚实程度自不待言，不可高估。况且，理论与实践的相脱离素来是国民党施令的致命伤，即便是提上决策会议的大事亦正如所云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30](p444)。这也正是国民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日趋没落乃至过早消亡的症结之所在。另外，从主观因素考察，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离不开国民党党外势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帮助、推动与影响。可以说，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受教于中共，但又远远落后于中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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