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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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已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而永久地逝去了。

经历了当时的痛快淋漓、欣喜异常的狂热，品尝到了“资本主义头啖汤”的唾余，见识到了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真实嘴脸，再以较为公正与冷静的心态来回顾曾经经历过和熟悉的却已永久逝去的一切，却发现，原来感觉不堪忍受，力图摆脱的种种禁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某种保护。

从历史的一般经验来看，各个方面对人们禁锢得最为厉害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在各个方面对人们保护得最为严密的社会，当然肯定就是人们最为厌恶，极力要摆脱的一种社会了。

最终，我对那些高尚正直，为了至高、至美与至善的理想与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一切——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人们恢复了敬意。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权势之中，摆脱了低级欲望，永怀自由与平等、博爱亦博恨的信念，为之浴血奋斗，一往无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的伟大理想与壮丽事业因人性与智慧的限制而不可行，但岂可因此而痛加诋毁，而忘了所有幸存的人，所有后来的人都因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而深受恩惠？

道德理想的破灭，难道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力提倡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理想吗？！

某些人一贯陶醉于高举大旗的荣耀，一旦发现这面旗帜不那么光彩夺目了，马上就换一面大旗！反正就是要高高举起，根本不愿意退隐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反思！

暴力革命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

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是弱者与穷人对邪恶强权的反抗，是对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的最激烈的抗议。它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社会。

那些崇尚以强凌弱和以智诈愚等邪恶行径的野蛮社会的所大力提倡的种种巧取豪夺、鲸吞蚕食、聚敛无度与发家致富的理想究其实质不过是些原始欲望罢了。却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些原始欲望是具有先进性与合理性。两相对照，这个伟大理想比那些残酷野蛮的原始欲望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了。

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弱者与穷人对当权者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大复仇。这场革命不仅从肉体上几乎彻底消灭了原来的统治阶级，而且按照弱者与穷人的立场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观点改写了历史，营造了革命者与反抗者的法统，把历代统治阶级的家谱扔到了一边。

那些在极度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的人，心中永怀着极度的仇恨。原来他们不过是想对私有制做出“限制”，并不是要“取消”，只是希望那些富人们能稍稍大方一点，仗义疏财，有饭大家吃。不料那些富人们把财产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为了永远保持自己绝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惜诛杀一切敢于染指者。

“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顾准文集》，3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你不仁，我不义，最后就诉诸彻底推翻，永久消灭了。

消灭私有制这个提法，据有的学者考证马克思从来没用过，这应该是事实。但是处于极度仇恨中的人们把这一个界限给突破了。（见《书屋》2000年第九期，《〈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李桐）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来个天翻地覆，让“大地象陶钧一样翻转起来”，让最卑贱的成为最高贵的，让最高贵的成为最卑贱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把过去的一切丑恶彻底埋葬，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面任意挥洒，建立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无比幸福美好的人间天堂！

“杀尽不平方太平”，“均贫富、等贵贱”，“分田地，打土豪”等等诸如此类的残酷行为不过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罢了。无非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激烈的措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结束贫富分化与强弱对立，残酷竞争与无情淘汰的局面。

人性与阶级性

革命者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必然怀着壮烈的情怀、崇高的信念，鄙弃物质享受，蔑视荣华富贵。只有战胜这些低级欲望，突破庸俗的生活境界，人们才能获得为伟大的理想与事业献身与奋斗的激情。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了骄横霸道与不可一世的反动统治者，终于可以告往圣，慰先烈了——“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革命者真的有改天换地的本领，真理在胸，法宝在手，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写了历史，驯化了人性——“拨开乌云见天日”，“六亿神州尽舜尧。”

只是革命者眼见新一代成长后，照样沉浸在庸俗的生活境界中，追求声色之好，向往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不由得心急如焚。为了防止新社会重蹈旧社会的覆辙，自己的毕生心血就毁于自己的儿孙之手，不得不永久进行革命传统的再教育了。

这样才对那些继承革命传统的种种说教有所理解，有所同情。无非是要下一代永远保持“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疾恶如仇与对一切强权同仇敌忾的感觉”，与革命先辈抱有同样的感受与同样的理想，以求江山永不变色。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倡到广阔的农村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种种忆苦思甜的拙劣教育方式等等诸如此类。这样做无非是希望青年一代通过这些方式体验一下底层阶级的痛苦，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罢了。

这样也能够理解在某个已逝去的特殊年代里，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刻意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当中栽培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才智与修养不足以当此大任，伟大领袖与那些革命家们见不及此，难道他们连普通人的智慧都没有了吗？这些看起来荒唐轻率的举动其实蕴含了最严肃与最高尚的理想，即革命党人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作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永远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实现这个理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工人与农民中寻找革命政权的接班人了！

但是任何人如果不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上，就不会与弱者有相同的感受，就不会同情与尊重他们，更不可能与弱者共享志同道合与同仇敌忾的感觉，而这是将弱者与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归根到底，人们只有在经历了极度的仇恨、极度的失望、极度的羞辱与极度的痛苦之后才会产生鄙弃一切低级欲望，痛恨一切不平等现象与打倒一切强权的动力，才会自觉自愿献身于高尚的理想与投身到宏伟的事业当中去，并且由此才能获得革命领袖所必备的大道德、大智慧与大勇气。

试图通过说教者的不断的灌输与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来复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做法，恐怕是过于高估宣传教育与示范的威力，过于低估人的劣根性了。人之善变，隐恶而扬善，隐真而示假，知易而行难，史有明鉴，革命者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焉能不败！

在新社会里人人必读的那些革命先烈与革命英雄们用鲜血与热泪写成的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读之令人顿生不快。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蕴藏了巨大的仇恨，以至连美感、平衡感与幽默感都丧失了。革命者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仇恨都统统灌输进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下一代早就有了另一套格格不入的想法了。

没有对屈辱地位与不平等感觉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一切对于青年一代接班人来说是不可思议与无法理解的，因此革命者就只能把革命的激情与平等的意识强行灌输给下一代了。不过最后的效果却是——在青少年看来，对他们进行强行灌输的这帮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才是真正最可恨的人！因为这些人阻碍了“青年的力量，青春的力量！”

随着情欲与权力意志的觉醒，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永远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在革命的激情与魅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这些鄙俗的念头暂时压制下去。但是当他们一旦在现实的利害冲突与政治权力斗争中醒悟过来后，悲叹被愚弄被利用被耽误之余，就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切角逐中去了。

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

社会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过分高远，它的无非就是——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有做人的尊严，有闲暇的时间，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却与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存在与运行相悖。

仔细分析“绝不拉下一个阶级兄弟”，“先进帮助后进，共同进步”，“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等等诸如此类的真挚朴素的宣传与算计，发现其实这不过是弱者希望尽一切努力制止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分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就利害关系而言，人们只有在共同遇到极大的危险时，才愿意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为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战胜当前的困难，危险过后又会形同陌路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上岸之后则各为其国，刀兵相加。

人们只有在巨大的屈辱、痛苦与仇恨中，才会在政治斗争中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与压抑自己的低级欲望，联合一切与自己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以求实现美好的理想，改变自身的处境。在这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状态下，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变得有极大的可能性。

只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永久获得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后，就会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不再需要以一种永远高昂的激情与坚定信念去争取与维护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再是斗争，而是不断的享受，以至于比其他人少享受了一点就愤愤不平。心里永远在算计是不是少分了社会主义的红利，为了万无一失，最后就按照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按酬付劳了。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弱者要联合起来反抗强者，必然要有一个或一群才能卓著的人来充当领袖，以便能团结与率领弱者去争取相对较好的处境，这个领袖或领袖集团就会处在一个各方面都较原来为好的地位上。但是这些领袖们也许就会发现，如果能维持这种相对有利的地位，还去革命干什么？不如就与既有政治势力相妥协，全力维护这种地位算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革命接近成功时或成功了以后伟大领袖就把当初的誓言、许诺与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全心全意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势，巩固自己的权力法统，并且大杀不识时务与功高震主者。

二十世纪的最新表现则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者集团慢慢地蜕变，变成新的旧式统治集团，新社会最后就向旧社会全面回归，以至又需要来一次革命。

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强烈平等主义倾向的社会，对其臣民一视同仁，按材授官，就极有可能将各个阶层的杰出人才都收罗一空。这样下去，统治集团本身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被压迫阶级要翻身将比登天还难。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至与下层阶级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最后统统葬身于王朝末年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大屠杀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某些读书人，除死记硬背，能说会道以外别无长物，又指望借此谋生，甚至出人头地。如此一来，就只有依附强者与富人，为他们的强权与财富的合法性摇旗呐喊，从他们的嘴里分一杯羹。就象秃鹫一心希望分享狮子吃剩的猎物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去为弱者与穷人说话！

当弱者与穷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后，精明势利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些一时冲动，心存侥幸者，对革命只有三分钟的热情。革命政权的严厉管制，使他们不能图逞口舌之利，不能以自由之身侍奉强者与富人，于是深悔所遇非人。身处囚笼之中，只觉度日如年，夜夜盼望自由天使从天而降，将自己救出苦海。一旦形势有所变动，欢呼雀跃西天极乐世界马上就要降临，眼中所见全是一片光明，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奋不顾身向前冲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好一群自由奔放的领头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资本在人间。

人性就是如此，认为自己比较聪明能干，就不愿意与其他较为愚钝的人平起平坐；能说会道者就整天嚷嚷他们理所当然要比那些笨口拙舌者多享受一些好处；觉得自己比较漂亮性感，就一心指望受宠爱，被呵护，以至于受到一点冷淡就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要移情别恋，离婚改嫁，弃暗投明。

这类人浊气一涌，慷慨激昂，又是大书火烧某某某，又是表态永远跟着某某某走；热血一冷，顾影自怜，又是反思，又是忏悔。岂有它哉？无非就是自怜自艾，搔首弄姿，粉墨登场罢了。

只有那些不可腐蚀与不可收买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迷信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原则，真诚待人。只是这些人并不精于算计，更不会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自己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些人如果去从事政治斗争，或是被人利用，身败名裂；或是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慈不带兵，义不生财，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学术中立，真的能够做到吗？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打算吃或者已经吃了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恐怕在良心上会感到不安吧？再说也违背普遍的道德律令与神圣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是劝百讽一，小骂大帮忙，逢场作戏，点到即止，对得起观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