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的原则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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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的原则性论文

摘要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两岸当局的政策非常明确指出了「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壹、前言

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呈现分裂分治的局面。不过双方当局在追求整合过程里，不管采取的策略或手段是如何，以统一作为目标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也因此，早期的军事对抗，中期的统战喊话，以及目前阶段的交流互动，其目的也无非藉由不同的方式，而达到两岸分而再合的目的。

同时，两岸当局的政策也非常明确指出了「中国统一」为其最终目标。作为台北大陆政策最重要遵循的国统纲领，即在前言部份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同样列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方针的「江八点」谈话，也在结论中说明，「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完全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亦再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最终走向统一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期间虽然经过了两岸当局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式，不过由于彼此接受的态度有所差异，也因而分隔近五十载，台海两岸依然是隔海而治。不过，中国统一的目标既是两岸当局既定的政策，而且目前双方也均有意舍弃用武的手段而改采和平统一的方式，显见中国未来的整合其成功因素将系结在统一模式是否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统一模式固然重要，统一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模式到各种不同层次的阶段里，使得两岸的中国人均能意愿强烈的接受，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贰、两岸现阶段官方的中国统一模式

就统一模式而言，两岸目前呈现在政策上的设计是比较抽象，模糊而且是不够明确的。导致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固然是两岸当局至今尚未能就这项议题进行接触谈判，但是另方面即使最基本相互隔空建议的喊话背景也未见成熟，因此在现阶段的政策里，两岸所提出来有关整合的话题也仅集中在中国应该统一，或统一之前的一些相关程序探讨，至于统一后的模式应是如何，不是设计不够具体详尽，就是设计的模式尚难引起对方的共鸣。以台北来说，它的国统纲领目标是说「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那只是理想境界的中国。至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两岸应该经由何种模式的整合成效使得目前分裂局面迈向统一，则未见提及。仅在国统纲领远程协商统一阶段，说明「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自由、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这也就是说，台北的政策仅只是提及中国的统一，至于促成中国统一，采用何种模式能让双方接受，或是中国统一后，应采何种模式让这样的整合运动持续，则官方的文书上均未见明确的建议方案，而仅认为由两岸「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至于台北官方早期所提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致现阶段的「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二个政治宪体），严格来说，这些说辞都不算是中国统一模式的正式方案，仅能说是提供两岸在统一之前相互政治上有所定位的权宜措施。再以北京来说，它的统一模式自一九八三年提出「一国两制」说法之后至今未变，实际上这套模式最早的版本可追朔到一九七九年的「告同胞书」里，主要的是建立在一个单一国架构下，在其辖下主权领土之内允许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可以运作，涵盖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的层面。譬如以「江八点」来说，「一国两制」是应用在中国统一之后的模式，它的用意就是让统一之前所有尚未归属中国或中共政权的领土，一旦在主权回归或合并之后，希望能继续让这些土地原先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法律规章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照常运作，不受到中央政府所规范的宪政所拘束。所以「江八点」说：「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之后，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英签署香港主权让渡协议即有中共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因此「一国两制」的理论得以提早在香港实践，也使得北京当局能以具体的实例来支持它对台湾要求国家统一的建议。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里，就特别提出「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在报告中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不过，中共的「一国两制」内涵及其各基本点的关系，在一九九三年所的「台湾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是认为有四个基本点，即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不过，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前任副所长李家泉在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却点出了这四个基本点不是平行的，并且有主次之分。李在文中指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心是『一个中国』，其余三个基本点是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李家泉认为，「一个中国」在「一国两制」统一模式中是灵魂，也是主体，没有「一个中国」其它就什么都谈不上，因为「一个中国」主要是解决两岸「定位」问题，台湾归属问题。因此，如「一个中国」原则不能顺利解决，依李家泉的看去，「大陆不放心，台湾不安心，外国不死心，两岸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根源就无法清除。」摘要

壹、前言

贰、两岸现阶段官方的中国统一模式

2.就北京来说，尽管「和平统一」已列为对台政策的的方针，但是不放弃对台用武的立场已深深烙印在民众心中，以致于在台湾普遍认为中共黩武的形象始终不改。虽然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曾提到「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图谋的。」但这样有条件才会用武的说法，并没有因而减缓台湾民众的疑虑，在较新的一次民调结果里，还是看出在「终止动员戡乱之后，中共并没有降低对我敌意」问题上，仍有百分之廿七点三的台湾民众认为敌意有所升高，加上百分之廿六认为敌意不变，二者合计共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而且更有指针的是百分之七十三民众不相信中共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因此，要谈统一的目标，要论统一的模式，显然前提必须先探讨整合过程是否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如要达到这样和平方式处理的两岸关系，并且希望透过「和平」方式达到统一目标，那么终止两岸敌对状态显见需要两岸当局首先来面对。事实上，自一九九五年「江八点」与「李六条」先后发表之后，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认知双方已有交集与共识，只不过在程序上的步骤尚有些差距。对北京来说，两岸之间首先考量莫过于这项议题的谈判，在「江八点」中就提到「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对台北来说，《国统纲领》中早已提示，「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辉发表六点看法，其中第五点的主张有一段文句，就很清楚的将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处理过程予以告示：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成熟度，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诚意来培养酝酿。，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磋商。不过，必须清楚点出来的是，台北对「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看法，在程序上的步骤是与北京的建议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双方确实都对这项议题是否进入谈判程序都有一个前提条件：譬如北京希望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北则是坚持「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至于在步骤上双方则有所差异：北京是希望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台北则是先进行预备性协商，再视情况进入正式谈判程序。但是这方面的「差异」只属于技术上的层次，不难克服。而双方所提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也可说就是这项议题的「谈判结果」是属于蛋生鸡或鸡生蛋的争论，端看两岸当局对两岸敌对状态终止的强烈意愿便可揣测「前条提件」所存在障碍性的强弱度。倒是台北陆委会主委苏起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辜汪会谈六周年记者会」上一席谈话，由于其主张两岸应谈全面性和平协议议题，会不会到北京对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就值得来观察与评估。

苏起的建议有二点是有点迥异以往台北当局一贯立场的看法：1.两个分治的政府要谈的不是结束敌对状态,而是全面性的和平协议。2.苏起强调的是：结束敌对状态是结果，而非议题。研析苏起的建议可能有下列作用，不过事实是否如此仍有待进一步的查证与评估：1.说明结束敌对状态是谈判结果，而非谈判议题，主要是在突显两岸谈判的主体不是内战的双方，避免因而被北京到时冠上「交战团体」的定位，对台北不利。2.主张要谈全面性的和平协议，是让两岸处于分治、对等，甚至有暗示性分裂的地位，不让北京事先有任何矮化扭曲台北的机会。由于谈判代替对抗，和平取代武力已达成两岸迈向统一目标的共识，所以不管从「分裂国家互动的模式」，或是「先，后政治的整合模式」，都将需要透过双方的谈判，先达成协议，再来进行或实践彼此的承诺，以求达到最后整合的结果。显见武力的手段将很难适用在中国未来统一的过程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能预测到未来中国统一的模式到底会采取那一种体制，但是我们却可肯定的结论，世界和平的潮流已经同步的影响到中国统一的过程。(二)耐心与时间的因素两岸相互对峙隔绝已有五十年，早期甚至尚有军事冲突事件，就算一九八○年代后期始展开的一些相互交流活动，至今也不过只有十二年的时间。要从这样短暂时间的来往，进而就能让两岸谱上了民族感情与国家认同的基础，难免带有浪漫的色彩。加上两岸社会不同，制度有别，对价值判断亦有迥异，即使有些相同的语言、与文化的背景，但是，一时间也很难全面掩盖彼此对差异认知的「突出」。而且，中国历史分合的例子很多值得来，有些分裂的时间在历史上甚至长达数百年，最后缔创国家统一的途径尚且是诉诸于武力。

现在两岸均一致主张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的争执，并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两岸整合的目标，当然这样的统一远景，就更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而前中共党校研究室副主任阮铭也曾说过：「历史形成的两岸统一困局，需要一个历史的长过程才能逐步解决。」当然，两岸领导人也都有过如此理性的表达，譬如说，曾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好了。」而邓小平也说过：「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而李登辉总统亦有同感的提过：「两岸谈判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就是谈一百次也要谈,谈了一百次只要一次成功就成功了。两岸之间就要慢谈,一百年都要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所举行的国统会闭幕典礼上，李登辉总统再度强调：「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与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但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目前领导班子，显见对台湾问题成统一目标的完成不如上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耐心，已见明显的急迫性。最新的情况是中共国家主席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参加香港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前，接受台湾记者提问有关中共在今年底收回澳门后是否会对「台湾问题」制定统一时间的问题。江当时相当坦白的表示，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在今年底亦将由中国收回主权，而临世纪之交，对于台湾统一的问题「心情是迫切的」。江并说，这一天不会是遥遥无期的。这种类似统一设定时间表的谈话，中共高层表达已不只一次，即使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卅日「江八点」发表之时，已说过「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同年八月十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来自北京的报导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对台领导小组将向当时在北戴河进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列为北京最新对台动武的条件。而较新的说辞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北京由海协会主办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上，一名资深的涉台学者曾提出警告说：台海现状不能固定化。北京当局企求中国统一能早日完成的心态可以体会，同时在追求统一的目标里，对岸希望不会节外生枝，产生结果的忧虑也可以理解。但是让一个历史春秋大业，不去计量其过程中应该评估的得失，只是简单地列上一个数字目标去完成，那么这样的统一大业只能用「躁进」一词来形容，因为不仅整个作业过程会因是应急而显得粗糙，而且涉及到双方对统一时程的认知与意愿尚有落差时，甚至还会导致两岸军事冲突的结果。这样的情势，不要说是两岸人民所不愿见到，恐怕更非国际所期许。两岸整合的问题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心目中已深知绝非一蹴可及，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模索解决。另方面，即使目前两岸已经进行了超过十年以上时间的交流，但是双方现阶段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以及民主政治的差距实在过于悬殊，这同样也可说明今日两岸之间不能立即统一的原因所在。有个例子可以支持前面的说法，那就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办、国台办和中央军委研究办曾联合召开为期七天的「对台湾战略工作会议」。会中有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四个阶段时间表：第一阶段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九九年到二○○四年；第三阶段是二○○四年到二○○九年；第四阶段是从二○○九年至二○一四年，至于中共决策阶层在其中分阶段，甚至在时间上拉长到公元二○一四年，主畏是认为届时大陆经济可能已有了更大的进展，可拉近与台湾的差距，这样比较容易奠基两岸统一的基础。基本上，上述的阶段政策仍把统一的时程冠上时间表是有其不够沉稳的一面，但是当了解两岸统一尚系于经济差距的拉近则有其务实的一面。

另外也有个例子可以用来参考。譬如说，现阶段台湾民众对现状的支持与认同，均高于急独与急统相加的总和，或者说，支持度均高于任一的急统或急独。当然，这不能武断的解读今后「现状」的走向是统或独，但至少可肯定的结论，「现状」的支持就是不愿在现阶段就决定选择统或独。对两岸当局来说，如何营造一个统的憧憬，而不是独的响往，就必然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因素，来烘托着令人接受的环境与背景。其实中国统一必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不能强求，也无法预期，因为这是两岸人民民族情感促成的体现，也是中国历史上追求一统王道精神的展露。(三)互信基础的因素北京当局曾经多次提过中共绝不会对台湾同胞动武。江八点中甚至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台湾的民意仍然显示：深信中共绝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他已多次强调反对台独，可是说了一百多次，中共始终不会相信，而且北京当局还认为说：对李登辉要听其言，观其行。还有一个例子，是自一九九二年两岸开始争执的「一个中国」。双方一直用词相同，只是解读有异。这点共识企图建立直到现阶段为止始终无法完成，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互信不足。这种「互信不足」，恐怕才是两岸当前所有争执问题无法顺利解结的真正关键所在。所以，轻的如两岸制度化的交流与互访，重的如政治谈判的设置，都是因为是双方互信不足，都不曾有顺利圆满的结局。所以两岸实际上可透过对话机制来建立互信基础的管道，也因双方相互猜疑甚重，深恐话未交集就会掉入对方的文字陷阱里，进而就将对话限制、设障，甚至排斥或搁置。没有互信的基础，也没有互信的机制，双方仅就对方提出质疑，很少反省自己的疏失，当然就只见两岸相互指责的场景，而不见彼此提携的远景。长久此往，两岸当局就较少去考量问题症结所在，而多集中在控诉对方的不是与刁难，结果最后是演变成「恶性循环」，在互信不足之际又增加了更多台湾与大陆的信任危机，也因而自一九九三年四月辜汪会谈后至今，两岸关系之所以一直缺乏实质的进展，其来由当是如此。其实，两岸当局并非全盘昧于对「互信」的疏忽。北京方面在「江八点」中曾有提到「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增加了解与互信。」而「一国两制」的建议虽不能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但是当时这项建议的动机出发点即是从互信建立着眼，因为它强调台湾可保持原有的制度，所以中共认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以为这是可获得台湾的回响。结果台湾注意的却是「一国」可能吃掉它，而不是「两制」兼容了它。在台北方面，李登辉总统也说过：「两岸经过半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

当然，两岸互信基础并非不可建立，但在迈向这样的境界，至少需要有下列几项重要观念的配合：1.两岸之间应持续并扩大交流，不应设障与限制，更不要因两岸关系的阴晴不定而有所变化。因为唯有交流才能了解，两岸才能迈向互信。2.两岸之间对等的定位要确立，只有在对等的基础下，双方始不存有任何「以大吃小，以小事大」的不平衡心理，也因而才能筑起互信的长城。3.要设法作到尊重对方的提议，同时也要理解对方的困境。两岸之间的互动固在优先考量本身的利益，但也要了解利益只能也是建立在对方的接受度上。唯有尊重与理解，双方才能在光谱两端寻找到平衡点，进而互信基础始可逐渐奠定。国际过去不乏一些因互信不足而导致军事冲突的例子，如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但是也有很多本来一触即发的危机，就因为事件的当事人事先处理得宜，在经过长时的沟通与协商后，得以让对峙的双方建立起互信的基础，最后遂同意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收场。像爱尔兰与英国达成北爱地位的协议，结束了百余来的血腥冲突，就是一个很值得启示的例子。因此，两岸之间当然需要有互信基础，因为唯有如此，双方才能顺利的进一步谈到接触与谈判，甚至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互信基础的建立，也必须配套的加上扩大交流，对等定位与相互尊重的观念建立，而这样的「互信」，就更需两岸当局的努力缔创。

伍、结论

统一目标的完成，除了统一的模式是个重要的依据外，其实迈向统一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或者说也可以作下列如此的推论：1.统一是个目标，也可以是个过程，两者很难有绝对的分际。2.统一的模式需要作调节的几个阶段中能呈显不同风貌的形式。

因此，在试着去整合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的解析」与「统一过程中的因素探讨」，希望来建构出一个符合现阶段两岸关系特质的统一过程。在这样的建构里，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实际上是可呈现在不同阶段的过程里。同时重要的是，任何的一个阶段都可被视为是中国统一目标的完成。只要那时两岸人民认为这样的整合结果已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便可有这样的结论。另外，也很重要的是，当统一的过程在迈向目标之时，像本文在前面所叙述和平方式的因素，时间与耐心的因素，以及互信基础的因素就必须列入两岸当局的考量。虽然这其中若缺一因素并不与统一目标的成败有必然之关系，但是全般否定了这些因素需要纳入考量，那么就很难见到两岸任何「谈判进行」或「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因此，在进入下列被称为「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时，确有必要再将和平方式，时间与耐心，以及互信基础等因素再度的强调，而且也需说明它们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所谓「阶段性的过程或目标」，一般来说，应该是在经过两岸的谈判，或终止敌对状态，最后终于达成某种程度的整合意愿后才会产生。在这里，尽可能仿真这样的「阶段性过程或目标」，设法引进本文前述的统一模式以作为每一阶段整合运用的手段。

(一)第一阶段：邦联式的中国两岸在终止敌对状态结束后，或可签订一项有关两岸定位与安全保障的协议，并在双方满意彼此受到尊重与对等的规范上，进行组织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体制，却只有双方组成的联合国会的「邦联式中国」。在这个模式之下，与中国大陆经此均享有独立主权，并可自由加入国际组织，但是在对外关系与国家安全层次上，两岸可在事先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同一个政策与步骤。美国在一七八九年宪法正式制定之前，曾短暂的采用了邦联条款，它对外的政府象征就是十三州联合支撑起来的国会。因此邦联的中国，根据《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的看法，既符合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也确认了台湾拥有主权、尊严、民主与安全的基本需求，可使两岸中国人民在良性合作与竞争的情况下，实现有利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

(二)第二阶段：联邦式的中国「邦联式的中国」设若能将两岸的互信基础加强，又将两岸相互依赖度提高，甚至于对两岸整合意愿可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两岸当局可进由协商，来制订宪法，成立「联邦式的中国」。在这个模式之下，台湾与中国大陆加起来就是中国主权的领土，不容再有分裂或分割之议。宪政体制可依人民的公意来决定，但仍可授于联邦成员有其展现自由意志可仿前苏联体制由公投决定本身自由加入或退出联邦的宪法条文，但门槛不妨提高，以维护联邦体制的稳定。当然最重要的，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政党政治的建立，公平选举的举行，在在要有法治化的明文规定，唯有如此，联邦成员才有意愿共同存在一个屋檐下。(三)第三阶段：单一制中国最后，当「联邦的中国」不再满足中国人需求的民族光荣与尊严时，或许就有更多的要求呼声希望中国走向「单一国体制」。由于这样的模式会到较具弱势联邦成员的权益，因此如何建立起国家资源与权力合理分配的规则，如何建立起国内政治民主的机制，以及如何开创更繁荣富裕社会的理想，应是联邦中国走向单一国体制的必备前提条件。由于这样的阶段也是中国迈向最后一统的模式，也因此，有更多缓冲的时间与空间可让整个中华民族来思考他们的方向与目标当然上述，每一阶段的模式建议只是种参考作用而已，而非必须一成不变采取这样的顺序与程序。其实，中国统一模式固在目标的追求中有其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两岸在迈入统一的过程中所呈显出来一种有强烈意愿追求整合的精神与意志。再说清楚一点，中国统一模式到底是什么并不是统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大陆既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也可建立具有台湾特色的三民主义，这表示两岸均有弹性适应未来变迁环境的能力与条件。重要的是，统一的过程可否让两岸顺利的接受与渡过。因此本文探讨的重点与其是要说明那一种模式或制度最适合统一后的中国，还不如说，中国人最可能接受的统一模式应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让中国人民接受的程度，也会随着时间渐进，互信的建立，进而透由和平、民主、自由的方式而逐渐增强。所以「结论」实际上已经呈显，那就是唯有中国人能接受的统一过程，才有机会让中国迈向最后统一的目标。

注释：1有关国家统一纲领以及「江八点」全文，均收录于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87年3月，初版）。请见附录部份。（以下简称邵书）2同上。3同上。4有关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有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部份全文内容，亦请参考上述著作的附录部份。5有关1993年中共的「台湾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全文内容请见同上之录部份。李家泉之著作，则是他在1996年7月在香港阳明山庄举行「首届中国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中所发表的论文，题目是〈各种解决两岸关系构想或模式之探讨〉。（以下简称李文）6王铭义，「陆委会：香港模式不适用于两岸」，《中国时报》（民国86年6月17日，4版）。7黄鸿钧，「连战：两岸关键在民主问题」，《联合报》（民国86年4月3日，2版）。8黄鸿钧，「李总统驳一国两制：台湾不是香港」，《联合报》（民国86年7月4日，头版）。9请见《联合报》于民国86年7月1日至2日所作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民国86年7月4日，3版。10张宗智，何汉理：中共开始邦联取代一国两制，《联合报》民国86年11月13日，2版）。11请见注5之李文。12朱高正的看法请参阅《中国时报》（民国77年9月24日）；熊玠的看法请见《海峡评论》（1992年3月号）；许倬云的看法请参阅《联合报》（民国80年10月5日）；周洪钧的看法亦请见《海峡评论》，第39期（1994年3月）；严家其的看法见其所着，《联邦中国构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81年11月初版）；刘剑看法则取自于其所着〈关于中国统一和未来国家结构〉一文，收录于陈一谘编，《中国前途与两岸关系》（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民国86年6月初版），页291-307。13对严家其的主张批评「带有邦联的特征」，语出自于明报出版社对严书《联邦中国的构想》中的「出版说明」。14张旭成的看法请参关美国出版的《台湾文摘》（1984年11月15日）；费希平的生前看法请参阅《中国时报》（民国73年7月20日）；魏镛的见解散见在他著作里，代表性看法可参阅《联合报》（民国80年9月26日）；王作荣看法请见《天下杂志》（民国87年10月1日出版之一期）；陶百川的看法分别见《联合报》（民国80年10月23日与84年6月5日）；新党姚立明，曲兆祥的看法，请见《联合报》（民国87年2月23日，4版之报导）。15周阳山，〈中华国协的新构想〉，收录于陈一谘所编《中国前途与两岸关系》一书内，页283-290。16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李登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国统会闭幕典礼演讲全文以及李六条全文，全收录于邵书附录部份。17国统网领全文内容请见邵书附录部份。18十五大政治报告全文请见邵书附录部份。19由中华欧亚学会委托全国意向调查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民众对两岸政治关系意见调查」,于民国88年5月2日调查结果，并说明调查日期为同年4月26～27日，对象是全国二十岁以上有投票权之民众，有效问卷数为1065份，抽样误差在正负百之三。20江八点与国统纲领全文见邵书附录部分。21李六条全文请见邵书附录部分。22〈苏起：两岸应谈全面和平协议议题〉，《中国时报》（民国88年5月1日，头版）；〈苏起谈两岸，中称谓有别〉，《联合报》（民国88年5月1日，4版）。23阮铭，《两岸统一，百年大计》（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民国85年1月1日，1版），页245-247。24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会见季辛吉谈话纪录，引自于阮铭前书注2，页275。25邓小平谈中国大陆与和平统一设想，原由新华社发表全文，1997年7月29日，收录于邵宗海书附录部份，页543-545。26李登辉总统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辞岁迎春茶会上的致词，引自于阮铭前书，注4，页275。27李总统在国统会闭幕典礼谈话全文，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收录于邵书附录部份。28〈：对台统一，心情迫切〉，《中国时报》（民国88年3月8日，头版）。29江八点内容可参考邵书附录部份。《星岛日报》此篇报导部份内容经《联合报》于民国84年8月11日在三版转刊，标题是〈中共拟增列第三项对台用武条件〉。至于〈台海现状不能固定化〉一语系笔者前往北京参与该会议题亲自听到。30四个阶段政策由香港《信报》在1994年9月16日出刊。31「江八点」之内容以及出自于〈邓小平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文中的「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这段话，均见邵书的附录部分。32李登辉总统的这段话出自于1987年12月6日在国统会闭幕典礼的谈话，全文见邵书附录部分。33余纪忠，〈五十年来的理念与实践──一个报人为存证〉，《中国时报》（民国88年4月27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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