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历史经验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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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证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5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表明，能否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环节”和“生命线”的作用，取决于对我国国情、党的中心工作、人的思想行为活动特点及思想政治工作自身规律四大要素的科学把握……

一、正确把握国情，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注：《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同时并存，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呈现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构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前提。

其一，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存在复杂性特点相联系的各种思想观念多样并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千差万别。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和各种思想多样共存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战线一项长期任务。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情，提出必须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实际出发，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照顾允许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国情，以及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特点，我党提出“从杜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1999.9.29。）“根据不同对象的情况，不同时期的实际，讲究道德的层次性，注意工作的渐进性，明确区分应当提倡的、必须做到、允许存在的和坚决反对的，既照顾多数，又鼓励先进”，“努力寻求道德建设与经济政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性、方向性与务实性、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彻底克服和纠正了长期以来脱离我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工人思想实际的单一化、简单化、款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二，意识形态领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复杂课题。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一方面指出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418页。）进而于八届三中全会重提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求开展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极端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状况，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政治斗争、政治批判取代了说服教育。历史和现实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同时，“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斗争”，（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反对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忽视放弃思想斗争的错误倾向。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警惕防范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颠覆活动，也是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6.28。）

其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善于识别思想战线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新时期开始后，鉴于以往思想政治战线重右轻“左”，宁“左”勿右的沉痛教训，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确定了对来自“左”、右两方面错误思潮同时进行批判的原则，中央制定了进行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根本扭转了以往党内思想斗争中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片面性。从十年动乱结束到改革开放起步，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我党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搞运动，不随意上“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健康局面。在此基础上，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右错误的主要表现、危害和区分原则。“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37、377页。）成为全党的共识。

二、统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性、能动性

明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事关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局的决定性因素，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正确的目标依据。中共八大对当时我国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但1957年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偏差，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宣扬“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误入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我党“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37、377页。），“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把政治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适应时展的战略性转变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

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保证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是思想政治工作能动作用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先后提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大事记》，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8、98页。）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地位。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0页。）要求从整个世界的大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的高度认识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6.28。）。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人们运用科学理论指导，自觉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及发展规律。1951年刘少奇首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特定概念才得以确认并广泛使用。我党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努力摸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注：《中国共产党财贸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针原则、规律和方法。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立即着手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学校普遍建立党组制度、宣传网制度、高校政治工作制度。1951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间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初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操作机制。六十年代调整时期，中央关于农业、工业、科研、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工作条例中，专门对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目标、要求、任务等内容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探索上迈出重要一步。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立法的形式专门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做出原则性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制订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细则，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网络化的体系，健全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的确认和建立是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50年代，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提出“政治工作是科学”的命题。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8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的讨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对象、规律、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致确认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1983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组部、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等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组成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中国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创办《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刊物，全面启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进程。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筹办以培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政治院校”，并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增设政治工作专业。一年之后，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中诞生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创了以正规化方式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的办学模式。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也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领域由具体应用课题研究到基本理论探讨；由微观分析到宏观指导；由本体理论到相关学科不断扩展和深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走上科学化、系统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

四、立足人的思想行为活动规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研究掌握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和行为活动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中，刘少奇提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些党员情绪的变动”，“重新给他们以革命的教育”。（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按照党员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把理论学习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循序渐进开展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和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防止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中“不顾工农干部的特点和实际要求”的做法。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党把握中国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积极性”和“两面性”特点，把人的思想改造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同时，实现了剥削者向劳动者的历史转变，成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新时期开始后，提出要求从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入手，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及其规律。《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作为“检验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否真正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标志”。（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88页。）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调整人们思想行为来实现工作目标的能动方式，必须重视人的生理、心理、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些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因素。物质利益是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变化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发扬革命精神同坚持物质利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建国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曾严肃批评化运动中忽视群众物质利益，极大损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党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的错误，要求“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改革开放后，我党提出“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4页。）“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必须同实行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必须同现阶段按劳分配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4页。）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八十年代以来对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形式和途径探索中取得的重大突破。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职工业余读书活动；双拥共建活动；文明城市、村镇、行业、家庭创建活动；企业、村镇、社区、校园文化建设；“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等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充分开发调动群众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把说理教育和形象化教育、有意识和无意识教育、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感染力。

借鉴吸收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方法，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掌握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差异，促进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是九十年代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作为面向未来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表率作用和人格魅力是影响受教育者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以、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高度自律精神在全党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作风的化身”。（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建立在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上的党的崇高威信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够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89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只有“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做出表率”（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1999.9.29。），才能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信服力和感召力。“我们的困难在这里，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90页。）这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