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思想政治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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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下的国际机制构筑思维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协调政策中的新焦点。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频频见诸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词语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性内涵并没被明确化。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提升软实力"往往陷入一个经验主义的误区论文。比如，软实力的倡导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奈又把其来源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这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无疑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这种企图通过来源解释软实力的做法不免带有循环逻辑之嫌，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在欧美的"魅力"比在亚洲的"魅力"大得多等现象。如果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人民的伤害是该现象的根源的话，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作为拥有全人类共识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意义。

因此，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软实力"，考察其根本来源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笔者在第二部分中对软实力的基本特征进行讨论，提出"软实力"的不可交易性及其替代依赖的理论假设；在第三部分通过实证比较，将理论假设实施量化证明；第四部分进行总结。

四、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软实力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软实力所具有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同时提出了软实力的相对论关系。也就是说，一国所具有的软实力的净强度不仅决定于另一国对该国的净依赖程度，还决定于另一国是否拥有替代依赖的手段。

正是基于这种特征，日本的软实力在欧洲地区远比在亚洲地区更具魅力，中国亦然。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对"人"的认知程度是构筑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中国来说，尤其是现任领导人（政治家）更应该积极地发挥构筑中国国际形象的作用。

而对日本来说，国内虽然以和平主义意识占据主流，但正是因为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导致了其对亚洲国家软实力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的提升是在发现、认知、参入和共鸣等四个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国家之间也会经过接触、扩大交流达到相互信任和尊重。

通过统计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得知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在改革开放和传统文化方面得到较强的认知程度。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开始了其从"黑猫"向"绿猫"的新一轮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应对中国崛起之中，逐渐调整了它们的中国战略。在"时代呼唤中国大战略"之中，中国必然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个明确的思维。在此，本文着重对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略述如下：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外资引进政策。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软实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交流。日本已经致力于扩大与各国之间的人际交流。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2005年生活在中国的"长期滞在者"（日本外务省的统计范围是居住期间超过3个月但未取得所在国绿卡的在外人员）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有35万日本人常住）成为常住日本人数最多的国家。欧美国家常住中国的人数也同样急剧增加。一般来说，常住外国人口与普通游客不同，从事商务或者学习的目的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使之成为他们的生命共同体。显然，没有海外投资便没有常住外国人口。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诸如"限制外资、重新审视对外开放政策"的论调近年来颇有市场。其理论依据在于"利用外资并没有使中国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反外资压制了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只是从事单纯的组装活动"等。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混淆了"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笔者在本文中论述的那样，作为一国软实力所在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鲜明的"非契约性交换"特征，它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究活动、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而不是外商投资设备中所体现的技术含量。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中国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得来的"内功"，这本身是一个软实力形成的长期过程。

第二，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企业品牌是一国软实力重要的一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品牌认知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实，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对现代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日本通过战后经济复兴，商品制造能力大幅度提高，出口贸易迅速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引起了被称为"日美贸易摩擦"的贸易战。日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现地生产"模式，这种在美国当地生产、在美国当地销售的经营模式从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上减少了贸易顺差。可以说，"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原因。80年代前半期，日本国内工人工资水平上涨过快，日本企业开始转向主要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为中心的海外生产。这种"追求经营效率化"式战略可以说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第二个原因。

进入80年代后半期，发达国家五国财长会议后，在纽约广场宾馆达成的"广场协议"，把日元汇率问题推向了风口。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240左右上升到1：120.汇率升值后的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但是，汇率上升在另一方面也急速提高了日本企业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掀起了第三轮海外投资高潮。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虽然在产品结构、出口主体等方面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末有本质上的区别）、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得不说和日本具有颇为相似的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市场战略，将不单纯局限于一个提高软实力的问题，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政府如何为企业"走出去"做好准备工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凸显其重要作用。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规范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股份市场，只有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资产评估市场，企业的价值才能够得以在国际市场战略上立于优势地位。其次是建立一个类似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非政府组织，为企业提供战略分析、信息分析等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加速现有的贸促会的机构改革，使其转变机能，迅速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智囊机构。

第三，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实施"文化产业化"战略。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软实力根本来源在于那些具有不可复制和模仿性质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伴随美国的大量生产模式、寡头垄断企业利用新兴媒体使人类"普遍消费者化"过程中产生的流行文化。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能具备"消费"的特征。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只有在人的消费活动中才会被普遍传承。"和服"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是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来源，正是因为它至今仍是日本人穿着的盛装之一。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有其特定的社区（community），并主要由社区成员继承延续。然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承担文化连续性的责任也由个人转为企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工业化水平加速提高，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纽扣"、"吸管"等市场，却没有出现像日本京都那样能依然保持传统染织、陶瓷等产业的积聚地区。

第四，与各国构筑相互信赖的媒体协作机制，减少不必要的相互责难，避免"囚徒困境"的发生。当今社会，大众媒体在每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是，媒体报道是经过了"过滤"之后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对事情的真实报道。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对媒体规制的逐渐放松，当今世界传媒基本上都采取了民营化的道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遂成为媒体最大的目标。因此，某种程度上，媒体一是为迎合大众进行报道，二是因媒体人本身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有限而进行有失偏颇的报道。笔者见证了近年来在中日关系恶化中的日本媒体报道，其冷战思维模式下的片面攻击可以说是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形象持续恶化的根源。而中国国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所逐渐产生的个别民族主义情结由于媒体影响的扩大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中国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媒体协作机制，采取媒体互访活动，加深相互之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这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从制度对软实力的影响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制度化建设的战略更具有直接提升软实力的作用。国际制度一旦形成，将意味着参加国对制度框架的依赖，如果一国观念意识不能在这些制度构筑中得到反映，将持久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净依赖，从而减弱了本国的软实力发挥。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坚持改革开放仍是未来提升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另外，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重视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提升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过度或片面地追求软实力效果，将是舍本求末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