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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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代表。

“”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种，其中哲学类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二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化成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既包括古文今译(translation)，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annotation)。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陈来，第126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中(从希伯莱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如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间”。(麦金太尔，第486页)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所说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同上，第485页)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麦金太尔，第483页)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奠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也早在400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第168页)奎因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为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一些翻译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相对的区分，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分，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把提高译文质量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翻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作者的原意呢?康德和施莱尔马赫说过：我们能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同一没有差别，就没有必要去相互理解。只有存在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与可能。理解的目标在于避免误解，理解即重建。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须理解，理解即重建”。在哲学文本的原作者那里不存在理解的问题(除非他再次阅读自己创作的文本)，只存在被理解的问题；理解是翻译者和诠释者的前提性工作，要翻译和诠释必须理解文本，重建文本，以此为翻译和诠释的基础。因此，若有人夸耀说自己的翻译已经绝对忠实地再现了原著或原作者的思想，那他实际上并不懂得翻译活动的本质；若有人说翻译没有任何标准，判断译文质量是不可能的，那他实际上混淆了源文本与新文本之吻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我在80年代初读过一些论翻译的文章，后来就只有翻译的实践，没有翻译的理论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有关翻译质量的众多论述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先生的三个字：“信、达、雅”(严复先生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还有不知哪位学者总结的四个字：“忠实、通顺”。关于严复先生的三个字，学界有大量讨论，在此不拟展开。至于“忠实”与“通顺”，似可作以下解释：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异质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四个字理解为译者要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明白，这个目标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圆满实现。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一部堪称绝对无误，我们也不能期盼今后有哪部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忠实”的标准，任意为之。相对于“忠实”而言，“通顺”的标准更要坚持。试想，一部翻译作品若是连文字都不通顺，那是很难使读者进入愉悦状态、从翻译作品中吸取思想养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