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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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是社会转型的形式和内容之一。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来考察，社会转型是否能顺利进行，关键之一就在于政治发展的取向与速率，这两者又取决于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因此，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构乃是一件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实现平稳的社会转型并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课题。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都能反映这一点。

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与这一过程平行的还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因为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心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异；政治价值观的模糊性，即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政治腐败和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农民负担过重等现象导致的人们对凭借灌输而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的怀疑；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性，即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们政治行为的选择，使其政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即在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观念的错综复杂性；政治态度的不确定性，即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们对现存的政治系统的积极支持与消极抵触的不稳定态度。[1]此外，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2]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统自觉建构政治道德就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构是以政治人为对象，以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为参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现状为出发点的，因为人是政治体系“原子”。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系统的“卸载”从根本上将表现为政治人与政治系统之价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导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须同时关注人们的政治意识现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

政治道德建构是政治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对社会现实矛盾反思的结果。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中负面因素的需要。笔者认为，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应该坚持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尊重人权。人权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关涉自由化和人道主义的一个敏感性问题。人类，作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在人类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当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种权利话语表达出来的时候，人权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带普遍性的利益要求所借以表达的话语不同，从而使人权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而已。人作为类的共同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因而隶属于不同

政治发展是社会转型的形式和内容之一。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来考察，社会转型是否能顺利进行，关键之一就在于政治发展的取向与速率，这两者又取决于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因此，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构乃是一件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实现平稳的社会转型并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课题。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都能反映这一点。

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与这一过程平行的还有一些具有负面意义的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因为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心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异；政治价值观的模糊性，即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政治腐败和一些下岗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农民负担过重等现象导致的人们对凭借灌输而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的怀疑；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性，即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们政治行为的选择，使其政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即在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观念的错综复杂性；政治态度的不确定性，即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们对现存的政治系统的积极支持与消极抵触的不稳定态度。[1]此外，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人们政治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软骨症”和政治冷漠，以及通过政治腐败和政治风波等形式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2]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统自觉建构政治道德就显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构是以政治人为对象，以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为参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现状为出发点的，因为人是政治体系“原子”。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政治系统的“卸载”从根本上将表现为政治人与政治系统之价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导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须同时关注人们的政治意识现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

政治道德建构是政治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对社会现实矛盾反思的结果。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意识中负面因素的需要。笔者认为，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应该坚持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尊重人权。人权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关涉自由化和人道主义的一个敏感性问题。人类，作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在人类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当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种权利话语表达出来的时候，人权的观念也就形成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带普遍性的利益要求所借以表达的话语不同，从而使人权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而已。人作为类的共同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因而隶属于不同

的政治集团的阶级性决定了人权具有双重属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权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要求，也不能通约为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这种判断能成立，那么，西方人权理论中是不乏可资借鉴之成分的。当然，人权的内容是具体的，具有历史文化时空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不仅导致物质生活层面的巨变，而且还诱发了精神层面的革命，“市场人格”的形成就是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层面革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基本的生存权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对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诸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其他权利要求日趋强烈。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迫切地要求把尊重人权当作我国政治系统建构其政治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起着保护业已形成的“市场人格”并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向前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根除我国政治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尤其是将尊重人权确立为我国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此，政治系统在自我调整过程中应该形成相应的结构，完善相应的制度，为基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必须培养公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不同权力机构的公民尊重人权的意识。应该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人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态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它与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不仅不应该相悖，而且应该是统一协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也不是其应有的“义项”。

2.自觉地平衡利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个人功利意识增强，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中明显倾向于个人利益的现象已不罕见，因此，把平衡利益作为政治道德建构原则是必要的。这里的平衡利益指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利益服务于普遍的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和整体利益。为此，我们既不能无原则、无条件地用社会利益、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前者的名义来否定个人利益，更不能以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本质属性或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之和为由，无限抬高个人利益的地位，从而忽视社会利益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都是有悖于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的。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社会具有依赖性，这决定了每个社会成员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后者可资再分配的某种资源。当社会成员拒绝这种义务时，社会就会因为其资源匮乏而丧失其功能。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客观上要求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个人自觉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包括个人能力和智力在内的资源的一部分按照某种比例分割出来交给社会或者群体进行再分配；同样，取之于个人的社会资源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和比例返还给个人，对人们因自然能力造成的差异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补偿，从而缓解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能力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平衡利益对于政治道德建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也未曾忽视过对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和倡导。

平衡利益既是政治系统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也是公民应该自觉考虑的问题。政治系统坚持平衡利益的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不仅要合理地从个人资源中划分出属于社会的那一部分，确立个人所得和社会所得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并运用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确保这种比例关系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政治关系和谐的分配制度，为人们平衡各种利益提供一种宏观的制度框架和政治法律保障。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把平衡利益确立为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于个人而言，平衡利益原则要求公民全面认识自己的属性：人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要求他们应自觉地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按一定比例分割一部分给社会。由此而推知，人们不能将市场竞争理解为一场你死我活、你亏我赚的赌博，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辩护。事实上，竞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不能取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义务，相反，它还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依赖，并因而客观上强化着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相对立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把平衡利益当作我国政治道德建构原则也是必然的。

3.理性地自主自律。市场人格的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同时表现为公民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价值判断是他们自己根据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来完成的。这种自主性同时也会以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体现出来，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就是一例。在社会转型期，通过系统结构的调整为公民自主性的表达创造条件既是我国政治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也是政治主体建构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公民的自主性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涵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必然扩展，而且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一致性。此外，它也是尊重人权的逻辑延伸。公民缺乏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主就可能会失去保障，“市场人格”的发育也就不可能臻于完善，其最终结果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受阻。政治系统坚持这一政治道德建构原则，关键是要生发出一种有利于自主意识发育、自主行为展开的组织结构，完善自主意识得以表达的法律程序，并赋予和确保它们的法律地位。近几年来，在中国农村已经初见成效的村民自治就是一种极好的尝试。从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尝试还应该在更大的层面和领域进行，同时，自治的形式和内容的法律效率亦待提高。当然，自治并非社会成员自由意志的任性，它与自律是共生的。既然政治道德建构原则的确立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市场人格”的形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人们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赖以自律的根本规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条。这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从宏观上决定着人们的自治行为和方式。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治系统在坚持这一原则时应当

注意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宽厚的政治氛围，并以此为基础，在不断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引导他们凭借其独立的理性内化上述规范。仅仅依靠空洞的理论灌输或者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性手段都是于事无补的。另一方面，公民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的自我修养，以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主权利，在既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规范之内保障自己的自主权利。从我国国情出发，对这些规范中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克服也应该在自律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社会失范所造成的动荡。

只有坚持上述政治道德建构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才能沿着既有利于稳定又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1]黄颂.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若干倾向性特征[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1)

[2]黄颂，张正乾.对我国公民政治意识嬗变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