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财产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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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财产权利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政治文明来源于对财产权利的保护n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改革和完善使人们的财产权利得到了普遍的保护，通过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立法通过《物权法》，不断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使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能够体现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这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财产权利

政治文明建设表现的是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定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和个人运用各种手段来调整和处理阶级内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其他政治事务的积极成果，表现为一定社会能促进人类政治生活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等。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建设政治文明，就要从根本上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

一、政治文明来源于x,-j-财产权利的保护

1．政治制度的契约目的是保护财产权利

西方学者历来强调政治制度要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私有财产权利体系。柏拉图主张以限制人口和财产数量来保持私有财产的恒定。亚里士多德则把人类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活动纳入“家庭管理”，他认为这样才符合自然的人类本性。古罗马法论证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肯定了商品生产中出现的买卖、借贷、债务与契约等关系，容许借贷牟利。到15世纪出现重商主义后，西欧各国更将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共同追求金银货币的要求结合起来，建立了扩大私有财产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双重理论政策体系。而后由斯宾诺莎倡导的民主政体、霍布斯的君主政体、洛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共和政体也都无不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为前提。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就阐述过人类文明社会生活的方式是社会契约，认为国家只能增进人民的福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最高权力侵犯到个人权利，不适用的契约将归于无效，人民可以重新订立契约，革命便是天赋权利。霍布斯则提出财产契约起源论，认为人民交出权利虽不需主权者参加约定，但后者应受契约宗旨约束，它的权力要有利于人民的自保，使人民交出权利而不丧失自身。从西方政治学家的学说来看，政治契约是把个人利益视为惟一目的和一切行动的动力，国家权利和法律只是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恰如卢梭所言：“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而马克思也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亚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起来，主要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私有财产。”

因此，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而不是掠夺财产，政治权力对私有财产不能绝对独断专行，立法或最高权力机构不能独揽大权，必须颁布有效的法律并由司法部门判断人民的权利；甚至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任何财产的某一部分。为实现这一目的，孟德斯鸠区分了政治法和民法，认为前者能使人获得自由，后者应使人得到财产。如果国家和个人同时纳入民法范畴处理财产关系，公家以私人资格和私人交涉，就能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防止公共利益运用政治性法律法规去剥夺私有财产。

从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出发，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确立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即国家的成立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利，它是人们为保护财产权利而组成的契约性组织。一旦国家背离这一原则，那么人们便可以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重新约定契约，组成国家。为了不让政治解体，就必须以人的财产权利的保护为归宿，完善政治体制，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保证人们财产权利的公平交易，实现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2．作为政治文明主要表现的民主发轫于财产权利

一个社会的财产权利与其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同的财产划分形式往往对不同的民主产生深刻影响。这意味着，任何以财产权利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最终会寻求或得出一种民主的政治形式；而只有正确确定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民主政治形式，才是能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好政治形式。从最早的古希腊民主形式到近代民主的发轫都说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治与梭伦改革密不可分。公元前六世纪，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针对雅典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宣布废除债务奴役制，公民按财产分等级，各个等级按财产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并建立起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院等民主机构，确立了公民财产制度，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古希腊那里，财产神圣而又古老的意义在于，它是超越必然性，使人升入政治领域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达致幸福生活的条件。”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起源也是和财产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公元1215年6月，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兰顿为主要领袖的英国贵族反叛同盟的25位代表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茨草地上与英国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名为《大宪章》的政治文件，以重申先例的方式宣示了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应予遵守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臣民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在臣民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暴君的反抗权”。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国民自由的起源，它通过相当具体的条款确立了“王在法下”和“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两项最实质性的宪政原则，使英国的最高统治权屈居于法的权威之下。“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式民主的基础，即统治者只有在被统治者同意下才能够统治，否则被统治者有反抗的权利。到l3世纪后期，英王爱德华一世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困境又强行征税，遭到贵族的广泛抗议。结果，为了赢得纳税人的合作，爱德华一世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建立一个机构，以便纳税人的代表能够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控制。这样，由财政危机引出了近代的“议会”。到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议会的力量逐渐扩大，占据了优势。议员的地位和权力也逐渐增加，议会垄断了立法权，英国近代代议制民主初步形成，从而为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民主的基础。哈林顿断言，国家的性质、政府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就是由财产即土地的分配情况决定的。他说：“产权的均势或地产的比例是怎样的，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当财产归一个人占有，必然形成君主制；为少数人或一个贵族阶级占有，必然形成贵族制；为全体人民所占有，必然建立共和国。社会财富的归属在决定国家政权性质的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表明国家权力总是维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这样，便使财产和财产权利构成了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财产的所有制决定了民主的性质和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在财产关系演化的过程中阶级间在社会政治权力上的一种相互妥协。财产的占有关系存在着一个从不完全占有到完全占有的发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联系，国家的民主也经历了从不完全民主到完全民主的演化。而由于民主制的出现，国家制度表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3．政治文明的确立是财产权利受保护的结果

国家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高级形式，相对于低级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如部落而言，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文明。随着围绕着财产权利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社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压制对抗阶级的公开冲突的机关。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利。

首先，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上，是对财产权利保护的结果。洛克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而财产权利是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洛克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能够确保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政体。正如麦迪逊所言，“当一个人被说成有权占有财产时，他可能同样可被说成他的各种权利即他的财产。政府的组成是为了保护任何财产，以及那些见于种种个人权利之中的事物的……这就是政府的目的，只有如此才是一个公正的政府，一个公正地保护每个人财产的政府。”

其次，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也是对财产权利保护的结果。1776年美国发表了《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89年法国发表了《人权宣言》。在这两个宣言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确立，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私有财产权利体系。这一体系严密概括了绝对私人所有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和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私有财产权利体系在法上的确立能保证社会安全与秩序、市场公平与竞争以及经济的增长与积累。社会立法和公共政策的目的，就应是在防止私有财产过度集中和防止为了反社会的目的而滥用财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鼓励和促进私人广泛取得财产和拥有财产。

第三，在国家的经济制度建设上，也是对财产权利不断保护的结果。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当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源被利用的限度时，资源就稀缺起来，就必然产生对资源的竞取和争夺。这样，就必须去界定财产权利，以限制资源开发中的矛盾。从历史上看，新建立的财产权利首先是在部落之间进行的，后来移至部落群体内部来制订规则，明确个人的财产权利。最终，财产权利的建立和保护从非官方管理的自愿性团体转到由国家来进行。这是因为，财产权利的建立、保护和实施是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的。而由国家承担起保护和实施所要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性团体，这样“便有一种刺激，促使自愿团体用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这样，就使得国家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来使财产权利保护成本最小化，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经济资源。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能够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

1．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

我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政治上推翻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就在政治上为人民拥有自己的财产准备了条件。首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当然不是恢复传统的私有制，但也不是把个人变成没有任何私产的“无产者”，而是重现财产的原初意义。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这种财产的原初意义。他说：“财产最初意味着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他没有否定这种财产的意义，没有否定“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看作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个体的存在方式”。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财产。只不过他指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属于某一部落，二是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个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一是个人所属的部落演变成为历史第三大社会形态“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代中国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外部生产条件是被严格对象化了的社会存在物，是被克服了劳动异化后的私人财产。

其次，从劳动产生财产权利的理论来说，一个劳动者应该拥有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财产，不然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他的劳动都不能得到解放，他就不可能成为“自由人联合体”里的自由人。劳动者的财产在这里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归结为使劳动获得自由的基本条件。同时，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经作为自己的财产而与劳动力所有者相统一。社会主义反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财产，而欢迎使劳动成为主人的财产。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使人民摆脱了各种奴役，从根本上解决了劳动者劳动不自由的状态，从而也使人能够以自我劳动获取自我财产，为人的发展寻求物质的根本途径。

第三，从人们平等拥有财产来说，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保护财产及其权利的公平制度环境。虽然资产阶级提出了“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口号，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实现却是为资本家的权利实现所约束的，是滞后于他们的权利实现的，这就使得对人们的财产权利保护事实上不平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为广大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为人们公平地实现财产权利提供了平等的制度保护。

2．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

虽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人们的自由和财产权利准备了制度性的基本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具备了这一条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虽然从政治上翻了身，但并未在经济上、物质生活上获得极大丰富，人们的财产权利依然不多，人们的发展能力依然很薄弱。究其原因，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在政治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事实上，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高度政治文明的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要受到限制，进而使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利受到限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人们之间契约关系的重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然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与谈判。在交易和谈判的过程中，就需要平衡与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保证改革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人们的财产及财产权利，从而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首先，政治体制改革要保护和尊重劳动者自身劳动力要素的财产权利，创造使劳动解放和活力进发的环境，凋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使财富创造最能动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一要做到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使收入水平与人力资本价值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联系起来，并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以调动全社会劳动者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途径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的积极性；二应该使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经济剩余有一定的索取权，纳入按劳分配收入，以调动劳动者奉献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的积极性。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保护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为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提供诚信、合法、经济、稳定的制度预期，营造“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环境，激励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种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把它们提供出来，投入社会生产，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的增加过程。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塑造信用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来保证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都有积极的变化。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发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利于调动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产权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特别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对财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很大。当行政权力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进行非法侵犯时，公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的法律手段来抵御公权的侵害行为。“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产权，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秩序常常事与愿违．””这就说明了，以财产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秩序的维护，首要的是依法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去保障人们的财产及财产权利。

3．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入宪及《物权法》的出台将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起来，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途径和来源也大大增多了。在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的趋势下，人们财产的扩大与丰富，使得人们对财产权利保护的要求也逐渐强烈。一是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积累起了一定程度的私有财产，对这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需求反映了人们对财产权利保护的需求。二是自由职业的不断出现，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为人们获得个人财产提供了更多的途径，这也同样对个人获取财产的自由权利，对所获得的财产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提出了要求。三是由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分化，使得弱势群体要求一定的财产保护，要求社会通过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对他们的财产权利进行切实的关注和保证。四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而这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都反映了人们的财产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是人们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不可能使它们的活力竞相进发。还有，现在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作用。强调发展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保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这主要是指，作为财产权利裁判者的国家如何作为。

美国学者亨金和罗森塔尔指出：“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渊源和保障，它是自由的个人所必不可少的。”。面对中国人民迅速扩大的财产和由此而来的权利要求，要保护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要建设能够保护人的财产权利的政治文明。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要科学、合理地设计各种政治制度，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使财产权利的保护成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自然和根本部分。这也是我国制度建设中的一个必然前提。我国1982年施行的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局限在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限定于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涵盖现实生活中生产领域中的各种所有权如投资权、知识产权等。这种权利的要求和制度安排滞后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矛盾的解决需要在宪法层面上确立对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原则。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建设以民主和法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合法私有财产保护的人宪体现了宪法这个根本制度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的保护，使之与国家、集体财产处于同等的保护水平，实现了二者的高水平权利均衡。这样，公民对个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能够建立合理稳定的政治心理和信心，获得政治安全感，这种政治安全感也会转化为公民对财富追求的持久动力。我国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立法通过的《物权法》，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是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结起来就是，财产权利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加强政治文明的建设，使新的制度安排能够体现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能够体现人的自由选择，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文明建设产生重大推动作用，从而能够为人的不断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提供更好的政治文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