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进性教育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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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既相联系又具有区别的系统工程，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不仅有利于党的长远建设，而且对于开展正在进行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同志首次提出的。他指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通过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其重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样，“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建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党的先进性教育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关键在于全面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具体而言，一是要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根本性质和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的。应该说，党的性质内含于先进性。反过来也提醒我们，体现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党的性质不动摇。二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与时俱进。可以设想，如果我党发展史上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产生三次理论飞跃，诞生三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生命力。三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呼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体现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充分展示高超的执政能力。四是党员队伍具有先进性，即符合同志提出的六条标准。此外，从党内教育对象看，包括对各级党组织和对全体党员教育的两部分。组织的教育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党员的教育则依靠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去实现。

当前展开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是党的先进性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阶段性安排，它属于党的先进性教育，又不完全等同于党的长期性先进性教育。因此，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之后，必须探索能使先进性教育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如上海正在探索“高兴、放心、凝聚、覆盖”和“双结对”机制，力求取得长远效应。当然，当前的重点还是高质量地完成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做到分阶段地扎实推进，务求取得实效。现在总有一种评价或议论，即“是否走过场？”其实，防止“走过场”或判断是否“走过场”，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四个关系：第一、先进性建设与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关系。如前所述，先进性建设具有长期性、整体性、根本性，涉及制度、组织、能力等各个方面，所提出的目标与任务不是一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所能完成的，若要以先进性建设标准来要求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并以此判断是否“走过场”，这是不切实际的。第二、自我教育与相互教育的关系。突出自我教育是这次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特色所在，是区别以往政治活动的重要特征。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注重自我教育，提高素质，就不存在“走过场”的问题。第三、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理想信念）与提高综合素质的关系。提高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要求在半年内有显著变化也不现实。因此，这次在有限时间内进行集中教育，应将重点体现在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上，尤其是体现在理想信念教育上。通过教育，如果全体党员增强了党的意识和党员的意识，就是取得了实效。第四，说与做的关系。使教育质量体现在“做”上，让行为效果成为检验标准，真正做到“三个做起”，即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二

党的先进性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措施。这种教育的方法的实质上就是体现主旋律，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功能。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过程的不断深化，完成这一任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必须承认，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的自主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人才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法治意识等逐渐形成。其中，有些观念仅凭市场竞争者参与就可自发形成，如自主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有些通过社会提倡（依托市场经济活动）而促进形成，如人才意识、法治意识等；有些则是共同推动，最为典型的是创新意识。因此，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的过程等同于“精神滑坡”“文明缺失”，既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进步的事实，也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否定（这是无法逾越的历史过程）。然而，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出现的负面现象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程完全割裂开，表面上看是对改革的维护，实际上是由于非理性判断导致思想麻痹和对策的延滞，结果是适得其反。其实，市场经济过程是当事人利益实现的过程，是利润追逐的过程，是竞争中多种手段博弈的过程，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首先，与此相联系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由市场经济而自发派生的文化现象，在没有其他主导文化或道德影响下会愈演愈烈，左右着人的全部行为。社会犯罪团体或个人行为均根源于此。由于社会道德、文化的导向不具有刚性机制，加上受传播载体技术和软件水准的制约，犯罪行为的产生甚至在一定时间、一些地区蔓延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对主流文化的第一层次的挑战。其次、受同样环境的影响，在执政党内部以及政府的各重要岗位，其人员在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具有以权谋私的条件和可能，若意志不坚定，私欲膨胀，必然走向腐败。近年来，尽管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增强，但腐败犯罪级别依然上升，顶风作案，大案、要案、串案连连不断，正是综合的社会现象反映，其危害不仅严重损伤执政党形象，也是对主流文化构成更高层面即第二层面的挑战。第三层面，即从价值观、道德观角度看，受到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都是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对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状态，学者们已形成基本共识：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其中首先是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均由此而派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要自筹资金，经营要自负盈亏，就业要自我选择，事业要自我发展，生活要自我设计，人生价值要自我实现等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减少了过去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一”、“服从”观念。从积极方面看，这有利于促进思想活跃，减少封建依附和盲从意识，从而更好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毋庸讳言，“多样化”与“主旋律”客观上就是一对矛盾。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其本身就包含着对“指导思想”的距离甚至否定。当然，辩证地思考，也不足以惧怕，没有否定的因素，也无所谓坚定不移地坚持。问题是，必须冷静地承认挑战的艰巨性以及科学地选择应对挑战的方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感到不能盲目乐观。无论是国际共运史，还是我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历，都足以说明在“百家争鸣”中确保“主旋律”决非易事。

以上仅就国内的改革影响而言，若引入开放的视角，面临挑战的复杂性、艰巨性势必更为增强。先不谈国外意识形态的直接渗透，仅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放眼看世界角度思考，其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二是人的素质和社会治理；三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如果只从一般文化上作考察、判断，无论是交流，还是汲取均无可非议。发达国家的良好生态环境、注重环保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较高的人文素质、完备的法治体系以及制度设计兼顾制约性等等均可视为人类文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问题是，一些人总要借题发挥，将此上升到意识形态，并通过简单、平面比较（抽去历史条件）的方式诱导人们得出社会制度优劣的结论。这不仅要求理论不断发展，具有阐释社会问题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而且更依赖于实践的展示和验证。在制度较量的历史进程中，外部往往以输入“民主”、“自由”为幌子进行渗透，因而造成国内事件国际化、刑事事件政治化、简单事件复杂化，使本来可以由国内政府自身解决的问题由于某些大国插手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成为国际间的人权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文化的国际竞争与挑战，文化领域同样存在国际竞争力问题。

三

党的先进性教育必须不断地创新方式并持之以恒。其中开掘马克思主义文化功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作为指导思想和“主旋律”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体现人类文明的文化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过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忽视作为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并作为新时期指导思想被确定，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性的变化和进步。其实，变化的根据就在于：“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作为革命党，在战争年代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性、阶级性、战斗性大旗，对于夺取胜利，获得政权至关重要。然而，作为执政党，为了调动一切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坚持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必须更加突出其文化特征，在“多样化”的过程中，真正担负起“主旋律”的责任，使党的“指导思想”功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体现为文化主导的功能。实际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和文化属性的统一与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吸纳着一切人类文明，同时又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的最杰出贡献。只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人类文明体系之中，既不断地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又发挥其特有的导向功能，马克思主义就有着无穷的强大生命力。

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科学发展观为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吸纳人类文明过程中而与时俱进的典范。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由邓小平创立，其基本表述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字里行间包含着手段和目的的内在统一规定。从目的看，即四个字：“共同富裕”。其实，国家的富强、民众的富裕，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相对于国家富强而言，民众富裕的目的性更为终极，将此作为共产党人的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其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直接贡献。要“富裕”，就必须对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切观念和做法彻底否定，这意味着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说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结症就在于此）。然而，在“共同”的界定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特征又有充分体现的空间。要“共同”，就必须对产生剥削、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和其实现形态予以否定（尽管不能操之过急，应视为渐进的历史过程），这又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明之处，光彩之处。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既源于人类文明，直接贡献于人类文明，又体现了具有人类文明制高点的特有功能。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并不是哪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共同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者将以人为本作为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因而找到了发展目标、方式与人类终极文明的链接点。实际上，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具体展开。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不是仅仅停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时期提出的人本理论水准上，而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将以人为本的人类追求推进到最高境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既扎根于人类文明，又通过其意识形态功能（强调通过社会革命、制度变迁，使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使之立于世界文明之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思想构思，其发展进程至少体现在三个阶段：人性化——人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性化是基础，活水平和素质提高的基本要求。这就相应地提出共产党人的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应做到党性基于人性又高于人性，而高于一般人性要求的目标是更好地从整体上实现人性需求，离开了人性就无真正的党性可言。人权是指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益，是人性需求的集中体现，是采用法律形式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的人类文明形态。相对于人性化而言，人权展示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自我保障，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进步过程。尽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异，因而在人权的实现形态、方式以及阶段标准、安排上也会不同，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最大限度地采用法律形式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应视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要求。其实，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理应包含人权。在推进科学发展观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强调，保障人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建国以来决策层第一次将人权纳入科学发展观。总之，无论是人性化，还是人权，都表明在人本思想上融入世界文明。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超越之处、精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对人类发展最高追求的判断和概括：“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