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直到今天仍然站在邓小平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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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邓道路的优劣及前景之比较

随着今年110岁诞辰临近,热在中国持续升温。实际上,自从1990年代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渐凸显以来,、思想及道路就逐渐被人们重新重视,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中左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又回到桌面上来,民间学界同现热。

关于其人、其思想作为,有关解说、评价很多,众说纷坛,但笔者在这里宁愿采信以老田、李宪源为代表的新毛主义的说法。为什么?历史的细节具有无法确知的特性,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新毛主义对毛时代的解读,关乎当前左中右三条路线之争,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诠释方式.

剩下来就是辨析左中路线即邓小平道路各自的优劣和前景。历史的演化进程是,当终于在1976年黯然撒手人寰后不久,他生平的最后希望、也是最低要求（和平交班）终成泡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先则互起内哄,继而被“走资派”所取代。但是,中国并没有如他事前预计的那样“陷入腥风血雨”,而是很快安定下来,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

当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实际执掌中国政权后,他面临着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否定是无疑的,无论从当时个人、群体还是国家的经历处境看,都只能这么做。不管的始动者其动机多么雄伟、崇高,它最终失败是事实,它导致了社会多方面的灾难困境也是事实。如果以的条件都只能得到这么一个结局,那么在内外条件方面(个人权威、国内外形势)都大有不如的邓小平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会比毛做得更好。因此,他必须改弦易辙,走一条与毛不同的非毛化道路。

要否定和改变背负重大负面责任的道路,除了个人及其思想权威外,障碍并不大,这从当时“拨乱反正”时期举国上下的人心所向可知究竟。确实,中的许多错误和破坏,肯定并非出于毛的本意,但那却是现实条件下毛主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在历史评价中，政治家的主观意愿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实际效果。不能否认,为了保证“运动的大方向”,毛默许、纵容了中大多数的破坏和灾难。毛的本意可能是：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大破之后才能有大立;但最终的结果基本上却是只破不立,只付代价,不见收益.

对于道路,网友老田先生有精典概括,那就是“三面红旗,继续革命”。当时否定(即毛道路中的“继续革命”),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并不太难;难的是怎么样才能尽快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新毛主义在解读这段历史时,往往将毛的动机解释为忧国忧民,而将邓的动机则解读为从少数既得利益者出发、私心自用。这种表述明显违背了最起码的“反思平衡”理性原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其个人最大利益除了保持权力外，就是治理国家的功效,其它一切都是次要。实际上,当时邓小平面临的最大思想难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描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公有制经济道路(即毛道路中的“三面红旗”)，是否还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条路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

此前,公有制道路的不容置疑性一则源于革命理想,从直观看,这条路似乎离大多数人利益最近;二则源于经典理论;三则源于共产党内尤其是毛本人的全力推行。对毛的做法,党内从来不乏分歧。主要反对意见是操之过急,无论是从现实出来还是严格按照经典理论,公有制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达条件作为基础、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持这一反对意见的几乎涵盖了刘周邓陈薄等建国后主持一线党务政务的领导群体,但经过毛几次“路线斗争”后,大家只有噤若寒蝉。这一过程,被新毛主义定义为:党内官僚精英为少数人私利要走精英主义道路,而则站在“大多数人利益立场上”坚决与之斗争。

时间到了1970年代末，当年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拥有足够权力可以公开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新中国几十年来的跌荡起伏、多灾多难，无疑更坚定了他们的认识，这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出台的政治背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粮食和各类农产品产量大增、农村人均收人增长显著）既为邓小平本人及其路线赢得盛誉，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沿此方向走下去的认识和决心，于是“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由农村推广到城镇。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初期也进程顺利，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商品物资极大丰富，一举扭转了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局面。这种现实的变化影响深远，同时影响了后几代人。人们开始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发达并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这一切的始动者邓小平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服膺事实更甚于理论。他从自己亲手创造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理想再完善，但其公有制设想也不适合于现有经济水平的中国；至少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到这时，所谓“邓小平道路”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大致成形了，它的基本要点与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奉行的权威主义颇为相似：政治上集中控制，经济上走市场化私有化之路，社会其它方面放松控制、兼容多元。与东亚东南亚各国最大的不同是，在政制框架上，邓小平并没有照搬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而是沿袭了传统的政制框架。

新毛主义喜欢把邓小平道路等同于右翼自由主义路线，实际上，邓小平道路最先就是遭遇了来自右（自由主义道路）的挑战。1980年代末发生的事，使当时的执政集团彻底认清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与右翼自由民主主张的分际，从而更加坚定了经改先行、政改缓行的决心。但是从1980年代末肇始，于1990年代凸现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给邓小平道路的绚烂图景蒙上了一层灰色：“改革”不再只是玫瑰园中的春游漫步，它也有它自己的成本代价。

新毛主义者说，邓小平走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道路是代表精英阶层“赖掉时代共产党人对工人农民的承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不可能预见到1990年代后期的社会分化严重程度，邓的初衷，无非是想为中国选择一条“更适合于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政治家必须为自己决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负责，但把一切负面后果都说成是有意为之，就过分了；反之对，他们就绝对不会这样做。

当在邓小平路线上开始显露出贫富分化日渐严重、尤其是少数人生活极其艰难的负面效应之后，邓小平道路就丧失了其早期的正当性和凝聚力，其本身就成为一个被人质疑、有待证明的事物。在邓的晚年，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已初露端倪。邓和中的毛一样，把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负面效应当成了为达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评价邓小平道路的关键就在于：这一条路前景如何？它会在艰难曲折中将中国带向民富国强，还是会象毛的一样，光付“代价”、不见收益？

在此可比较一下毛邓两条道路的优劣。首先，从实际效果看，经济上，除极少数人外，邓小平时代人们普遍比之时代拥有更充裕的物质条件；大多数人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精神上也更为自由。但是，邓小平时代国家不再为个人包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多数人比之过去更加感觉到生活艰难；贫富悬殊的出现使社会中下层产生了不平衡心理；从幸福是个人感受的意义上说，大部分中国人可能对今天不满意的感觉更多。即便这样，想回到过去的中国人可能也并不占多数；更重要的是，在想回到过去的这群人中，大多数人态度并不坚定，他们的想法随时可能改变，坚定不移者只是极少数。众所周知，维持一种现状只需要支持者极少的倾向性，而改变现状则需要人们倾注极大努力和热情。因此，在今天的民意舆情中，道路相对于邓小平道路至少不占优势。

在今天真正拥有最多群众的，是右翼自由主义主张。之所以如此，除了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与自由主义的天然接近外，更重要的是，右翼自由主义思想在客观上有着中左二翼无可比拟的两大优势：

其一是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示范。虽然自由主义主张在后发展国家屡屡失灵，但对于旁观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世界边缘的事远不如发生在世界中心的事印象深刻，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堪称当今唯一政治制度成功的范例。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末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民。

其二是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民主设想从来没有在中国得到过实践机会,因此它没有历史和现实的包袱,它无须为今天任何负面的东西负责。反之，今天的一切负面性，都成为它可以利用的资源。对负面性的愤恨和不能容忍,正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无疑,相对于曾有幸参与现实运作、从而多多少少摆脱不了历史和现实负累的左中二翼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为超脱、最具有道德优势、最易于赢得对现实不满的民众支持(这是所有社会变革初期的主要力量)，从而最有可能掌握社会动员的主动、主导形势。在社会动员和掌握民众方面，自由主义有可能遇到的最大对手是民族主义。可以说，左中右三方哪一方能与民族主义真正融合，哪一方就能在未来的博弈中更占主动。本来，自由主义是与民族主义最相排斥的理论体系，但最近由郭飞熊先生首倡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思想联盟”，体现了自由主义阵营在这方面的觉悟。

从长远和未来前景看，道路的负面性主要集中在三点：1，公有制导致生产者激励不足，从而造成长期效率的损失；2，有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危险；3，缺乏对官僚阶层的制约手段，即所谓“难题”。由于这一条路完全依赖政权力量的整合和主导，因此官僚尤其是官僚高层一旦发生“异化”，后果就极其严重。所以“难题”是道路的致命软肋，这一难题解决后，才可能逆向寻找前两大难题的解法；这一难题不解决，道路就风险莫测，不具备可行性。

新毛主义者对邓小平道路长远不可行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点：1，从中国本身资源条件和所处国际资源分配地位看，中国已不具备欧美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源条件；2，在邓小平道路上，精英平民两大阶层分化对立严重、强弱悬殊，精英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行为必然破坏平民阶层的基本生活条件，将社会导向革命。

实话说，第一个指责是比较含混的。首先，如果资源构成发展瓶颈，那么它就对任何一条道路都构成问题，并非专指向邓小平的中间道路。道路在政权主导下虽然有控制“过度发展”的可能，但由于面临孤立危险，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只会多不会少；再加上“难题”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其对资源的消耗很可能也只会多不会少。其次，虽然必须承认资源对发展构成了“硬约束”，但这种约束究竟“硬”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迂回突破的可能？它所决定的发展极限，究竟在哪里？科技可不可以带来突破？这一切都没有定论。因此，只能说资源约束增加了中国走邓小平道路成功的难度，却不能断言此路不通。

第二个指责倒是切中要害，这确实是邓小平道路本身不具备解法的难题，堪称“邓小平难题”。这一难题的无解，也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陷入周期性“治乱循环”的主因。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颇类似于“难题”，同样是怎样对精英施以制衡的问题，但它比难题好解得多。一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比之国家整合一切的社会，更能兼容多元，更易形成多元制衡（所以历史上“民主制”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才得以生成；当然，民主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社会力量均衡格局和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两大基础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在今天中国并不具备，这是右翼自由主义道路在中国无法独行的根本原因。）；二则邓小平道路较之道路对精英的个人要求低得多，只需要他们“不走极端”即可，并不需要依靠他们在精神上整合和“鼓舞”全国人民；换言之无须他们是圣人。

既然在邓小平道路内无法直接求得“邓小平难题”的解法，那么不妨参照其它方法体系内的成功经验。作为理论和经验积累都较少的中间道路，邓小平道路本身确实需要一个不断吸取养料、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早期的等级制民主，结合中国国情，笔者认为“党内民主”方案有可能解决这一“邓小平难题”。西方等级制民主的奥妙是：等级制通过一定程度的遮断竞争，在没有社会力量均衡的地方制造出一种“类均衡”，使利益妥协能够首先在有条件达成妥协（既有力量均衡、又有物质基础）的部分人（例如有产阶级）范围内进行；民主制则通过它的定期纠错机制，维持这种均衡。

等级制民主具体到中国，就是先行“党内民主”；然后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再逐步向党外扩展民主。“党内民主”将在精英集团内部制造分化和竞争；为了赢得竞争，各派别必然竞相从党外寻找支持（制度上也可对此进一步作出针对性设计，例如规定最高领导者由党内各派别按差额推荐候选人，再由全民投票公决产生），这将促使他们争相采取可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取向；内部分化也会制造出相互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精英集团走极端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这种中右二翼相结合的方案才是最适于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形式，这也是迄今为止能够设想的成本和风险最低、既能限制精英集团过度膨胀、又不至使社会治理陷入低效或混乱的解决“邓小平难题”的方式。

在“邓小平难题”已有解法之时，“难题”的破解却还遥遥无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直到今天仍然站在邓小平一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