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寻找替罪羊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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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于9月间访华之后，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压力没有平息，相反，它正在迅速增强。

“斯诺从中国空手而归。”美国众议员查尔斯·舒默说，“光说说是不行的。”查尔斯·舒默、共和党议员林赛·格莱汉姆及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于9月下旬提起议案，要求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一律征收27.5％的关税——假如中国不改变人民币汇率的话。

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的话来说，“中国遭遇完美政治风暴。”美国大选在即加上美国就业乏力，使人民币汇率成为一个对于美国共和党和两党来说都很方便就能捡拾起来的主题。舒默议员及格莱汉姆议员发起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还很小，但人们注意到这是一个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联合提案；美国总统布什近日也开始讨论中国汇率政策的“不公平性”；七大工业国组织部长们也发表联合公报，督促“主要国家或经济体”在其外汇政策上“采取更多的灵活性”。

《亚洲华尔街日报》提请人们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中国并未采取不正当手段“窃取”美国的工作机会，然而美国目前两党乐于在人民币汇率这个主题上敲打中国，“很可能将真的滑向采取行动。”

9月25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名为“有关中国的产业、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之影响”，其主题是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所带来的经济与安全影响，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成为真正的主角。议员舒默和共和党议员格莱汉姆重述了他们认为应当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看法。本文作者为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亦为本刊专栏作家，他在此次听证会上作为专家作证，证言如下。

全球经济的持续疲软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多发路段。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政治周期的升温，寻找替罪羊的游戏已经开始。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挑出目标——迅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世界舆论在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重新估值的问题上意见越来越一致。在我看来，这样做对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都将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我认为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了。

指责中国的缘由差不多是这样的：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实际GDP增长连续第三年不景气，而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自然就显出与众不同。8月，中国的工业生产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令人瞠目的17％，出口则飙升27％,很显然，在一个其它地方一片疲弱的世界里，中国正在抢夺市场份额。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货币挂钩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在许多人看来，人民币币值本来就被低估。更何况挂钩的是正在贬值的美元，人民币似乎一直在增加相对于非美元货币的竞争力。假定美元继续大幅下滑——或许在今后几年里再贬20％——大多数人担心中国的竞争优势将更加突出。中国的形象就这样突然从一个充满机遇的热土变成了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竞争力的真正来源

高成本的工业化国家们早已经作出了清醒的决定，他们需要利用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解除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将破坏这个已成为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供应链

如果世界经济现在是一片繁荣，中国的高速增长就会大受欢迎。遗憾的是，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仍然低迷的时刻，市场份额成了非常稀有的商品。对竞争地位的任何威胁，加上就业缺口的问题，就可能触发充满敌意的反应。今天，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压力。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不仅数额庞大，而且不断增加，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造成关系紧张的日趋扩大的根源。按照他们的观点，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货币挂钩政策。现在人民币重新调整汇率被看成是一种必要的药方。基于以下三大原因，我认为重估人民币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首先，对所谓的中国出口威胁的性质存在严重的混淆。我认为，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新崛起的中国公司正在肆意抢夺全球市场份额。这真是大错而特错。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出口的真正动力是由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而不是中国本土公司的快速成长。1994年至2003年中，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增加了两倍，达到3654亿美元。“外资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公司合作的合资企业）同期在中国出口增长中足足占到65％。换言之，中国日益强劲的出口机器上贴满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标签。

这实在不能说明中国正在从世界其他地方手中攫取市场份额。它实际上更是工业化国家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副作用。去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527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这种流入不是谁强迫来的——它完全是自愿的。高成本的工业化世界作出了清醒的决定，他们需要利用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解除人民币挂钩政策将破坏这个已成为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供应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到严重打击的将正是率先到中国做外包的经济体如日本、美国和欧洲。工业化世界压中国改变其汇率机制有可能使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付诸东流。对所谓的中国出口威胁的担忧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关键问题。强大的中国出口机器更多的归因于“我们”而不是“他们”。

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第二个理由涉及中国的竞争实力。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的竞争力并不是来自于货币币值低估。中国的竞争力主要靠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和对改革的毫不动摇的信念。我认为，即便中国将人民币升值10％或甚至20％——对于这种调整我既不认为将发生也不赞成——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损失将微乎其微。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出口实力主要在组装上——其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其它地方生产的原材料和产品。相形之下，实际在中国生产的部分在出口中份额很小。根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及其同事的测算，中国出口的每1美元产品中，反映中国国内生产的增值部分仅有30美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国内增值部分更低——每1美元中仅占20美分。这意味着即便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大幅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例如，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0％,该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仅会上涨4％——根本不足以产生使需求回到美国货的重大转变。

对于美国而言，这个理由还有一点更加基本的因素：中国货币挂钩的是美元——这一安排自1994年以来丝毫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美中贸易逆差从1994年的300亿美元恶化到2002年的1030亿美元，并非由于币值造成相对价格变化所致。而且，任何国家对世界经济的竞争力威胁都不应基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来作判断。重要的是要看一个国家的总体贸易情况。今年头八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89亿美元，比前一年低一半。与这种接衡的情形相一致的是，根据我们的测算，人民币的贸易加权值基本上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持平。基于这些趋势，很难断言中国的货币对全球经济构成严重影响竞争力的威胁。

再次，取消挂钩政策可能会动摇世界金融市场。应该强调，最终的结局不存在什么疑问。中国一直不断声明其对开放资本账户并最终使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承诺。同时，中国也充分认识到这些目标实现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艰难改革。无论是资本市场的改革，还是清理银行系统的问题，都是如此。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认为中国在金融改革取得更大进展之前放开汇率并开放资本账户，时机是完全不成熟的，也非常危险。如果时机不当，这种行动可能导致中国、亚洲和世界金融市场严重不稳定，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匆匆忙忙地和出于政治目的向中国施压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教训。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在那次危机中抵制诱惑，坚持不跟随其他亚洲国家走上贬值之路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反对人民币重新估值还有其他一些考虑：对于刚刚走出通缩的中国经济，会加剧进口通缩的压力；在中国的其他资产市场上可能出现泡沫，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以及向市场投机者发出现在可以“炒”人民币的信号。此外，还需要铭记一个最显著的历史教义：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如果被迫反复重估其货币，它们将永远无法逾越与富裕国家的发展鸿沟。

为什么中国竞争力成为讨论焦点

国内储蓄严重短缺意味着美国必然发生贸易逆差，如果美国不与中国开展贸易，这些赤字必然就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这正正代表着最值得反省的问题：华盛顿在财政上的鲁莽和毫无节制是否应该归罪于中国?

我担心，现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不愿意为自己的经济问题承担责任，工业化世界的富裕国家正在把中国当做其复苏乏力的替罪羊。美国尤其如此，在上次衰退于2001年11月触底足足22个月之后，美国依然陷于无就业增长的复苏之中。美国政界人士对持续的就业机会丧失感到绝望，他们现在愿意相信责任在中国。所以，现在华盛顿紧紧瞄住了“中国问题”。最近美国参议员提出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如果不放弃人民币挂钩汇率制，就可能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一律征收27.5％的关税。该法案的提案人参议员舒默和格莱汉姆在此次听证会上已经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强烈反对这一提案以及最近美国众议院采取的类似措施。我认为这些提议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构成极大的危险。

现在来看，我以为这些法案得以通过的可能性不会高于20％。但是，随着美国政治周期的升温——特别是如果美国依然陷于无就业增长的复苏之中，这种可能性将无疑会增加。对工作和收入保障的看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左右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问题。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例外，特别是因为美国现在就业缺口按我的计算是二战以后最糟糕的。很重要的一点，这次国会对中国的指责不分党派。它表明了支持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广泛性。这是特别令人担心的信号，表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单就这一个理由，美国国会最近提出的反华措施的真正意义便不可小视。它们是对美国推行全球化的警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会借指责中国以逃避自己在美国的难题中应承担的一份责任。美国的储蓄率低是众所周知的，而近来更加剧——2003年上半年，净国民储蓄率跌至历史低点，仅为GDP的0.7％。储蓄率近年来陡降背后的最大动因一直是政府部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政府部门的总储蓄率从2000年的约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3％的盈余变成2003年中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约4％的赤字。而且，由于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财政挥霍，政府赤字肯定会在今后12个月继续扩大1～1.5个百分点。如果私人部门的储蓄不出现自发和持久的复兴——而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国民储蓄只会进一步跌落。花钱成瘾，美国除了从国外进口额外储蓄以便为经济增长供资，别无选择。而庞大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逆差是美国获得资本的惟一办法。

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争论的焦点。诚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高——2002年高达1030亿美元，而且2003年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但不要忘记，国内储蓄严重短缺意味着美国必然发生贸易逆差，不管是对谁，除非美国准备巨幅减少国内消费。如果美国不与中国开展贸易，这些赤字必然就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加拿大、墨西哥、其他拉美经济体、日本、亚洲其他地方，或甚至可能是欧洲。对我来说，这正代表着最值得反省的问题：华盛顿在财政上的鲁莽和毫无节制是否应该归罪于中国?

美国指责主要是中国造成了其庞大的和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这种指责既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如果美国希望减小贸易逆差，它必须解决自身更根本性的问题,即迅速蒸发的国民储蓄率。否则，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能会成为常规，而非例外，而且，对华贸易带来的优质廉价选择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实际上，这正是经济学的主要原理之一比较优势理论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通过从中国进口，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加强。如果我们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别的地方，而这是缺乏储蓄的美国经济所必然要发生的，将只会造成购买力方面的减少。对中国增加关税将提高许多美国公司的业务成本。例如，美国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沃尔玛（Wal－Mart）据称从中国采购约150亿美元的产品。如果舒默议员提出的法案得以实施，沃尔玛将受到税负增加40亿美元的打击。结果只能使美国的股东和消费者受害。

中国还以其他方式帮助美国的经济。特别是在为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长期证券净额高达600亿美元，2003年迄今，购买的力度更大。由于其需求的大部分为美国国债，因此中国无疑在保持美国低利率并进而支持美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人民币向上调整，中国累积货币储备就会放缓，而且其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会因此萎缩。这样可能导致美国长期利率重新上扬，从而危及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支柱。

汇价干预者日本

为了防止因市场造成日元走强，日本当局今年迄今已投入了创纪录的800亿美元进行正式的货币干预。与坚定致力于改革的中国不同，在日本，改革与汇率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取舍关系

我还对于日本一年多以来一直抨击中国感到担忧。日本的高级官员指责中国出口通缩并使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出现“空心化”。这真是错得不能再错了。

优质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为饱经磨难的日本消费者带来了购买力的意外收获，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出口机器为世界带来的益处完全相同。如果你需要一个币值被低估的例子，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复兴时期日元的轨迹；7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平均约为300比1，80年代约为220比1——大大低于现在的110到115的区间。日本批评中国仿效自己发展模式的核心策略让人觉得虚伪。压中国重新估值其货币很难为日本改革无能或无心改革开脱责任。

此外，当我穿梭于中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特区”的时候，到处看到日本最成功公司在中国办的子公司，这一现象不断地触动我。实际上，我很难找出还没有大举进军中国的日本大制造商。没有人强迫日本的企业界把生产转移到中国来。这是竞争力下降、成本高昂的日本生产商在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努力维持其市场份额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多年来我不断往返于北京和东京——这种机会最近美国财长斯诺也体验了——这使我对亚洲也了解良多。我只希望斯诺财长能够体会到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反差。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差不多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1992年至2002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仅为1.1％;同期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平均约为10％。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01年的市场汇率计算，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大约是中国的40倍(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中国的6.5倍)。尽管生活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亚洲经济实力的转换却是不可置疑的。中国对改革和结构调整依然毫不动摇。相反，日本把惰性的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果因为政治的原因对一个在重新塑造世界中正发挥最大作用的经济体反而打击最狠，这就很可悲了。但现在随着有关全球化的政治问题开始发挥作用，恰好有这种危险。

在人们指责中国人为压低币值的同时，日本却长期谱写着干预和操纵汇价的篇章。为了防止因市场造成日元走强，日本当局今年迄今已投入了创纪录的800亿美元进行正式的货币干预。只要美国和国际社会容忍这种大规模的干预，日本改革很可能就会失去动力。与坚定致力于改革的中国不同，在日本，改革与汇率之间存在非常明确的取舍关系。我清楚记得1995年春，日元/美元汇率升至80日元比1美元的时候，日本企业界一片恐慌。日本人当时认识到要应对超强货币的问题，惟一的办法是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准备实施这样的改革措施。但最终，在接下来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退缩了，听任日元贬值约45％。而日本对改革连一根手指头也没有动过。

美国的政界人士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有关当局应当汲取这一教训，因为这些政界人士和有关当局忽视了日本的过失，而把焦点对准中国。日本提出的理由是，其经济十分疲弱，无法承受强势货币。但是，如果操纵货币的行为阻碍了日本在改革方面早就该取得的进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质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汇率的国家显然会把其他国家作为形成平衡的因素。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日本当局事实上是在阻挠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本应是经常性项目重大调整的副作用。从欧洲的角度看，日本操纵货币很可能会把美元调整所产生的相当一部分压力转嫁给欧元。

所幸的是，有理由相信世人现已认识到应当把日本作为重新形成全球平衡的因素。在近期结束的七大工业国迪拜会议上，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呼吁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世人已不能再容忍一个发达大国大规模干预货币的行为。由于经济趋稳，因而日本当局放弃这一做法后仍有一些回旋的余地，至少目前是这样。其结果是，日元已突破115日元兑1美元的大关，美国经常性项目调整所产生的重负很有可能更均匀地分摊到全球的经济中。这对全球重新形成平衡是一个利好消息——当然，条件是日本要坚持下去，而不要很快就再次采取其长期以来干预货币的做法。但是，适用于日本（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中国向灵活货币体制的转变，必须在经济方面和金融方面有利于其自身的稳定。日本很富有，足以承受由市场决定汇率的结果，中国则不行——至少目前不行。

全球化的政治策略

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政治家们总是要寻找一个替罪羊。然而，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攻讦，说明失衡的世界目前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宏观问题

经济疲软和政治考虑有时会使盟友同床异梦。目前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政治气氛越来越强烈，人人都在关注美国经济无就业复苏的种种压力。这样一来，就必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实施全球化的政治策略。在地缘政治的论战中，中国现已成为当今的争议焦点，这说明了政治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是很大的。

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政治家们总是要寻找一个替罪羊。这是掀起声讨中国浪潮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与经济并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与这种归罪于他人的游戏有关。然而，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攻讦，说明失衡的世界目前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宏观问题。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惟一的增长动力，但却遇到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常性项目赤字。这不仅表明缺少储蓄的美国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而且还表明世界上其他地区十分缺少独立的国内需求增长。美国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自己却在贸易逆差、预算赤字、储蓄不足和债台高筑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对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结果。这说明全球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令人不安的和危险的压力。

就像茶壶中的蒸汽一样，这些压力最终需要释放出来。我认为，可采取基本介于经济上对美国经常性项目进行调整和政治上的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的一些举措。七大工业国货币政策最近的变化是从经济上解决世界不平衡状况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无就业复苏与总统大选周期的相互影响，人们很可能不再把希望寄托在经济举措上，而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举措上。目前，采用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并不太。但风险在于这种可能性会增大。

不幸的是，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张牙舞爪并不是世界上贸易摩擦加剧的惟一例子。最近还有两个例子让人隐约感到保护主义盛行于世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第一个例子是世界贸易组织坎昆部长级会议出现谈判破裂。在农业补贴、投资及竞争规则和金融市场透明度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世界贸易组织此次会议的失败，不禁让人们联想到1999年在西雅图受到的重创，同时也使人们对2004年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完成深表怀疑。

第二是欧洲的领导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国长期疲软的经济。他们担心美元进一步贬值会使欧元不堪重负。这种担忧体现在对实行固定汇率的亚洲国家的指责上，他们认为固定汇率使这些国家避免了美元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最近在意大利斯特雷扎举行的欧洲财长会议上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而在近期结束的七大工业国迪拜会议上所提出的较为正式抗议中似乎也带有这种情绪。

1930年，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员威利斯·C·霍利提出了大幅度提高美国关税水平的法案。由于股市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共和党政府支持采用保护主义的举措来为美国工人提供救助。1930年6月，赫伯特·胡佛总统正式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在贸易上采取报复措施，世界贸易也因此而一蹶不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是这些行动引发了随后出现的大萧条。如今，在后泡沫的时期，不应当忘记这些教训。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认为目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由于目前要针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采取政治策略，因此人们不能再忽视这种风险。

我坚信，中国是21世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有利于生活在这个国家、占世界人口20％的人民，而且将有利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以外的80％的人民。但是，中国走向繁荣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坎坷和风险。即使在更加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稳定也不应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我们最终都必须学会如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压力。美国不能选择闭关自守。无论是在顺利的时期，还是艰难的时期，我们推行全球化的决心都应当坚定不移。不幸的是，当强烈的政治氛围与艰难的经济环境交织在一起时，人们往往要寻找替罪羊。中国就是当今的替罪羊。现在应该结束这种归罪于他人的危险游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