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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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华人都在关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时候，10月14日，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此前结束。

两件事情相继相续并非巧合，“神舟”飞天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三中全会则更多的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对还未克服的困难。

尽管一次会议作用有限，但三中全会开幕前后，海内外人士还是给予许多期许，并作出各种解读。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政治运作规律，一中全会的主题一般是人事安排；二中全会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人代会做准备。

“只有到了三中全会的时候，新一届领导人才更加清晰地展示自己的执政方略。一定意义上，三中全会历来都比较重要。一些重大的决定也多在三中全会作出，此次三中全会展示了新领导集体的经济方略和执政意图。”一位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会议是新领导集体的一个执政宣言。”

本报记者在会议结束后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试图对此次全会进行多方位解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继续

在开会之前就已经公布的议程中，备受各界人士瞩目的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国内外许多传媒给予了积极评论，年届七旬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将之概括为“述职”。

对“述职”的理解，政治学学者毛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央全会主要是回顾成绩，布置工作，提出未来努力的方向，而述职则改变了这种传统模式。

“述职的制度意义是使得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更加负责任，有利于党内中、下层对高层进行监督，在集中开会的时候有助于表达各种不同意见。”毛寿龙说。

负责培养派高级干部的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则认为，这是执政党高层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新举措。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表大会闭会后由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中央委员会闭会后，由中央政治局行使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马克思就是这么讲的，列宁也说，党内所有领导都是民主选举产生，要作报告，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倒置了。”

“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使权力失去监督，失去制约，缺少纠错机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就得不到保证。”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身体力行，带头退休。目前，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如何对党的高层领导，尤其是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有效监督则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次全会作出了新的努力。

叶笃初曾参与十六大修改党章的工作，“十六大修改党章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各级党员和党组织都要接受监督，也就是说没有例外。”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表示，要自觉接受全党同志的监督。一位中央纪委的官员向记者透露，正是因为高层领导人有这样的表示，从而使得《党内监督条例》制定程序得以启动。

而甄小英则认为，“此举有助于形成好的风气，防止个人说了算，错误得不到纠正”，还可以引导地方官员，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虽然述职只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漫长过程中的一小步，但不可忽视其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长远意义。

建设协调发展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等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拆迁引起的许多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位专家对记者说，“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蔓延城乡的土地征用问题是众多矛盾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其背后则是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包括贫富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等，这些都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前行。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本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五个统筹协调是非常鲜明的特色，过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建设为中心长，公共社会管理服务短。现在注重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当前可能努力做的是再就业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这些方面矛盾比较突出，不解决就无法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叶笃初认为，将近200多天的时间，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一直在强调协调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在一段时间有其重点，过去经济建设是领头的，但环境文化法制等就不能齐头并进。

“城市拆迁和改造、农村土地征用、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很尖锐，三中全会已经注意到，”叶笃初说，“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有信心有希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是不协调的，一部分人的福祉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相信协调发展政策将会成为新领导人施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并取得重大进展。”有学者认为。

新领导集体一周年

从十六届一中全会，等同志组成新的中央领导层，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一年来，新领导集体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

尤其是年初爆发的SARS危机，使新领导集体不得不在极其复杂和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处理危局，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危机终于度过。

而在处理危机前后，新领导集体亲民和坦诚的作风，使其在一年的时间里很快地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公众中的地位，并赢得了普遍而真正的好感。

甄小英说，“能够感受到新领导人的务实、民主的作风，十六大以后，中央和派座谈了7次，和派高层的座谈已经制度化。”

“前不久我和派一个领导人接触，他说感到很感动，总书记一个一个走访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总理每季度都要和派定期见面。”

上任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学习宪法、取消出访的大规模迎送、取消北戴河办公，新闻报道限制领导人出镜时间、SARS期间深入重灾区等举动，“有力地展示了他们的形象”。

另一方面，“确实感到新领导人以身作则，力图用自己的行动扭转这个社会的风气，给百姓以信心和希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也有观点认为，实际上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中国十几年积累的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而新领导集体是没有任何躲闪空间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领导集体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本次全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市场经济十周年

掐指算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到“完善”已经整整十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接受采访时用了四个字，“沧桑之变”，10年前大部分是国有经济，而10年后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壮大。

叶笃初曾参与过10年前“决定”的起草工作，“1993年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为之于未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总的看，十年风风雨雨不容易，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治之于未乱’的局面。”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10年也是变化最大的10年，其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心态及文化方面的影响难以估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10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人的观念的转变。

“过去靠政府，现在靠市场，大家已经逐渐习惯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慢慢地，每个人自主起来，知道了怎么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公民自立的社会在逐步建立。”

人们的选择逐渐趋向理性和良性，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参与意识增强了，很多事情被要求公开化和透明化。”吴江说。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发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尤其是管理等方面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利益多元化的客观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也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石小敏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民主锻炼，社会的转型是在实践中新的行为准则为大多数人认可从而完成转型的。

改革的逻辑和动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路径先易后难，这是由改革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而新领导层面临的是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和最艰难的问题。

石小敏认为，看似是先易后难，实际上，每个改革都不容易，总体上离计划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近的部分慢一点，边缘部分、影响小的部分快一点。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10年前“决定”中规定的目标，比如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目标，5年前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等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石小敏概括10年改革有一个逻辑，很多的改革，当初并没有觉得要改，而是等到市场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就感觉要改革的就太多了，不仅是国有企业，包括垄断部门、行政体制等都面临调整。

而改革的继续却引发出一个问题是：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何处？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专家钟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寻找改革的动力确实很难。”

钟伟认为，以金融改革为例，之所以一直没有破题，是因为政府担心会丧失对国有银行的支配，一旦出现财政危机，不能依靠银行途径进行解决。

也有专家指出，改革的动力就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部，许多问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到了改革的纵深地带。全会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突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是勇气，也是信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