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的“三中全会”情结
时间:2022-05-17 0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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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中国又将迎来一次“三中全会”,这自然地勾起中国和海外对24年前那次“三中全会”的回忆。稍具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外界给以这个会议再高的评估都不为过。
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自那次会议后,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不归之路。
今年,外界再次充满新期待,期待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有新的改革,能产生出如同当年那次会议的作用,使中国走向新的辉煌。不少关注中国事务的人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寄厚望于即将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大展拳脚的真正起点
海外有评论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议程,“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是,处于关键时刻的中国,将在一些关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上力求取得新的突破”。有评论预言,十六届三中全会是胡温新政府上任以来最具实质性内容的会议,按以往中共各届全会的惯例,新领导班子将在三中全会上奠定其未来个性化走向,以此作为大展拳脚的真正起点。
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称,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之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则是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并且以提问方式实际断言此次三中全会同样有特殊的意义:“即将到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总之,“三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了时代的到来,这自然让人想到24年前的三中全会,那次会议表明毛时代的结束与邓小平时代的来临;种种期待正好说明有种可称为“三中全会”情结的东西存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
胡温新政:是政改还是改正?
人们关注即将召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其实关注的重点还是政治改革方面。将执政不久的第四代领导视为胡温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那么,胡温新政,是政改还是改正?兹举几个“新政”事例。
首先,新“三民主义”。2002年12月9日,新任总书记不久的在西柏坡学习考察的时候,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就是新“三民主义”之来源。
中国新领导努力树立亲民的形象,要求各级政府官员更关注民生、民意、民情、民权、民利。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确表现出亲民务实的作风,让人耳目一新,民众精神为之一振,确实树起执政之新风。但“为人民服务”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新“三民”可谓是“群众路线”的回归。
其次,党内民主。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所谓党内民主,就是党内所有成员的平等关系、党员享有的各种权利,是党内民主的两块基石;党内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要实行权力的分解和制约;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原则。
其实,党内民主在中共历史上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只不过这种制度没有能很好地得以执行而已。现在重提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再次显示了新的中央领导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决心,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制度创新。
第三,从“报告工作”到向中央全会述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要职权,就是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新一代中共领导将在这次三中全会上设置述职议程,将工作报告定为述职性质,这样从过去一贯强调与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保持一致,变为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要公开接受党内大范围的民主监督。
中国有一名教授评论说,“述职”议程的提出,将在事实上大大增进社会各界对于本次三中全会的期望。“述职”制度无疑是一种新的举措,有制度创新之意,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多少的关键,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四,从政治改革到政治文明。前中共总书记在位时,提出两个有关政治体系方面的概念:一是德治,二是政治文明。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他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努力。
稍稍留意人们会发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在报章上,“政治文明”的概念用得越来越多了。如果这一观察是对的,那为何如此?也许说政改太沉重了。不错,以上这些都是新气象、新变化。但是,与其说是政治改革,还不如说是工作作风、执政方式、管理方式的改正(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意义何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有两份提请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该会议有两大的议题。
国企改革与振兴东北经济:讨论国企改革与振兴东北经济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或影响更多的是经济本身,而其政治意义淡化。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与中国人观念的深刻变化,国有企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这就是说如何改革国有企业关乎的是经济发展本身,以及社会问题如下岗问题、社会安定问题,而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涉,即便有人会打此牌,无非政治策略上的一种选择而已。
修宪:讨论修改宪法,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确立私有财产之条款。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言,确立私有财产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突破,当然具有其政治意义,但恐怕不能比拟为具有1978年那次会议那样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因为这条款的增加只是对事实上的追认,对现实确认。
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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