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后的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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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往往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上，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带来经济改革的开端，当时着重农村经济改革，后来改革扩大到城市，并延续到今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召开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个观念的确认，为中国带来了时至今日的10年经济高速增长。

今天，人们亦寄望十六大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改革拿出新的思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代表大会。至此，中共已拥有81年党史、53年执政史，以及从1979年算起的23年的改革史。这23年对中共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邓小平南巡后召开的十四大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分界线：之前的改革解决的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后的改革则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定为目标模式，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解决与政治体制相关的经济及政治的深层矛盾。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中共领导的这场改革，在许多中国人察觉或未察觉之间也让执政党自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切变化围绕着一个目的：尽快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牢牢把握执政基础。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

中共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郊区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畔。翠绿的草地、成排的树木、漂亮的建筑，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知名的大学。但是，大门旁神情严肃的武警会提醒你，这里是中共最高级别的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中心，外界称之为“中共高干摇篮”。

2002年7月的一个早上，有“中共少壮派理论智囊”之称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前往参加了一个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为主题的研讨会。他讲述的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的执政党是如何巩固政权的。其它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学者，亦将在此讨论曾被视为“禁忌”的民主、新闻自由以及领导层交接等问题。

此前更早，4月初，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最后一任港督、现在的欧盟外交专员彭定康，应邀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说。此举在海外反响颇大，中央党校被外报视作“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

海外媒体指出“最近几年，中共中央党校确实非常活跃，几乎成了一个研究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机构，包括对外关系的研究、让社科院美国所长王辑思到中央党校兼职，还请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到党校做报告，以及最近同哈佛大学达成的合作协议”。中央党校校长，被视为“如果没有其支持（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

“过去控制非常严格，教师要集中备课，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事先写好讲稿，集体讨论。讨论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要讲的东西应该怎么讲。但是1979年我到中央党校时，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了。”1979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今已退休，回想起当初的中央党校，他颇有感慨。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央党校曾就其教学改革提出著名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后来把“三不主义”改成了“四不主义”，加了个“不装袋子”——不装档案。

到今天，很多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使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教材，编写诸如《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这类书籍，已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老师和学生。

最早到中央党校培训的“老革命”们，文化功底差，在党校接受的第一阶段教育是文化补习。现在，党校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学历越来越高，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硕士、博士。王贵秀说：“现在上课难度比以前大多了，学生会经常找你讨论问题，你讲的东西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会被哄下台。”

更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11月，100多名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私营企业老板踏进了这座执政党的最高学府，就如何应对入世等热点问题接受培训。

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中国科协、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最高人民法院部门的高层领导，被邀至此开设系列讲座。一些外国教授也陆续被请进党校。英国议会的议员曾到此讲授工党如何成为政治主流，法兰西电力总裁应邀前来演讲，介绍法国的国营能源、动力企业如何与私有企业竞争。

最初被视作“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的中共中央党校，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度，悄然无声地成为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与理论创新的加速器。

十六大重头戏：修改党章

中共自十二大以来，每次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例如，十二大取消党主席改设总书记；十三大修改十多处党章；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十五大则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列，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此次十六大，将加入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

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但在很长时间内，其理论含金量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人一时之间并未领会它的真实所指。

2000年10月，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一理论以其导向之新在海外被称为“四个重新认识”。

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再次阐释“三个代表”的理论，强调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的人民利益”。

2002年7月，在十六大召开前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中，明确提出“要把那些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三个代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干部思想教育层面，而且涉及到了干部的去留。不少干部拿着《条例》，比照自己是否合格。

随着十六大“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这个理论将被确立为中共“第一政治”。

与此同时，中共已开始改写自己的政治实践。

在新出炉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排行榜”中，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共计19人，约占二成，其中3人是十六大代表，一位甚至曾位至当地市委副书记。一项统计表明，1994年中国县以上的人大代表私营主已达7200人，政协委员12000人，现在当然远不止这个数目。

2001年，在中共庆祝她的第80个生日的时候，在举世瞩目的“七一讲话”中明确宣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讲话明确提出“要把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对以私人企业主为代表的中国有产阶层而言，这个讲话意味着他们被正式允许入党。

同期，北京市规定，只要任职满3年，股份制、“三资”和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均可以参加副局级领导干部的公开竞聘。

中共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90多人很快提出了入党申请。深圳最大的台资公司、台湾鸿海集团投资兴办的高科技集团富士康，不但积极接受党进入公司（其企业员工中有144名中共正式党员），还于去年组建了党支部。鉴于富士康是大陆最大的台商之一，此事一度引得台当局高度紧张，担心台商亦会加入中共。

面对这些变化，海内外媒体的反应近似两个方向：海外概括为“老板入党”，而内地媒体的宣传中，更像是“党入老板”。南方某大报在报道一位民营企业家出身的某位十六大代表时，写道：“他的一个做法是：提出了‘企业一线在营销，党建阵地在前沿’，在营销公司中成立了8个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将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已经由1993年调查时的13.1%，至1995年提高为17.1%，加上近年来有一些国营、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使得私营企业家具党员身分者日增。据统计，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入党和长期保留中共党籍的民营企业家，至少有近万人，其中许多人还担任了民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近看中国的私企老板乃至豪富阶层，会发现他们早已不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中国至少有221万户私营经济、8000万户个体经济，他们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个亿，并提供了2亿个就业机会，而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不到7000万。

面对这种变化，中共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并且以渐进的方式在政治实践中一步步跟进。

“我们正在期待下一个阶段的到来——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说，全国工商联已经连续多年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提案了，媒体称之为“第一提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更习惯用自己的“精英划分”来分析近几年来的变化。他说：“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解决执政基础的问题，只有建立了一定的联盟，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康晓光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精英的崛起和知识精英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且它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大，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中共调整原来的联盟策略，把他们吸收进来，正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举措。”

政治体制改革：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外界观察家认为，自邓小平南巡十年来，逐渐建立了自己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后，还是致力于政治改革这一重要领域改革的推进的。事实上，一段时间来，从提出“三个代表”开始，一直到提出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均被解读为谨慎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据透露，中共北戴河会议重点讨论并确定的议题，将成为中共总书记在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这项报告中三项重点之一即是：探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执政党改革政治体制的可行性。

其实，无论政治体制改革会否成为十六大的主题选择，为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将被提上中共领导层的议事日程。虽然中共强调中国绝不可能走西方多党制，但中共自身如何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政治活力同时为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却是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共也为此做出各种努力和尝试，但不能不说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中最重要也最慎重的一部分。

在去年下半年中共厦门市委选举中，一位官员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中组部辖下的《党建研究》杂志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呼吁中共官员面对差额选举，要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不要因为落选就“感到脸上无光，压力很大”。

相关报道说，在省委常委的选举中正式引入差额选举已成既定事实。

2002年7月22日上午，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选拔干部的4条标准：一、注重看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注重看干部的作风；三、注重看干部的政绩；四、注重看干部的群众公认度。

其中，公开提出“群众公认度”被香港《大公报》称为“昭示着内地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

腐败，与其说是推动这场改革的动力，不如说是迫使它前进的压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最引民怨的非腐败莫属。

当初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案，使得中共在厦门的整个党政系统受挫。成克杰创造了贪官的最高纪录——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党组织部门统计显示，1989年至今13年间，共30多万名不合格党员被清除出党，当中不少涉及贪污腐败。

前不久，大陆某市的一个监狱里，狱警要提升，去找被关押的某个有关系的犯人帮忙疏通关节。

“某位高层知道这件事情后气愤地说：‘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少见’”，黄苇町说，“这些现实对领导者肯定有很深的触动。”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他把苏共亡党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一点：脱离群众。

从当初50多人的在野党发展成现今6000多万人的执政党，中共非常清楚民心向背的份量。

中共中央把腐败问题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但反腐似乎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关。“我认识一些反腐部门的人，他们现在的工作非常艰难”，王贵秀说。

近日，中国政治评论家曹思源在香港中文大学谈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时，认为中国大陆抓贪官污吏的速度赶不上产生贪官污吏的速度，“问题何在呢？在于我们惩治贪官污吏没有从源头上着手。你只在下游解决问题，当然污染越来越严重。”

而他认为要解决源头的问题，也就是制度问题。

从大陆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似乎已开始把改革之刃置于制度层面。公开选拔、票决制、交流制、民主评议制等字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涉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并在地方上有了尝试。

然而今年初秋，正当媒体为中国农村出现的基层民主选举大声叫好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市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该市民选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被撤换达619人，其中村委会主任有187人，占当地村委会主任总数的57%，更为荒唐的是，有的村委会主任竟在一届任期之内被4次免职，5次复职。不仅如此，民选干部和上级的关系明显紧张，工作难以推进。

随着基层民主改革中不断暴露出困难和问题，使得人们把基层改革作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观点受到了挑战。有人指出，如果包括党内民主、党外监督等核心问题不解决，干部选拔制度、人事制度等体制改革并不解决根本问题。

王秀贵这位中共老党员，对《凤凰周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决心”。相信这也是包括中共高层领导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希望。

面对“0.4”的红色警戒线

就在十六大召开前的几个月，中国国企的聚集地东北，在许多国企纷纷亏损、倒闭以及出售股权给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由于无力支付工人的工资和退休金，许多工人开始上访。

2002年，号称大陆第一富姐的刘晓庆因涉嫌逃税被捕入狱；之后，曾被《福布斯》评为“中国第二富人”的荷兰籍华人杨斌也因财产问题受到调查；10月23日，“中国第三富人”仰融因经济问题被正式逮捕，其拥有的股票被全部冻结。

“中共是工农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当然不会让工农走向它的反面”，康晓光说，“所以，它会在各种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2002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部署出版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前面世。在进行中国社会人群分层时，该报告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位于第八层，属社会下层。二者之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

尽管该书极力保持学术色彩，尽管作者在行文中坚持使用“阶层”而不是“阶级”的字眼，并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惜从词源学的角度论证“class”的含义，但这个论断，无疑击中了现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软肋。工人阶级从原来的领导阶级变成现在的“第八阶层”，不仅仅是位次上的变化，更严重的是两极分化和社会心态的失衡。

1990年，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中国社会的四大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会激化。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不能承受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一些企业领导人将困难更多地转嫁到工人的头上，从而加剧了中国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那是一个双赢的时期。但是现在，中共除了继续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外，必然会在新的时期寻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康晓光说。

前不久，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被认为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权利、义务以及其它应遵守的事项肯定了下来”。而在此前，中共以七常委列席的规格，举行了“全国就业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

中国过去的改革，更多地侧重追求效率，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今后，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面临在公平上的制度设计和创新。如何才能找准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对中共而言绝非十六大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这个称得上才起步的探索，也许最为所有人关心，也需要所有人的耐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