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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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各个阶层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变化。他们各自的参政活动也因之呈现新的特点。针对这些新情况，有必要对当今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考察。8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间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因此研究80年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中国工人的政治参与

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里的变化最大，他们的政治参与的变化也较大。我们首先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政状况。

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最为剧烈，已经从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两种分化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他们在工作方式、收入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作为同一个阶级的基本特征。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为中国工人的主体。我们研究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比以前有所减少，参政的深度亦降低了。这十几年来多数工人参加的由政治系统发起的政治运动只有两次：揭批“”和整党。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对政策的影响比期间减弱。“”中工人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直接参加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决策，也曾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大学、科研机构对文化事业加以领导。粉碎“”以后，工人回到机床旁，他们的参政议政经由人民代表、新闻媒介和行政系统及工会等制度化途径，这些参政途径使工人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发生的。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合法民意代表的工人很少，比如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718名，其中工人代表在10名左右（不包括那些企业的基层干部代表）。政协委员多为知名人士，普通工人中只有个别劳动模范有可能成为政协委员。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工人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政见的机会也少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等阶层。

中国工人的参政积极性

尽管工人从“左”倾路线时期那种虚幻的“领导一切”的地位回到现实社会中以后，一部分工人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出于中国工人阶级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和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仍保有相当的参政热情。

对政治持积极的态度。政治态度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前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初的调查，工人中认为“政治是坏事”的只占总数的4.4%，绝大多数认为“政治是好事”；认为“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在工人中只占24.3%，仍然是少数。（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页。）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工人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就奠定了他们积极参政的基础。

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中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从总体上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的认同意识。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编辑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占74.95%的工人不赞成“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管它”的提法，更多的工人(86.44%)反对以同样的理由背叛国家。（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5页。）学潮中个别反动分子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向国家领导进行人身攻击的口号，在不少地方和场合遭到在场工人的反对和抵制。

有政治参与的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倾向推动了工人群众对国家事务和单位事务的参与热情。据调查，工人中表示“如有可能就争取当人大代表”和“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人数为总数的30.6%。（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近1/3的工人想去当那3000-5000人中才有一个名额的基层人大代表。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很高了。此外，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工人群众也有热情。基层人代会上，每次都有来自工人代表的提案。工人也开始利用“热线”电话、直播节目、现场办公等途径对政策施加影响。工人群众的揭发检举是反腐败的一项有力的制约因素。

参政积极性有下降趋势。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从总体上仍是积极参政的，但对政治的疏离、漠不关心的倾向也同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发展。在企业决策中，各种企业改革、承包、租赁、股份制等都强调厂长经理的负责制，强化了厂长经理的决策权。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只体现为“像‘主人翁’那样自觉地劳动”，而缺乏工人群众在企业决策中的发言权。调查表明，在企业中，有强烈参与意向和愿望的职工只有16%，而近60%的职工则基本没有参与需要。有72.5%的职工认为“企业好不好，责任在领导。”（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参与意识已经明显下降。

在社会政治方面，工人们从朴素的爱国理想出发对政治的关心正在受到社会利益分化的冲击。全民所有制职工在改革中没有首先得益，经济利益相对少于某些其他阶层的窘况，使工人们更多关心个人的生活，具体的生活状况与抽象的爱国理想之间首次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失落感。据调查，1989年初，中国工人中对基层人大选举可能持冷漠态度的为总数的35.9%，远高于学生、干部、个体劳动者。（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35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领导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分解为行政过程和决策过程。由于普通工人不具备干预政府决策过程和行政过程的技术，难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因而工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中国社会复杂程度提高的现代反而有所削弱。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会改变，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适应了新的企业制度以后，他们将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到那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将在积极以各种现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参政方式。

二、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农民是中国的主要人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活动特性构成了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部分。因此，分析农民的参政状况，对于研究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最为巨大，农民中的变化最为剧烈。

中国农民的参政状况

中国农民已经由过去的全部务农发展为务农、兼农（亦工亦农）和非农三大部分，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约占乡村人口总数的35-40%，为我国农民的主体；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约为农民的35%；剩下的为兼农，即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的农民；以及乡村管理者们。（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4页。）农业劳动者虽然不再是中国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但目前仍是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那些亦工亦农的农民和农民工，以及乡村管理者们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村人口，他们的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仍是农民式的。因此，考察中国农民的参政状况时以务农者为主是可以代表中国农民的基本情况的。

农民在中国不是个积极参政的阶层。解放以来28年里的七次政治运动只有60年代以后的“四清”和“”农民大规模参加了，而其他政治运动都主要发生在城市。“”以后只有“揭批‘’”和“整党”农民参加了。其他像“真理标准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潮”等运动也都不是发生在农村。农村政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基本上是在没有停止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进行的。

参加政治运动少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民的政治化程度低。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和“”都是以政治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和合作化运动从所有制性质上看是两次方向相反的运动：是分田地，合作化是土地集中。这两次运动均由政治体系发动、组织和推进，在农村中涉及到每一个农民，有“人人过关”的特点。“”则完全是以政治的方式搞生产，靠口号种粮食。农民的政治觉悟并不低，也经常处于被动员状态。影响他们参政积极性的是生存条件的艰难。制以来，不断的“一平二调”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使农村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农民的参政积极性因而受到严重的限制。

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又成了分散的劳动者，尽管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农业生产成就很大，农民群众拥护改革，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普遍高涨，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方式又给他们的参政议政活动带来不便，使他们的政治积极性难以实现。比如，选举是中国公民最平等的参政方式。中国农民参加过区、县级人民代表和乡、镇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还有权选举产生村干部。现行的选举制度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的直选每五年一次，乡、镇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每三年一次。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选举基层的人民代表的机会要多。政治制度给了农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根据历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投票率来看（1954年为85.88%，1981年为96.56%，1986年和1993年的数值也应在90%以上），中国农民的参选比例也应与全国的平均值接近。

村干部的选举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行的，由于各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相当多的地方还无法实行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因此，目前我国农村村干部的产生仍通过三种途径：上级任命、任命与选举相结合、选举。（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第272-273页。）现在有多少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选举还没有确切的数据。

农民利用制度化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情况并不乐观。198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中“曾给党政领导机关、人大或报社写过信、反映问题”的人只占农民总数的16.10%，远低于城市几种主要阶层的平均值19.39%。从地区分布上看，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利用过上述参政渠道的人为16.4%，城郊地区为18.54%，边远贫困地区为21.05%。（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15-216页。）80%以上的农民没有利用过“向行政领导和党的机关反映问题，”“请人民代表代为反映，”“以及通过新闻媒介披露和呼吁”这样的公开的和制度化的参政渠道。

从乡、镇人民代表和区、县人民代表的构成看，农民所占的比例并不低。以天津市1993年这两级人民代表的构成情况看，乡、镇人民代表总数为10514名，其中农民代表为7028名，占总体的66.9%；区、县级人民代表为4415名，其中农民代表为1024名，所占比例为23.3%。在1993年当选的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共718名，农民代表约为25名（其中包括乡镇农村干部），所占比例约为3.6%。乡、镇人大代表以农民为多数，为农民在乡、镇一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参政议政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但农民代表在市级人大中过少可能使农民对省、市一级政府的影响能力较低，天津市从1993-1995年，每年的市人大会议上关于农业问题的提案，1993年为21件，1994年为9件，1995年为13件，同期代表提案总数分别为168件、136件、143件，关于农业的议案分别只占当年的议案总数的12.5%、6.6%、9.1%。（注：《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1993年、1994年、1995年，第225、118、116页。）

中国农民的参政积极性

作为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农民在农村的政治地位最高，但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相比，农民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仍然要低一点，因此，在通常条件下，农民的参政积极性低于工人阶级。

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中国农民总体上对政治是关心的。在同一项调查中，同意“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大事小事都要关心”的农民为总数的79.54%，占有绝对多数；主张“对地方上的事必须关心”的农民为总数的78.59%；同意“必须关心自己单位的事”的农民为总数的83.15%。（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08、210页。）坚持“必须关心地方事务”的农民比工人更多，这可能是地方政策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比工人更大，因而农民对地方政策和地方领导人的依赖性更大一些的原因。

农民没有“单位”可依靠，他们的自身利益主要靠自己来关照。这种地位使农民对身边的事务的关心超过了国家整体事务。198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知道和关心“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农民所占的比例为各阶层之首，分别为98.69%和93.77%。而知道和关心当时的“机构改革”的农民只占总数的60.97%和40.91%，而当时各阶层对这个问题知道和关心的平均比例为77.3%和62.0%。对“平反‘’期间的错案”和“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农民了解和关心率也很高，但对“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和1982年修改宪法的了解和关心率就较低。（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31-134页。）此外，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居住地的分散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也都限制了中国农民的眼界。

作为党的革命工作多年的社会基础，中国农民的爱国热情是十分明显的。在调查中，农民对党的宗旨、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也是在接受调查中工人、个体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干部这几个阶层中最积极的一个。（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101页。）农民中认为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和发展目标“完全达到”和“基本达到自己满意”的人数高于这几个阶层的平均值，认为“有差距”和“相差太远”的人数低于平均值。

有基本的参政积极性。农民群众一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解放以来，尽管党在农村发动政治运动不多，但每次都十分成功。这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历次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的成功也离不开农民的普遍参与。其他各项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农民似乎偏爱个人方式。比如说，到各级党政机关上访告状的农民比其他阶层的人多，他们所申诉的事由多发生在基层。这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低，家长作风严重，基层民主生活差有关，迫使农民群众走上诉诸上级机关，要求仲裁的道路。

比起其他主要阶层，中国农民的参政积极性仍是有限的。农村改革以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但承包制使农业的生产、经营和分配转变为个体的方式。农业生产水平仍以畜力和手工工具为主，农民中务农者是主体，这种经济形态和发达水平，使得农民阶级出自小生产方式的狭隘性、盲目性仍然存在，有时甚至是农民行为的主导因素。这种思想意识使农民不可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用积极的角色。生产方式的分散和落后也限制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对政治发生影响的能力。

以上主要对80年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了大致地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集约化倾向，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农民的参政状况有了积极的进展。但是80年代农民参政的基本特征仍然普遍存在，研究这个时期中国农民的参政活动，对于认识90年代农民的政治状况，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三、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到1992年我国个体私营工商业者共有从业人员2700万，其中包括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约200万。（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第316页。）私营企业主是指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拥有者。私营企业主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与个体劳动者有许多相似的阶层属性，我们把他们两个阶层的参政状况放在一起分析。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参政积极性

相比而言，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的评价最低。虽然他们也坚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对国家的忠诚感低于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国家干部。当在1987年的调查中被问及是否同意“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爱她”的时候，个体劳动者中“同意”的比例最高。（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2页。）个体劳动者对政治的态度也最为消极。在1989年的另一次调查中，证明了这一点。认为“政治是坏事”的和认为“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的人中个体劳动者的比例最高，分别占7.8%和34.4%。一般而言，对政治持积极态度的人在参政时可能比较积极，对政治的评价消极的人则倾向于远离政治。个体劳动者的参政积极性相对较低。

在参与成本最低、最简单易行的政治活动——选举中，个体劳动者的参与态度也显得较为消极。当1989年被问及两年前的那次选举时，持冷漠态度的个体劳动者等（加上待业者）的比例为37.7%，持“积极”态度的为14.4%，均排在各阶层中的最消极位置。（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55页。）能够当选基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个体劳动者也很少。在天津市1992年乡、镇人民代表和区、县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的代表统计中，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均有单独统计，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没有单独列出，只被列入“其他”一栏中。在“其他”一栏下的乡、镇人民代表约占全体的4%，区、县人民代表中占全体的10%。（注：《天津市直接选举工作文件汇编》，1993年，第72、73页。）在第十二届天津市人民代表的组成中列入“其他”类的代表占1.9%。由于当选的机会少，个体劳动者对选举的态度消极，他们当中认为“希望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和“希望选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的人最少(27.8%)，低于其他阶层的平均值33.0%（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32页。）。认为自己无力对选举产生影响，是个体劳动者选举积极性低的主要原因。

私营企业主中的情况略有不同，他们当中当选政协委员的机会较多。他们中经营规模较大者在当时的影响较大，有的还主动出资帮助社会福利事业，作为回报，社会给予他们一些政治头衔，他们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也提高了。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参政特点

个体劳动者是城市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阶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进行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中，对中国各阶层的政治素质评分中，干部5.1分，在校学生5.1分；工人4.6分；个体劳动者等（加上待业者）最低，为4.4分。（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79页。）个体劳动者政治素质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知识缺乏，对于政治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运作规则的了解，个体劳动者均显欠缺。

政治知识相对贫乏。对于“国歌是什么？国家主席是谁？人大委员长是谁？”这样的政治常识，在1987年的调查中，个体劳动者的知道率最低。他们对“党政领导的人事变动和健康状况”，“政治局势的稳定”，“法律的实施与制定”，“对外关系的变化”等政治现实的留心程度也都处于受试几个阶层的最低比例。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构成，他们就知之甚少。在1989年的调查中，能够正确回答“什么是党政分开”的个体劳动者（包括待业者）为总体的40%，比平均水平少大约20%，差距之大令人吃惊（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15-116页。）。1987年的调查中列出当时国内的23件大事，其中包括整党、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平反、“一国两制”的提出、中美建交等，个体劳动者的知道率在工人、干部等5个阶层中关于其中10件为倒数第一，8件为倒数第二。这项调查全面显示个体劳动者阶层的政治知识的相对贫乏。

参政积极性有增加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参政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紧密围绕自己的利益。个体劳动者在经济上具有小生产的特性，他们对个人利益的感受和区别的能力较为敏感，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又没有“单位”可依靠，这促使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个体劳动者中许多人主动要求在地方事务中的发言权，希望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基层领导干部。这在私营企业主中更为普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近几年来出现了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提高政治地位，对政策施加影响的现象。他们通过捐资兴办公益事业，为群众或政府部门的活动提供赞助来换取社会对他们的承认。在1984年4月，政协委员刘永好、人大代表张芝庭等10位民营企业家倡议私营企业主为扶贫做贡献。刘永好捐资1500万元在四川凉山地区兴办饲料厂，扶持当地20万贫困农牧民。（注：《光明日报》，1995年3月12日。）据介绍，河北省某地区拥有100万元以上资金的业主中，有82%作为代表性人物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或被推荐为各级政协委员乃至政协常委、副主席，有的进入了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第359页。）随着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加，他们在这些政府以外的政治组织中的地位也会增强。

参政方式独特。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在参政方式上更倾向于选择个别接触的方式。1987年调查显示，在个体劳动者中“曾给党政领导机关、人大或报社写过信，反映问题”比例次最高(25.74%)，而平均值是19.39%。（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15页。）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经常自己直接面对各级各类行政执法部门的两个阶级。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工商、税务、公安、市容、卫生防疫、土地管理等执法部门必然与他们有业务上的关系。为了保护或扩大自身的利益，个体老板大多试图与政府执法人员搞好人际关系，以争取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他们有所“照顾”。实力强的个体工商大户和私营企业主则更进一步在地方政府中寻求自己的人，与地方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这使他们对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入。

组织参与将成为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参政方式的未来选择之一，尽管个体劳动者分布于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背景、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方面面的差距很大，但他们共同的生产方式和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社会地位已经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基本上稳定的阶层。由于没有可依附的行政单位，他们便组织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协会代表和维护个体劳动者的利益，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个体劳协”的参政活动与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参政活动已经有所不同。后者中多数不是阶层性组织，其成员有自己各自所隶属的行政单位或企业，而前者的成员均为经济上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个体户对协会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工人、青年和妇女对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的依赖。个体户的利益主要依靠协会来代表和维护。

私营企业主协会在各地也开始出现。由于个体劳动者阶层内部的分化，私营企业主逐渐形成一个阶层，他们的生产或经营活动已经与个体户有很大差别。私营企业主在收入方式、个人财富、生产方式甚至思想方式等方面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形成自己的社会群体。目前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参政活动还不明显，相互间的集团意识还没有最后形成，但从已经成立的“私协”的工作情况看，已经开始从维护私营企业主利益的角度，向地方政策施加影响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个体经济将更加壮大。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参政活动从形式和数量上都会发生变化，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要求也会随之增加，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

四、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分析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政治地位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也随着其政治地位的变化而起伏。尽管如此，只要条件允许，他们的参政积极性仍然很高。

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状况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从事科技、教育、医务、文艺、新闻出版、法律工作，以及在党、政、军、群、事业、企业机关担任领导和管理职能的脑力劳动者。（注：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第191页。）到90年代初，我国知识分子约为3000万，占全国人口的不到3%。

知识分子在中国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的参政活动相当活跃。首先，知识分子参加选举的热情很高，目前各国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投票率的高低与受教育水平有直接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率就越高，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其次，知识分子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较高。由于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能力较强，他们当选人大代表的机会多于其他阶层。在1992年天津市第十二届人代会的718名代表中，专业技术人员136名，为总数的18.9%，加上划在“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中所包括的知识分子，天津市人大代表中知识分子的比例也超过20%。人大代表中20%的比例与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不到3%的比例相对照，知识分子参政机会明显高于其他阶层。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的阶层分布，在选举前由同级党委提出建议，20%的比例也反映了政治体系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第三，知识分子更能够利用制度化参政渠道。1987年的调查表明，有20%的知识分子曾经给党政领导机关、人大或报社写过信，反映问题。（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15页。）知识分子在参政意识、表达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在利用新闻媒介参政议政时，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最后，知识分子在学潮中卷入得很深。80年代的几次学潮都与知识分子有关。每次学潮中学生们总要抬出几位知识分子作为精神领袖。而每次学潮中，总有几位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于游行示威这样的反体制活动，容忍度最高，在1987年的调查中，对1986年学潮持理解和宽容态度的知识分子为总体的66.9%，高于其他阶层13-16个百分点。（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125页。）

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的积极性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关心政治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忠诚感高于工人、农民和个体劳动者，仅次于干部。知识分子的参政积极性体现为他们对国家和地方以及基层事务有明确的参与愿望。知识分子希望有机会对国家、地方和基层单位的决策产生影响，这包括参与这几级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工作、监督各级干部、向各级决策机构提出批评建议等等方式。

调查表明，知识分子中有52.09%的人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党和政府能够管好这个国家，我们不必过多地参与”，仅低于干部(54.94%)，高于工人(36.85%)、农民(41.14%)和个体劳动者(36.98%)。在回答“地方政府会管好我们的事，我们不必过多参与”和“单位的事情有领导，我不必过多参与”这两个问题时，知识分子中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居于第一位。（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208、210、212页。）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愿望与他们对政府的不相信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当然不是其独有的心态，但很值得各级政府注意。

知识分子的政治知识比较全面，他们中不少人对政治的认识超出了现象层次，进入了制度层面。从对政治信息的关心取向上和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角度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比其他阶层的深入程度。1987年的调查显示，知识分子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程度仅次于干部，高于其他几个阶层。另外，能够从体制上确认“”原因的知识分子比例也最高，当问及“发生‘’的原因时，被试样本中有19.16%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体制上的弊端”，明显高于农民(7.49%)、工人(8.98%)、个体劳动者(9.57%)几个阶层中这样回答的人。（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60页。）

知识分子对政治上的公民权利：诸如平等、自由、民主等的要求比较强烈。改革前期我国一度出现个人收入的“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平有切身的感受，因而对平等的追求十分迫切。平等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加上知识分子素有参政积极性，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也比其他阶层更多。

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较为看重。调查中显示知识分子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个人权力的要求比工人、农民等其他阶层更为强烈。（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88-89页。）认为中国需要民主的知识分子为总体的86.97%，高于干部(81.55%)、工人(72.95%)等其他阶层。（注：闵琦：《中国政治文化》，第179页。）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呼吁中国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对干部的权力加以限制，增加民众的参政渠道，特别希望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知识分子对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掌握得快，了解得多，这使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有可能超过我国目前的现实。他们用新观念评判现实，以超前的目光看待眼前，因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要多于赞扬。这造成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隔膜，更激发了他们对社会批判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动力。

知识分子接触国外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机会也较多，出于职业的需要或便利，他们率先接触到外来文化。再经过他们的介绍或有意无意的宣传，把外来文化传达给中国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知识分子参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利用派这个渠道。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主动听取各派的意见和批评，接受派的监督。派多数是由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和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注：《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研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由于有可靠的制度保障，派人士参政积极性非常高，仅在1994年我国各个派一共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28项重大建议，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发表之前征求派的意见，派提出的若干修改意见，其中许多被采纳。（注：《人民日报》，1995年3月7日。）通过派的集中，知识分子的许多意愿进入政府决策。

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能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实践中不断提高。那些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进行调查、了解民情，也逐渐掌握了制作议案、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的技术。1995年第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各界代表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从过去的“只谈看法”变为“拿出办法”，过去，他们习惯于对某事发表议论，把解决问题看作是领导的事。现在他们认为，这不是主人翁的态度。参政的积极性应是为解决具体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被誉为全国“议案大王”的南京医学院教授朱思明，从1983年当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先后提交了585件议案，其中有一半已经落实或有了解决办法。朱教授经常与群众接触，随时记下群众的要求和建议，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参政成功率。（注：《光明日报》，1995年3月7日。）利用派的有利地位和自己的知识优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能力高的一个便利条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