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力量与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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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美国学者关于“虐俘事件”的文章，该文分析了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软力量的破坏，认为如果不重建软力量，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人所谓的软力量，就是“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西方战略家非常重视软力量的建设，但在霸权思维下，它不过是假借“仁义”而形成的吸引力而已，其目的是维护霸权并获得物质利益。如果假借的东西被人揭穿，其霸权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霸权实际上是靠相互联系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共同支撑的，如果失去了后者，会不会和前苏联一样成为一个军事上的空壳？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部边疆，因为靠近苏联，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威胁。当时就想，苏联会不会一直强大？如果能改变苏联人的思想，他们强大的武力就沒有用处了。小孩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狭隘，但苏联最后的发展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强大的帝国一旦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其力量，虽然还有军事力量，但却不再有威胁。美国难道不会这样吗？在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其衰落的开始。虽然美国还拥有超强的物质实力，但这种实力却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吸引力”，如果世界不再愿意“证明”其强大，这种强大也就不存在了。软力量和硬力量是可以转化的，丧失软力量意味着硬力量也将随之丧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概念”来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概念不被认同，如果不能吸引众多的商品生产国去“搭便车”，美元还会是世界货币吗？软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一旦美元丧失了其金融霸权，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更快走向衰亡。

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家最害怕的是中国“软力量”的兴起，这种判断非常到位。这些战略家很清楚其现实利益和当今主导文化的关系，一旦它们被取代，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美国战略家担心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害怕他们假借“民主、自由”的本质被人揭穿，另一方面又害怕假借的东西被更深厚的文化所覆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是底气不足，既然是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为什么非要将族群和文明捆绑在一起？没有外力作用的文明交流和碰撞不是坏事，但亨廷顿却刻意地将现存秩序或西方利益和某种文明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这说明“文明”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和工具罢了。最近又读了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现这个人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书生，“文明冲突论”也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今世界正处在文明复兴的前夜，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亨廷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还不如说美国霸权对现实的回应。“文明冲突论”出台后，有人批评说，正是“文明冲突论”本身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批评并不到位。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有目的的话，那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明的复兴纳入“冲突”的范畴，二是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纳入文明的范畴。真正的文明复兴是指向“和平”的，但有了“文明冲突论”之后，它就成了冲突的原因；当今主导文化及不合理的秩序是冲突的根源，但有了“文明冲突论”后，冲突就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国内一些人不理解美国学者为什么从“普世文明”退守到某种文明，实际上美国人极不愿意打击其仰慕者追求“普世价值”的热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亨廷顿虽然没有超越国家种族的胸怀，但对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反观中国，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不要说理解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知道中国“软力量”源泉的人都很少。别人以“文明”为武器，而具有巨大融合力的中华文化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现实越来越清楚，一个缺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民族不可能冲破别人画定的圈子，更不可能对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我们不是日本，可以靠“搭便车”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美国这列车并不是自己发动的，而是由希望搭便车的竞争者推着走的，如果每个竞争者都能上车，谁来推车？退一步说，假设美国人允许你搭车而不是推车，我们也能够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进入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局面会怎样？生态环境又会怎样？如果崛起就是在现存秩序下再崛起一个美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消费，这对于世界来说不是机遇而是灾难，即使不出现人类社会的战争也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绝对不可能用“普世”的方式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在水坝边取土制造“高地”，如果周围的人都争着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一起做大“高地”，结果会怎样？如果世界各国都为了搭美国的便车而争斗，这和上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即使通过竞争“和平”地爬上了高地，但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淹没的命运。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所谓“普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所有国家都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搞清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的世界背景和时代意义而将崛起绝对化，中国不会和平，世界也不会和平。

中华文明在近代被外来势力打破之后，面临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问题，和平崛起意味着这种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最大的问题，文化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平崛起”理论不会超过二战前德国的“和平征服”论，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和平崛起”。在现存国际秩序或体制内，以争夺的方式去实现崛起不可能有和平；以“和平”的方式去争夺不可能有崛起。和平崛起是与改变非和平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秩序内的竞争，而是秩序之争、人心之争，直指现存秩序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的兴起或复兴都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超越时代的变革却是直指人心的。通过战争和争夺可以确定谁成为霸主，却难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恰恰是既存秩序的确认。一些人认为，“崛起”是体制外的，而“和平崛起”是体制内的，这其实是一种颠倒的理解。实际上，将崛起绝对化正是当今主导文化的表现，它即使改变了力量的格局，但强弱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触动“非和平”的秩序，它恰恰是体制内的，对世界的意义不大。相反，和平崛起却是指向和平、自利而利他的，是对现存不文明秩序和体制的超越，从本质上说是文明的复兴、道义力量的崛起。

力量的软硬之分对认识大国的兴衰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力量，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根本不可能有新生力量的崛起。齐宣王“求其所大欲”，但只知“力求”而不知仁义，孟子讥之连“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道理都不懂。依靠强力而求“崛起”，别国也依靠强力阻止你“崛起”，在核子时代这意味着共同灭亡。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没有什么“聪明术”可学，“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而行“和平”之实，就会形成巨大的道义力量，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柔克刚”。和平崛起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和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力量，它在当今现实中之所以可行，并不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已经确立，而是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问题。“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和平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面战争就是全面毁灭的今天，和平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和平崛起从战略上说就是“以柔克刚”，但是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这种战略就失去了基础。所以，最关键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形成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软力量才能真正形成。和平统一需要软力量、需要中华认同，和平崛起同样也是这样，并且不应该将中华文化当成工具，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中国应该做有责任心的大国，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和平”的力量建设新秩序，实现真正的和平，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有和平崛起。朱子曰：“天下虽无道，然修德之至，则道自我行。”这是对“和平崛起”最好的注解，也是产生影响力、改变现存秩序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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