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小说与女性主义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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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作家赛珍珠发表于1946年的小说《群芳亭》从全方位的女性视角出发，体现了女性内在的生命欲求，谱写了一曲女性自由之歌。作品展示了女主人公吴太太的女性意识在父权社会枷锁重压之下从觉醒到逐步成长的过程，细致刻画了吴太太冲破世俗偏见，在女性抗争之路上逐步获得肉体的解脱和精神的解放。吴太太形象是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女性追求平等自由和个性独立解放的典范，这一经典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展现了赛珍珠极具特色的女性主义书写特征，如：肯定女性力量，倡导女性接受教育并发挥社会效能，倡导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赛珍珠《群芳亭》的创作中体现了鲜明的女性特色，其女性主义意识对当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赛珍珠；群芳亭；吴太太；女性主义书写

赛珍珠，20世纪美国著名的女作家，一位游走于中美两国的“文化边缘人”。她的一生著作颇丰,有很多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其中一部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被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誉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描写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中国女性形象。这其中有旧时代意识蒙昧、被压迫被奴役的封建社会旧式女性，有激进革新的新时代的革命女性，还有在新旧交替时期由旧式家庭主妇成长起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其中“最具有女性独立意识、最大胆地希望实现自身价值的女性形象”[1]是吴太太。吴太太这一角色出自赛珍珠194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群芳亭》。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热议，仅当年销量就多达二十万本，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其销量仅次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群芳亭》揭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女性在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压迫下的压抑、痛苦、觉醒、抗争。小说展示了女主人公吴太太的女性意识觉醒与成长的过程，体现了赛珍珠对中国女性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关注。

一、父权社会的枷锁

《群芳亭》背景是旧中国江南小镇上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女主人公吴太太是这个大户人家的女主人。她出身名门。父亲官居要职，思想开明，因此小时候吴太太免受当时女性的裹脚之苦，同时她还被允许读书识字。然而她在嫁入吴家的第一天，公公就训诫道“女人懂得不要太多，男人才喜欢……把心思用到让我儿子高兴上面”[2]。这番训诫如同一道枷锁戴在了吴太太身上，集中体现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女性的思想是无足轻重的，女性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男性社会。正如法国女性主义先锋西蒙·德·伏波娃在其作品《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3]在积弊深重的旧社会，女性的行为和意识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驯化和塑造。对于公公的教诲，吴太太“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在二十多年里，她谨小慎微，时时处处都做到让丈夫满意。她用自己的聪慧、勤劳，把全家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是能干的当家人，孝顺的儿媳，温柔的母亲，更是贤惠的妻子。她的丈夫生性软弱，天资愚钝，饱食终日，过着荒诞不经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无法沟通的两个世界。吴太太背负着家庭的责任，忍受和丈夫无爱的婚姻，履行“好妻子”的职责。吴太太一言一行都符合辜鸿铭先生曾提到过的中国女性“无我教”的标准，即“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4]。对于在中国生活长达四十年多年的赛珍珠而言，旧中国传统妇女的精神枷锁“无我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了。她长期深入到中国妇女群体中，广泛接触中国妇女群体，了解她们的痛苦，感受她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她欣赏中国妇女的勤劳、坚强、隐忍，更了解她们在“无我教”枷锁下的孤独、压抑和渴望。赛珍珠用细腻的笔触揭示了吴太太风光生活背后内心的隐痛。吴太太在无人之时的真实状态是：“她感到倦怠像是毒气似的从她肺部冒出。她比自己所知道的要疲倦得多……她的倦怠隐藏在她的最深处。”[2]地位尊贵如吴太太这般也依然只是父权社会的傀儡。作为深宅大院的女性，为了丈夫为了家庭献祭了自己人生的前半程，忽略了作为女性自我的生命内涵和意义。对于这位深宅大院的痛苦女性，赛珍珠把她自己对女性精神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寄托在了她的身上，在年近四十岁之时，吴太太开始了向父权社会的公然抗争。

二、觉醒：肉体的解脱

在她四十岁的寿宴上，吴太太宣布为丈夫纳妾代替自己的位子，并把卧室从婚房牡丹园搬进了书斋兰花园。这一决定招致了阖府的反对，上至吴老太太、吴老爷，下至贴身侍女，都无法理解。吴太太对前来质疑她这一举动的儿媳露兰解释：“我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将细心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再去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我要依靠它。”[2]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太太下决心过一种属于自己生活，这是女性意识在沉睡四十年后的独立宣言，她渴望把身体从对丈夫的义务中解放出来，重获身体的管辖权，重新找回自我。从婚房到书斋，吴太太迈出了中国旧式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第一步。虽然这一举措并没有当时时代风潮新女性“娜拉出走”式的果敢和决绝，但依然代表着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下女性通过获取独立的女性空间来寻求女性解放和独立。“她的‘出走’是为了寻找做一个‘人’的意义，而不只是一家之长、一个母亲和妻子。”[5]就像西方女性主义者伍尔夫所提出的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才能将女性从男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赢得女性自我的成长空间。中国女性主义评论家朱虹提道：“女人似乎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就是要求‘自己的一间屋子’，它是物理的空间，也是心理的空间。”[6]从婚房牡丹园到书斋兰花园，不仅是吴太太四十岁两个居住空间的转移，更是她前后两段人生的分隔点，赛珍珠在对这两处住所的描述中赋予了它们丰富的隐喻色彩。婚房牡丹园是吴太太嫁入吴家后被送入的洞房，牡丹隐喻生育和传宗接代，房间里的床帐是由吴老太太亲手布置的，绣着果实累累和多子多福。房间的布置和命名暗示着女性的生育义务。而吴太太四十岁后选择居住的书斋兰花园地处吴府的中心，是去世了的公公的书房。兰花象征着典雅、高洁、超越尘世。书斋里的藏书是以前不被公公允许翻看的禁书。从挂了多子多福图床帐的卧室搬到了象征封建家庭权威的公公的书房，这是吴太太对于父权社会的公然反抗，也是吴太太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一步。在书斋里翻看以前不被公公允许读的禁书，则预示着吴太太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搬入书斋后她遨游在书海中，任时间流逝。她终于驰骋在了丈夫的疆域之外。“40岁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吴太太用自己的行动对男权社会提出了默默的挑战。赛珍珠所描写的吴太太的觉醒是主动寻求的。她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女性的独立，摆脱依附，寻求自己的价值和幸福。”[7]赛珍珠让已入不惑之年的吴太太挣脱父权主义对其肉体的束缚，搬入象征着中心权威的书斋，寄托着她对中国女性能掌管自己身体和意志的厚望。赛珍珠在十七岁时，曾从中国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接受大学教育。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是赛珍珠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温床。这所女子学校从不开设家庭经济、服装制作及烹饪等课程，而是把数学、科学和拉丁语作为重点。同时，它受当时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强调女子的社会价值，时常邀请政界知名女性活动家到学院演讲，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赛珍珠深受女性主义先驱玛格丽特·桑格的影响，桑格认为“任何一个不能拥有和支配自己身体的女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8]。因此女性要想赢得解放和自由，首先要能争取到身体权利，赛珍珠显然将她对于这一观点的认同投射在了吴太太身上。作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深谙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女作家，赛珍珠深知欧美女性自由主义的诉求在饱受儒家思想禁锢的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实现道路必然会更为迂回曲折。因此小说中吴太太为了从灵魂和肉体上斩断和吴老爷的联系时，并没有彻底抛弃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而是从庭院中的卧室牡丹园搬到了书斋兰花园。这是中国旧式传统女性在积弊深重的中国男权社会下艰辛的抗争和尝试，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向父权社会公然发起反抗，争夺身体权利的第一步。

三、反叛：精神的自由

从庭院搬到书斋象征着女性肉体摆脱依附，探寻自我价值，自发懵懂的女性意识复苏是在长期的压迫和奴役下的自然反抗，而促使女性意识真正觉醒并实现女性主义成长蜕变则来源于第二阶段：安德雷修士的精神启迪。安修士的精神启迪包含三个层面：知识的启迪，男女精神之爱的启迪，男女平等的启迪。这三个层面由浅入深，彼此交融，真正促使吴太太对平等自由问题进行审慎而深入地思考。安德雷修士是吴府邀请来的意大利家庭教师，他为人宽厚，博学多才，充满智慧。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令吴太太钦慕和神往。他帮助吴太太了解院墙外面的广阔世界，唤醒了她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灵魂；帮助她摆脱自我解放后的迷茫，他们之间交流学问、人生、男女、古今中外、家长里短。融洽契合的心灵的沟通让她感受到了男女之间的精神之爱。她的“内心深处美丽的大花秘密开放，心灵得到了滋养”[2]。安德雷修士的爱使她确认了女性的自身价值，认识到女性不能将自身定位为男性的附属物，不能满足于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女性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安德雷修士在其后一次行侠仗义中不幸身亡，但他已成为吴太太的精神导师，是他帮助吴太太开阔了视野，了解了自身价值，解放了思想。在他的指引下，吴太太的女性自我意识得以翻越深宅大院的高墙继续成长。“女主人公自我成长的过程是相似的，即顺从、觉醒、反叛……对于吴太太来说，与安德雷的精神交流是她实现自我的方式。”[9]安德雷修士对吴太太的精神引领，更为重要的是升华了吴太太的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他指出吴太太之前的自由平等观念过于狭隘，比如“你没有考虑过男人不完全是一堆肉体”，“更糟的是，像买一刀猪肉一样给他买了一个年轻女子”[2]。他指责吴太太，她为了逃脱无爱的婚姻，不顾秋明对自己儿子峰谟的真情实感，将她纳为了吴老爷的小妾；她为了早日从家务琐事中解脱，包办儿子们的婚姻，直接导致了儿子儿媳的婚后不和。她为了得到自由，牺牲了其他人的自由。正如20世纪初期的女性主义先锋在推翻了男性中心论后陷入了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陷阱之中，且这种男女性别对峙的矛盾愈演愈烈。赛珍珠敏锐地觉察到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决定了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在追求女性自由的同时，不能忽略贬损束缚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性的平等权利，只有建立在男女的性别差异以及双方的互相尊重沟通的基础之上，男女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我们必须认识和利用性别特点，尊重和理解异性的差异，在沟通和交流中达到两性的平衡。两性的自由和平等是绝对的全人类的自由和相对的两性间的平等。”[10]赛珍珠借安德雷修士的点化使吴太太的自由平等观念得到了升华，理解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实现自我的权利。自由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只有尊重他人的权利，才能实现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在小说结尾，吴太太允许秋明跟随母亲回家，寻找自己的幸福。她让收养的孤儿们到了婚嫁的年龄，由女孩们自己挑选丈夫。正如她自己所说：“年岁大了，我也在学，内流浑浊，生命难清。我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取得自身幸福的权利。”[2]生活在旧式大家庭的吴太太，经历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经了肉体和精神两个阶段的抗争和求索，在安德雷修士的影响和激励下，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

四、《群芳亭》的女性主义书写

赛珍珠不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也从未公开认可女权主义者的头衔。但女性问题是她的小说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小说《群芳亭》中吴太太所探寻的这条女性独立自由之路反映了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群体独立自由的探索，她关注女性命运，同情女性遭遇，呼吁女性独立。从吴太太这条异常曲折的女性自我探寻之路，我们能够窥探出赛珍珠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主义书写特征。其一，赛珍珠肯定了女性的力量，赞美她们的智慧和坚韧。与《群芳亭》中生性软弱，遇到困难只会求助于母亲的吴老爷形象相比，吴太太聪慧能干、果敢冷静的形象在小说开篇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吴家事务，大到土地的收成、商铺账本的核算，小到庭院的布置、衣物增减，都是由她亲自操持，她是整个吴府的核心。与吴老爷行尸走肉、饱食终日的生活相比，吴太太的博学多才、智慧练达更让其他男性角色无法望其项背。她虽身在闺阁，但思想却不困囿于闺阁。她勤学善思，敢于打破不公的传统，敢于革新狭隘的思想。坚韧强大的女性力量在赛珍珠的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其二，提倡女性接受教育并发挥社会效用。她邀请安德雷修士到府中担任家庭教师，借此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在安德雷修士死后，吴太太接管了他收养的孤儿，将他们安置在吴家祖庙，教他们读书识字；她让两个儿媳走出大宅院去村里的扫盲班帮忙。这些都反映出赛珍珠对女性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利的重视。赛珍珠在《论男女》中提到平等绝非像空谈之易，只有严格的教育可使人们平等，工作是女性获得自由的一种特权。赛珍珠认识到教育是女性独立的基础，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去工作，发挥社会效用才能获得自由。其三，倡导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吴太太在探寻女性自我的意识的征途中，挣脱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羁绊，最终赢得了女性意识的独立和自由。她的自由和独立不是建立在两性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上，而是两性相互尊重及平等沟通之上。赛珍珠在对待男女平等问题极具前瞻性的一点就在于她并没有站在与男性相对立的立场，去声讨不公，而是用较为温和的方式，积极寻找建立相互尊重、可以沟通的和谐的两性关系。《群芳亭》是赛珍珠在女性主义书写上极具前瞻性和先进性的大胆尝试，她摘掉了西方人看东方的有色眼镜，摈弃了用脸谱化、妖魔化刻画中国妇女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勇敢挣脱父权枷锁、积极追寻女性独立和平等的女性形象。吴太太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历程重塑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引导着人们对女性地位和女性解放道路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姚君伟.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56.

[2]赛珍珠.群芳亭[M].刘海平,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3][法]西蒙·德·伏波娃.第二性（合卷本）[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88.

[4]辜鸿铭,黄兴涛,宋小庆.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85.

[5]朱骅.他者视角与赛珍珠文学建构的中国妇女解放[J].妇女研究丛论,2019(3):80-95.

[6]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J].外国文学评论,1989(1):55-58.

[7]岳瑜.走出庭院的女人———论赛珍珠《群芳亭》中吴太太的女性意识[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2):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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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敬.死亡或超越———《觉醒》与《群芳亭》女性意识之探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8(6):13-16.

[10]史焱赟.庭院里的男人和女人———兼论赛珍珠《群芳亭》中的两性自由与平等思想[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4):79-81.

作者：魏琳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