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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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淑真才情卓著，诗词创作独树一帜。以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照，朱淑真的诗词是女性“他者”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是女性与自然的融和之歌。其爱情与自然一样，在父权制重压下受到压迫；女性与自然本原性的亲密关系，令她亲近寄情自然，并融于自然；对自然精神的认同，促使其自我意识觉醒，追求女性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展现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强烈地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压制。由此可见，朱淑真的诗词充满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蕴。

关键词：朱淑真；女性；自然；诗词；生态女性主义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权和死亡》中初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Feminism）这一概念，试图号召女性掀起一场生态运动，以期在人与自然、男性和女性之间重新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关系。当时掀起的妇女环境运动正是以此为理论支撑。受环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者把生态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并指出，在人类思想范畴和社会结构中，压迫妇女与压迫自然之间的方式是相同的，揭示父权制是统治女性与自然的本质和根源，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强烈批判父权制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1］生态女性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认为女性对大自然有着积极的认同感。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女性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有着自己特殊的认知方式。相比男性而言，她们更亲近自然，并且积极地认同自然。母亲生养哺育子女，而大自然孕育并滋养天地万物，女性生殖繁衍与大自然滋养万物的生物性特性和角色相同。所以，自然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本原性的。二是批判父权制文化。这一观点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父权统治下的社会，妇女与自然有着相同的命运，即同被父权制压迫的命运。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享有绝对的权威，处于支配者的地位，女性被驱逐到被支配的边缘地位。“在西方文化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上的联系。”［2］由此可见，男性统治和压迫自然与女性之间在根源上是一致的，自然和女性，一同被囊括在父权制的统治框架中。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没有参与权，在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方面属于边缘人，属于“他者”。而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认为，自然是客体化，自然也是处于被压迫的“他者”地位。所以，在父权制社会中，自然和女性都属于被压迫的“他者”，自然和女性命运相同。第二，生态女性主义反抗父权制，推崇女性原则，张扬女性意识。瓦伦曾指出，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都是在父权这一思维框架下运行的，推翻父权制是妇女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基本工作。因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在于，既要揭示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存在着的特殊关系，又要批判“父权制”的文化，反对对女性与自然的歧视和压迫，解放妇女，解放自然，将两者结合起来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推崇女性价值体系，倡导女性原则，提倡女性文化，努力消除父权制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同时重新建立起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理论逐渐深入政治、经济、伦理、哲学等多个领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方面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为文学作品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式。人们努力从这一新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同时也探究作品中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存之道。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古代女性文学家寄情于自然草木的诗歌文学作品，常常被讥讽为缺乏时代气魄的闺阁之作，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批评和观照，这些女性文学则呈现出关怀、爱、友好、诚实和互惠等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蕴。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约1135约1180），号幽栖居士，才情卓著，擅书画，晓音律，工诗词，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是唐宋时期留存诗词较为丰盛的女作家之一。朱淑真出生于仕宦之家，处闺阁时生活较为安逸快乐，及笄年华，遵循父母的意愿嫁给了文法小吏，因才学不相称，志趣不相投，婚姻生活孤寂凄凉。朱淑真也曾抗争过，但在封建父权制的重压下，最终在幽怨感伤之中抑郁早逝。朱淑真去世后，生前所作的被评为“淫词艳曲”的诗词，都被她父母付之一炬。但后人魏仲恭将其流传在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二卷，《断肠词》一卷，流传于世。朱淑真的诗词独树一帜，充满了对道德束缚的反抗，对封建父权制礼规的蔑视，展示了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评曰：“朱淑真词，风致之佳，词情之妙，真不亚于易安（李清照）。宋妇人能文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3］朱淑真与李清照处于同一时代，才情与李清照齐名，但不同于李清照的冠绝当时，朱淑真却成为封建父权制社会下被打压的牺牲品，因为她与之抗争和决裂的是具有权威地位的父权制文化，是不可僭越的父权制统治威严。以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照，朱淑真的诗词是女性“他者”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也是女性与自然的融合之歌。其爱情和婚姻的悲剧，是女性在父权制重压下的体现。女性与自然本原性的亲密关系，令她亲近并融于自然，寄情于自然。对自然精神的体认，催发了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展示出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从而追求女性自我人生价值，强烈地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压制。由此可见，朱淑真的诗词充满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蕴。

一、女性与自然同命运：受父权制压迫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自然是满足人的一切需要的工具。在传统社会中，柔弱感性的女性生活在强壮理性的男性统治下，男性文化为主导的父权制长期统治并压迫女性。所以，自然与女性有着相同的命运，她们同是男性文化为主导的父权制文化压制的对象，这也导致了人类文明和自然之间、两性之间的根本对立。自然与女性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父权制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所以，女性与自然需要共同反抗的就是父权制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在朱淑真生活的南宋社会，封建父权制礼教束缚着女性的身心，处闺阁时要“以父为纲”，出嫁后要“以夫为纲”，女性始终是男性的附庸。朱淑真与其他传统女性一样，摆脱不了婚姻的不幸，摆脱不了被压迫的悲剧命运。但却因其公然地抗拒不幸的婚姻，大胆地追求理想之爱，真情地诉说断肠愁怨，她的人生充满了反抗父权制的耀眼夺目的光彩。朱淑真生活在四时风光俱美的杭州，大自然的美令她沉醉，也激发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在女子最美好的韶光里，情窦初开的朱淑真内心萌动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朱淑真所生活的封建社会，女性不可以随便外出和接触男性。因此，朱淑真只能将对爱情的憧憬融入诗词之中。如：“平波浮动洛妃铀，翠色娇圆小更鲜。荡漾湖光三十顷，未知叶底是谁莲。”（《新荷》）［4］①眼前娇翠的新荷恰如娇羞的少女情怀，未知莲叶底下是谁“怜”？一语双关地发出疑问，自己将会被谁爱怜？青春年华又会结出怎样的爱情果实？诗人与荷莲的命运何其相同！“初合双鬓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秋日偶成》）“前春水碧于天月，座上诗人逸似仙。采凤一双云外落，吹箫归去又无缘。”（《湖上小集》）她想象怜爱自己的就是风流倜傥“逸似仙”的“萧郎”。诗人大胆袒露心中的理想之爱，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憧憬。最能展现朱淑真对爱情的炽热追求的莫过于《清平乐·夏日游湖》：“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与恋人携手漫步游湖，水面烟雾缭绕，荷花娇艳欲滴，婆娑洒落的黄梅细雨，更添朦胧情致，深受感染的女子娇憨地倒入情人怀里。“男女授受不亲”是封建礼教严谨遵循的教条，而朱淑真丝毫不顾封建父权制对妇女道德的训诫，亦不屑男性文化熏陶下的世俗眼光，娇痴地“和衣睡倒人怀”，这种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反映了诗人对美好爱情真率而大胆的渴望和追求。然而，女性和自然都是父权统治下的人类社会中的“他者”，朱淑真也像其他女子一样，被封建父权制牢牢掌控，毫无自主追求爱情的权利，最终在父母的逼迫下，听从了父母的意愿，与情投意合的“萧郎”分离，造成了“天易见，见伊难”（《江城子·赏春》）的爱情悲剧。朱淑真的丈夫是官场俗吏，理想志向和生活情趣与其相去甚远。因此，婚后的朱淑真非常痛苦，日日愁眉不展，忧愁感伤，经常孤灯作伴，泪染罗衣。情感精神的孤独失依，使得朱淑真的诗词充满了断肠愁怨。如“梨花细雨黄昏后，不是愁人也断肠。”（《恨春五首》其五）“断肠芳草连天碧，春不归来梦不通。”（《晚春有感》），诗人以美好已逝的晚春之景暗示婚后生活的不幸。孤寂的婚姻情感体验，与晚春的黄昏细雨、凄清的芳草之景相互衬托，的确令人哀痛断肠。丈夫追求的是功名利禄，朱淑真喜欢的是诗词歌赋，没有精神上的相通，更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婚姻生活没有丝毫幸福之感，朱淑真满怀孤寂和哀怨。看其《减字木兰花·春怨》：“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词中连用五个“独”字，形象地展现了词人无人相伴的孤独之情。此时，眼前的春景都失去了生机，只有春寒、残妆、愁病相伴。这萧瑟感伤之象，正是朱淑真悲惨婚姻生活的写照。在封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作为家庭的统治者，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但在封建父权制压迫下的女性，却必须遵循封建妇德而从一而终，所以，执着于真情的朱淑真，只能过着悲哀断肠的生活直至抑郁而终。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玛丽·雷蒙德·艾伯特在追溯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时指出：“自男权社会建立以来，男性征服自然，也将征服自然的隐喻引入了征服女性的话语体系。”［5］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父权制文化中的“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夫为纲”等道德教条和伦理纲常，束缚和压迫妇女的精神，使无数女子陷入无爱的婚姻，最终造成她们悲剧命运。

二、女性与自然相融和：父权制压制下的心灵栖息地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生理上与自然有极大的相似性，女性更容易理解自然，情感上更容易与自然沟通相融。朱淑真从女性的视角观察体会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将内心或喜或悲的情感体验诉诸于自然，与自然悲喜相惜，倾情相伴，大自然成为她心灵的栖息地。女性与自然的本原性亲密关系使得女性对自然有一种积极的认同感，她们从本性上欣赏大自然，珍视自然万物，也因此热爱自然中的一切生命。朱淑真生长在富贵之家，封建家长允许她接触的只有大自然。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实了她的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象使她心情欣喜飞扬，令她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如《新春》：“楼台影里荡春风，叶气融怡物物同。草色乍翻新样绿，花容不减旧时红。莺唇小巧轻烟里，蝶翅轻便细雨中。聊把新诗记风景，休嗟万事转头空。”春风荡漾，草儿披着新绿，花儿不减艳红，莺儿在薄雾里啼叫，蝴蝶在细雨中翻飞。自然万物自在而融洽，诗人感受着大自然季候悄然的变迁，享受着大自然的怡人之美。只有随性的大自然才能让人心灵恬静安然，只有静谧的大自然才能温暖地相伴相随。再如《探梅》：“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梅已满坡。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冬日暖暖的阳光，满坡盛开的梅花，春意盎然激起了诗人满心的欢喜，遂“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诗人折梅、插梅与笑问，传递的是诗人对自然的崇尚之情和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之感。魏仲恭在《断肠诗集序》中评价朱淑真：“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6］不幸婚姻使得朱淑真内心充满了孤独和愁怨，四季自然之景，触目伤怀皆是愁。春天“自入春来日日愁，惜花翻作为花羞”（《春日杂书十首》）；夏天“停针无语泪盈眸，不但伤春夏亦愁”（《羞燕》）；秋天“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黄昏”（《秋夜有感》）；冬天“题诗欲排闷，对景倍悲伤”（《初冬书怀》）。诗人悲情哀痛无处倾诉，只有寄情于相亲相近的自然。“拟欲留连计无及，绿野烟愁露泣。”（《清平乐·风光紧急》）词人悲叹，树木含烟，花草泣露，她们都在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大自然与她感同身受，能理解她的心境，能抚慰她孤寂的心，大自然就是她的心灵栖息地。再看《菩萨蛮·山亭水榭秋方半》：“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帷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在清冷的秋夜，词人孤寂的情怀难以排遣，只有天空高悬的缺月似乎能体会她此时的心境，以己之残缺陪伴词人之独孤，两相抚慰，此刻，孤寂的人与残缺的月精神上达到了和融统一。再如：“明窗莹几净无尘，月映幽窗夜色新。唯有梅花无限意，射人又放一枝春。”（《冬日梅窗书事》其一）冬夜里诗人的幽独和凄冷，有无限情意的梅花陪伴与慰藉。不止是梅花，自然万物都是诗人哀愁的倾听者，也是诗人孤寂的陪伴者，如月下之花：“从此对花并对景，尽拘风月入诗怀”（《立春古律》）；雨中芭蕉：“鸣窗夜听芭蕉雨，一叶中藏万解愁”（《秋夜闻雨三首》其三）；风中落叶：“不必西风吹叶下，愁人满耳是秋声”（《湖上闲望二首》其二）；等等。朱淑真寄情自然万物，正如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格里芬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7］

三、女性对自然精神的体认：父权制压制下女性意识的觉醒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是一种亲融交互的关系，女性在男权统治社会中受到贬低和压迫，在大自然中能够得到安慰和呼应，从而形成特殊的精神体验。爱情和婚姻不幸的朱淑真常流连于大自然之中，感受大自然的包容和抚慰，领略大自然独特的亲和魅力。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坚韧的生命力，自然万物各自个体生命的价值，让朱淑真正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在大自然精神的感召下，她的生命主体意识被激活了，她顽强地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压迫，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愁怀》）这是诗人对才学不相称、心灵无法沟通的婚姻发出的愤慨质问，更是对压制女性个体生命的父权制的反抗。“妇人虽软眼，泪不等闲流。我因无好况，挥断五湖秋。”（《秋日述怀》）诗人清醒地认识到，泪水改变不了女性在现实中的悲剧命运，她要坚强地面对人生，追求自我的独立。自然万物都各具精神和风采，梅花剪雪裁冰，有“凌寒独自开”的顽强不屈的傲骨，被视为高洁志士；竹虚心劲节，于风雪凌厉中依然苍翠劲直，有着清峻不阿的品格；菊迎霜绽放，不畏严寒，毫无媚世之态……自然万物的坚贞品格和力量，感染并激励着朱淑真，使她由衷地发出赞赏并引以为同道：“梅花恣逞春情性，不管风姨号令严”（《雪两首》其一）、“一树梅花雪月间，梅清月皎雪光寒”（《雪夜对月赋诗》）、“寄语梅花且宁奈，枝头无雪不堪看”（《山脚有梅一株地差背阴冬深初结蕊作绝句寄之》）。风雪中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诗人所追求的，凌雪的梅花就是诗人傲然不屈的自我形象。《咏直竹》：“劲直忠臣节，孤高列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以竹喻人，颂竹赞人。清雅坚贞之竹在霜雪侵袭时依然苍翠挺拔，这正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取向：在男权文化统治和压迫之下，诗人不屈服于命运而顽强地抗争，其孤芳贞洁的情怀与孤高直节的竹，已达到了相融共通的精神之境。再如《黄花》：“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菊花枯死后，幽香的花瓣不随黄叶纷飞而紧抱住花枝，傲立清秋。显然，诗人与特立独行、不趋炎附势的菊花有着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个性精神，这也表现了她绝不向封建男权社会低头的无畏反抗精神，以及对女性独立人格的追求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文化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在贬低女性价值。封建男权社会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性的人生价值仅限于“传宗接代”和“相夫教子”，女性完全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勇于抗争的朱淑真不安于命运的安排，不满于男权社会的压迫，执着地追求个性的独立，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她难以挣脱世俗罗网的束缚，于是，她以同样命运的大自然观照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如《春日亭上观鱼》：“春暖长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漾波生。非无欲透龙门志，只待新雷震一声。”看似鱼儿在微波荡漾的江水中自在畅游，其实它们不甘于此，只待春雷震响，腾跃龙门，化身为龙纵横搏击。自然生命的律动让诗人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进取力量，触发了她内心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渴望。正是对自然精神的体验，使得朱淑真能够突破传统女性的视野，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以深刻的理性思维提出独特的女性观点，以强烈的批判态度表达社会识见，以女性的关怀精神同情农民疾苦。如《卧龙》：“角莹纤琼鳞粲金，拥珠闲卧紫渊深。时来天地云雷举，起作人间救旱霖。”诗人以雄劲的笔致描写了大自然中力量的象征卧龙，它会在危难之时，跳出深潭，翱翔九天，降下甘霖拯救苍生。这是一种祈愿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女性观点，也是一种积极用世的女性价值观。朱淑真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有很多，如《喜雨》《苦热闻田夫语有感》《膏雨》《夏日作》等，道出了农民劳作的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的怜悯之情。尤其是《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底层农民的凄凉苦楚与上层权贵的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对比，既表现了女性的关怀精神，也体现了诗人勇于批判现实的精神。明代钟惺评赞道：“女子着眼，偏在民间疾苦，眼目自好。”［8］

四、结语

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而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饱含女性艰辛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历史。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中以“第二性”“他者”论及女性的生存时，就尖锐而深刻地阐明了女性在人类发展史中的边缘性处境和悲惨命运。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其诗词创作中，奋力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压迫，以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亲近自然，体认自然，积极追求个性精神的自由，努力实现女性自我的生命价值。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积极倡导的：“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恢复女性长久以来被压抑、被扭曲的天性，发扬女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优势。这表现为：大地崇拜的女性精神，护佑万物的女性伦理，充满感性与温情的女性思维。”［9］

参考文献

［1］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J］．妇女研究论丛，2000（4）：3741．

［2］斯普瑞特奈克C．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秦喜清，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6）：6265．

［3］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20．［4］郑元佐．朱淑真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王桃花．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中的生态伦理文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6567．

［6］朱淑真．断肠诗词［M］．影印本．长春：长春市古籍书店，1983：1．

［7］苏珊·格里芬．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19．

［8］钟惺．名媛诗归（卷十九）［M］．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9］鲁枢元．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生态文艺学》论稿之一［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1426．

作者：汤军 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