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论文范文10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妇女另类媒介新社会运动

[摘要]：

各种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证实了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缺陷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本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要揭示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传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动主义者创办妇女另类媒介（womenalternativemedia）的举措就是一种突破传播产业资本密集、经营垄断与科技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压制，为社会公正而抗争的媒介实践策略。本文将论述妇女另类媒介的产生语境与主要特征，以及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联。从不同种类的妇女另类媒介研究可见其广阔范围和多样性，也会突出妇女另类媒介显著的共性——妇女经营和控制的、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批判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另类媒体/反主流媒体/替代性媒介，英文都以AlternativeMedia统称，具有先锋政治的性质，以弥合主流媒体所遗留的鸿沟为己任[1]，创办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的弱势社会团体，另类媒介的生命力与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约翰•唐宁（JohnDowning）指出另类媒介属于小规模、集体运作的媒介项目，强调自我管理，表达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Downing，2001：71）。另类媒介也经常以社群（community）、激进（radical）、进步的（progressive），有时亦以地下的（underground）媒介/报纸，或是替代性媒介相互使用；台湾则以“小众”媒介或地下媒体指称另类媒介，如绿色小组、地下电台、民主电视台等[2]。美国学者大卫•阿姆斯壮（DavidArmstrong）的《战斗的号角：美国另类媒介》（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1981）论著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另类媒介研究堪称本领域研究的早期典范。作者认为鉴于美国的资讯工业已逐渐成为意识产业,灌输并管理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塑造大众的行为归纳起来，另类媒介创办者力图改变现状，重塑大众心智(reform-minded)。美国另类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改变标榜客观、中立的传统新闻观念的产物，欢迎社区民众的参与，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广告政党捐助特定利益团体捐赠等，但仍只有少数能自给自足。另类媒介的行动者倡导解放性的（emancipatory）媒介,要求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使用者来运作,每一个讯息接收者都可被视为潜在的传输者,在这种媒介民主（mediademocracy）中,传播过程远比媒介产品的消费更重要。在美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中,另类媒介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推进草根政治的议程弥补民主化社会的某些缺失。英国学者克里斯•阿顿（ChrisAtton）通过对一系列另类媒介的案例分析，归纳出另类媒介的共性：大量普通的、非专业的人士作为管理者、编辑和设计者，负责组织与生产；鼓励自我管理并强调集体组织，以使更多的愿意贡献的人员参与进来；为达到让更多人参与的平等目标，另类媒介激进地重新定义生产一个出版物所必需的组织和写作技能；“业余”、非专业的作者（“本土报道者”）可以通过把自己预设为行动主义者并发展报道技巧，以颠覆媒介中的等级秩序，其不仅表现了对“压迫关系”的激进态度，同时也体现出生产的激进形式；另类媒介能够“为失语者发出声音”，也就是说，它给那些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话语权的人以进入媒介的机会（不管这些人是在地方团体或是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抗议运动）；另类媒介的实践表明，一些主流的生产手段可以被调整和重新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和更为民主化的媒介计划一部分（Atton，2002&2003）。

妇女另类媒介涵盖了上述学者对另类媒介的描述，但要充分理解妇女另类媒介的愿景，还得从主流媒介批判和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约束的另类媒介实践，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构成开始，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一、妇女另类媒介产生的语境

摘要：本文介绍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这一学科的历史兴起，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媒介机构、媒介文本和受众，以及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前景。并通过大量经典案例来展示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介研究的融合，以及这些理论的发展历程。文章用研究者的眼光，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研究对象来在整体上把握这个领域。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机构；文本；受众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早在18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并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这场妇女运动到20世纪初形成高潮，即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再度形成第二次高潮。这时的“feminism”已远远超出了前期“女权主义（运动）”所指涉的政治运动的范畴，进入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义批评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多被称之为“女性主义”时期。

女性主义凭借这次运动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并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此后，女性主义学者在诸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领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性别清算，如清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以及倡议女性写作、重写没有女性身影的历史、探讨人类社会进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等等，与此相关而诞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各个支流学派，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历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也继续往其他传统学科方向扩展。她们很快将目光投向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通俗文化上，尤其是大众媒介对于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现上。“它包括了分析和批判通俗文化与大众媒介如何以及为什么用一种不公平、不公正和利用性的方式，在性别不平等和压制的更加一般的框架内来对待妇女以及她们的表现。”[1]如对广告中所流露的性别陈规，女性读者阅读罗曼司小说所产生的快感，女性观众对于肥皂剧的讨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零星散布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学界通常把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统称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缘起；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结语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缘起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提要：当代犹太女性主义直接定位于实践之上，它要转换犹太人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和律法、宗教仪式以及制度，使之面向犹太妇女敞开。他们一致认同犹太妇女身处屈从地位这一说法，认为这一地位的根源在于性角色等级差别、整个社会、犹太传统以及“它性”病。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对犹太妇女缺席论作出回应，对犹太传统进行批判与整合。他们首先讨论哈拉哈，开始了一场“元哈拉哈问题”转向运动，认为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不能在哈拉哈框架中得到解决。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要界定和接受从多种路径探索出来的新材料，并将之融合入《托拉》。他们主张用关系说代替神圣分离论和等级制，提出女性上帝语言观，以替代男性上帝观。当前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开始关注圣约概念以及恶的问题。

关键词：犹太女性主义哈拉哈神圣分离论圣约关系说

《托拉》上帝恶

本文主要参阅《犹太哲学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对于以创建体系为枢轴的学说、流派和思潮来说，犹太女性主义哲学与其说是以思想建树为导向，不如说它直接定位于实践之上。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本身理当直指犹太妇女的现实处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们就不仅仅以阐发犹太哲学的奥义为归依，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转换犹太人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和律法、宗教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并使之面向犹太妇女敞开，将全体犹太妇女这一长期被忘却的群体容纳进本应包括这一群体的犹太教传统和现实当中。基于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义理，而是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祈祷文到小说，从宗教礼仪到历史无不隐含着他们的努力和希望——试图构思创建出一种反映犹太妇女经验的犹太教。为此，他们常常借助于易被犹太社团和个人把握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本文仅仅介绍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论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一方面丰富了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非思辨性表达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达本身因其直接的现实性，反过来使反思丰满起来。

一、诊断问题：屈从及其根源

论文摘要：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安全观过于强调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忽视女性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女性主义安全观无意取代主流国际安全观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加进女性视角，使之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摘要]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女性主义概莫能外，故两者能在“兴女学”上形成某种或某些契合，构成互构关系，但由于存在假设主体、存在基础和政治诉求诸多差异，贤妻良母主义成为两者发生碰撞的关节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

关键词：丁玲早期小说性别写作女性主义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别写作和女权叙事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在她早期主要以充满现代意识的青春女性为主人公的诸多小说作品里，洋溢着鲜明而浓厚的性别意识和女权思想，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也堪称女性主义文学的优秀文本和典范之作，并产生了持久不衰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影响。

“丁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不是简单地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家。”①这是美国学者、著名丁玲研究专家白露在其重要论文《〈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在当时极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在这篇文章中，白露还认为丁玲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三八节”有感》为中国第一篇女权宣言。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丁玲主要以新型青春女性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里，就已经蕴含了丰富而突显的性别意识和女权思想，这些小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称得上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优秀文本和典范之作。丁玲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和深远的文学影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丁玲不仅是女性人格尊严的积极维护者，女性主义文本的热情写作者，更是女权思想的无畏实践者，她那些散发着无穷思想、艺术魅力的女性主义文本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探索和生命历程，对我们今天女性的文学实践、社会实践和人生追求，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影响和无限的启迪意义。

以、情欲为生理基础的两情是人类最鲜艳的生命之花蕊，是人类最圣洁、最美妙、最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享受；对理想爱情的孜孜以求，是人类最本能、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和人生内容。然而，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束缚，备受男权压迫、统治的女性因重重纲常伦理的非人性的禁锢和束缚，很少有人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们被男权社会规定为“第二性”；被视为“花瓶”、“玩偶”，甚至送人的“礼物”；她们最主要被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要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贞操贞烈的所谓妇德，必须从一而终。在这种男权社会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巨大阴影之下，女性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更遑论追求和获得爱情。以反抗封建礼教为使命的“五四”时代浪潮，荡涤了千年封建传统积弊，带来了人性和人欲的一次大解放，也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曦微曙光。作为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初登文坛的丁玲一起笔就摆出了颠覆传统，反抗男权，为女性的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摇旗呐喊的前卫、先锋姿态。在其处女作《梦珂》以及后来更富魅力的《阿毛姑娘》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里（本文所涉及的丁玲作品及作品中的引文，均出自张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丁玲文集》——笔者注），她以大胆而“越轨”的笔致，从纯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毫不掩饰的情爱渴求、复杂而微妙的性心理以及对理想爱情虽无望但仍执着的追寻，浓烈而突显的女权意识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

梦珂（《梦珂》）是一个美丽而有个性的青春少女，“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还在家乡酉阳中学读书时，就常常一个人“躲在岩洞里看《西厢》”。幼年丧母、早熟早慧以及“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她孤傲而叛逆的性格。为摆脱家族为她包办的与姨表兄祖武的婚姻，她以求学为由逃婚到上海。几年没见到独女的垂垂老父再三写信催她回家，“但想到祖武那粗野样儿，以及家族亲戚中做媳妇们的规矩，又为避免当面与父亲冲突”，她克制了自己想家的念头。对家族制度和封建婚姻的蔑视和反叛，是梦珂独立人格形成的关键一步。而与“红鼻子”教员的冲突，则更显示了她不畏强暴的性格和反抗性别歧视、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性别觉醒意识。那“红鼻子”教员，“当大众还没有到的时候”悍然猥亵学校雇用的女模特儿。面对“骇得乱喊乱叫”、“还没有穿好衣服的女模特儿”，慑于“红鼻子”的淫威，男女同学大都“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畏缩不前，不知所措；是梦珂挺身而出，怒斥了“红鼻子”。为表达自己的义愤，梦珂毅然退学，以示对学校侮辱女性的强烈抗议。梦珂坠入情网而又奋力拔出进而独闯社会，是其独立人格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她曾与表哥晓淞一见钟情，并一度被他的甜言蜜语和温情体贴所迷惑。但当她发现晓淞与章太太幽会偷情的卑鄙勾当以后，痛苦万分，“从枕头底下把前天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来扯得粉碎”。继之，她又偶然偷听到虽都有情人却还在为追逐占有她而争风吃醋的晓淞与澹明的下流无耻的对话，更为自己被欺骗、被当成玩物、纯洁的爱情蒙受玷污而感到羞辱难当。梦珂曾对“两性相悦”的“新式恋爱”赞赏有加，并曾对备受丈夫冷落的表嫂“嫁人也等于，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的牢骚感到“大骇”和大惑。现在，从爱情迷梦中惊醒的梦珂开始意识到了男人社会爱情骗局的可怕和可恶，更对爱情的港湾——婚姻和家庭产生了动摇和幻灭。于是，她别无选择地，更加勇往直前地走向陌生而险象环生的社会大舞台。在“圆月剧社”，虽然她经受过初试镜头时晕倒的尴尬，虽然她感到那被打扮出来的自己“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于那些站在四马路的野鸡”，但她终于以自己挑战社会直面人生的坚忍和勇气，“在这纯肉感的社会里”，“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反抗环境压迫，追寻理想爱情，是梦珂性格的核心，也是其人生求索的巨大动力。她从反抗包办婚姻，反抗学校暴行，再到反抗爱情的致命诱惑，终于在不无冷酷的社会上站成一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能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表现出新一代觉醒的女性彻底摒弃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奴性人格，大力张扬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性别抗争精神。

《阿毛姑娘》是丁玲继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后的又一篇具有丰富思想蕴含和巨大审美价值的重要作品。小说主人公阿毛在丁玲所成功塑造的系列女性形象中占有特殊地位，她绝不是如一般批评家所误读误解的是一个追求虚荣而不得的自杀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反抗意识最强烈的自由人生和理想爱情的殉难者。她的轻率赴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她真正实践了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镌华曾经喊出的“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决绝誓言，向扼杀人性自由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最强烈的控诉和抗议。

【摘要】WhiledrawinguponandapplyingthebasictenetsofMarxism,theacademicschoolofMarxistfeministcriticismhasconstan-tlyassimilatedmoderncriticaltheoryandhasenrichedandad-vancedtheMarxisttheoryonwomenwiththegendertheoryasthebreakthroughpoint.Thisarticleexploresthelogicalexte-nsionofthebasicconceptsoftheMarxisttheoryonwomeninfeministcriticism.Imperfecttheoreticallyandmethodologica-llyasitis,Marxistfeministcriticism,asthearticleindica-tes,isstilladeveloping,highlyvaluableacademicschoolthatmeritsourattention.

【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多种根源都离不开私有制，而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

[摘要]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女性主义概莫能外，故两者能在“兴女学”上形成某种或某些契合，构成互构关系，但由于存在假设主体、存在基础和政治诉求诸多差异，贤妻良母主义成为两者发生碰撞的关节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