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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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中国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为了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发起了中央的读书活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简称《谈话》）是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重温《谈话》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创造性思考，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分配以及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精髓，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建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存在经验不足、理论准备不充分等问题，为了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发起了党的读书活动。有人说，不懂经济学，没有经济思想，事实不是这样的。在读书活动中，本人做了不少批注，发表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分配以及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缘由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现实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一直强调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左”倾盲目冒进情绪，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为了纠正错误和混乱思想，反思苏联和总结自身经验，探索社会建设的规律，发起了党的读书活动。（一）纠正“左”倾错误和思想上的混乱。1958年全国掀起了“”和化运动的高潮，“左”倾盲目冒进的“共产风”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我国经济建设遭受巨大挫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指出：“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赶英超美的“”运动，“一大二公”的化运动，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左”的错误带来的危害，开始寻求理论的指导，他建议“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二）反思苏联模式，总结自身经验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提出“以苏为戒”，试图通过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教科书》等著作，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更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特别注意总结中国自身建设的经验和特点，他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学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的经验为主”。据胡绳回忆：“他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寻求理论支持。十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指导作用。他强调“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来自农村，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建设上来，领导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不断出现问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低，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少应对措施和理论准备，试图通过阅读苏联《教科书》等著作，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弥补领导干部理论上的不足，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践。

二、读苏联《教科书》的过程及收获

《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出版发行的，身体力行，组织学习小组研究了该书，邓力群详细记录了读书时的讲话。1958年11月9日，特地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的领导同志写信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的号召下，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县级以上的干部都展开了读书活动，同时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全党全国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一）本人认真阅读、研究。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身体力行，与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组成一个五人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逐章逐节加以讨论。邓力群回忆说：“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据不完全统计，“插话批注共591处，其中画线、符号等无文字的共88处，‘对’‘赞成’‘同意’等肯定性的评价共64处，‘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不对头’‘有问题’‘不好这么讲’‘不能这样讲’等否定性的评价共30多处”[2]。谈话的内容由邓力群等人整理，形成一个将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的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国际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等，其中部分内容收录在《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二）号召、组织全党学习。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与到会者边读边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提出要读这本书，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他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8年11月20日，对《宣教动态》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做出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同年12月29日，在河南新乡同当地领导干部谈话时再次提到了这本书时说：“从前我们的兴趣在阶级斗争上，现在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参考他们的意见。”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拟讨论的18个问题中，强调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问题。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要求“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组，都去组织读《教科书》”。（三）全党全国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在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党掀起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刘少奇率先响应了关于读书的号召，1959年11月2日到22日在海南疗养期间，与王学文、薛暮桥、陶铸、林李萌等组成读书小组，期间共组织了9次读书活动，每次讨论刘少奇都作重要发言，薛暮桥将刘少奇发言整理出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的建成等18个专题，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60年2月，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会学习苏联《教科书》。根据邓力群回忆：“在广州读书期间，向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60年3、4月间，陆定一也组织了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学习苏联《教科书》。全党县级以下的干部也响应号召进行读书学习，在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三、读苏联《教科书》的主要思考和探索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读苏联《教科书》的主要目的，也是《谈话》的主旨和主要内容。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激励思想以及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都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表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论思想，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的转变。在《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3]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三面红旗”“共产风”“赶英超美”等急躁冒进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清晰，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以至出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4]关于两个阶段的划分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也是党正确制定社会主义“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许多人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商品经济。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目前我国否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至少有几十万”“甚至是有些党的高级理论家都主张废除商品经济”。尖锐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交换的“左”倾错误观点，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另一方面，从所有制和团结工农联盟的角度阐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他强调，“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同时从“生产力条件”的角度理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创新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斯大林模式的传统观念，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三）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激励思想。生产决定分配，反对教科书中“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研究分配问题。不能“离开生产资料的分配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换句话说就是：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收入分配讨论收入分配”，不能就分配谈论分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他强调社会主义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5]。在产品分配问题上，“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6]。关于分配问题的论断对当前的分配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正如邓小平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四）关于农、重、轻工业比例关系的思考。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长期忽视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衡，粮食产量长期低于革命前的最高水平。而新中国建设初期，由于经验不足，照抄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总结苏联和中国工业建设的实践经验，在读《教科书》时重点强调要结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反思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找出适合本国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指出，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工业并举，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还强调:“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7]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积极思考和实践，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促进了前我国工业的新发展。

四、读苏联《教科书》的实践和影响

读苏联《教科书》，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艰辛探索，有利于把握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尽管在探索过程中还存在“新跃进”“大办城市”“重提阶级斗争”等不成熟的地方，但其中正确的理论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一）纠正失误、做《十年总结》。“”和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和理性色彩开始减弱，逐渐冷静下来。他说：“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在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更加严重，一九六○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8]1960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十年总结》，他重提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它、调查它”[9]。也坦率地承认工作中的失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10]（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为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最主要是由于不重视搞调查研究、只凭主观想象和估计办事引起的。他提倡：“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1]，“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12]。1961年3月13日的三南会议和3月23日广州中央会议的主题都是调查研究。他在分析《关于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3]1961年成为了“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一场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其谈话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有利于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以苏为鉴”，结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谈话》“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关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思想理论并没有付诸实践，但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刘少阳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