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科学评价及启示
时间:2022-03-12 1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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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否能正确评价,关系到凝聚党心民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问题。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引导全党审慎而全面地评价,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历史的考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性地评价了,在综合分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事实求是地摆正的历史功过,并将晚年的错误与思想区分开来。这启示我们要用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领袖,要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评价伟人并勇于进行自我批评。
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何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到正确评价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晚年的错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教条式对待思想的错误做法和个人崇拜观念依然盛行。另一方面,彻底否定的历史功绩和个人地位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持起草并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历史决议的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领袖功过是非的评价,进一步肯定了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不但为正确对待历史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意义。
一、正确评价的重要性
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思想是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是指引他们团结奋进的行动指南。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随后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原先那种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在上述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有着极端的重要性。第一,它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奋斗的成就问题。伟大成就和思想理论,是党和人民事业,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否定及思想就是在否定党的光辉历史;第二,它关系到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邓小平指出,不提思想,对的功过评价不恰当,势必民心混乱,导致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第三,这关系到全党全中国的发展事业。思想是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典范和重要基础,它推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它是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必须切实维护这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对的科学评价
(一)实事求是地摆正的功过。实事求是是评价人物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坚持了这一原则来评价,他多次强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2]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小平指出,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从战争混乱的年代走向幸福生活的时代,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智慧结晶,它指引和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奋发图强。晚年所犯的错误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他的过错与“”的罪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邓小平特别指出:所犯之错,是一个整体的过失,而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也受到一些不好的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也因如此,我们更不能因为一些人借同志所犯的错误之名,否定他的历史功绩,玷污他的崇高形象,丑化思想的旗帜。正如邓小平所言:“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3](二)恰如其分评价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曾说过,评价是需要一个原则的。在谈到批评的错误时,他认为还要加上“恰如其分”四个字,也就是说要更加客观、公正、理性、综合地来研判,不以小见大,不能夸大的错误而忽视了他的成绩。所谓恰如其分,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一方面,切勿把所有责任全揽在身上,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分析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犯的错误是在历史发展和创新中不可避免又灾难深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伤痛和苦难,要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是正确的,就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中央一些领导人也应该承担责任,不应该认为所有问题都是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无视别的领导在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消极作用。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我们需要总结教训,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分析解读,不能过度批判某一个人,这不仅会抹黑,同时也会抹黑整个党和国家。(三)把思想与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邓小平指出,需要对个人生活、工作、思想方面进行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思想。一方面,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它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出来的理论。也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新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长期卓绝奋斗在实践中形成的。晚年的过错就是违背了他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将其“智慧的思想”和“晚年错误的思想”作了科学的区分。另一方面强调要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会犯错误,正是这些教训强化了其思想的力量,使其能够发展前进。因此,思想的范围,它并不包括的晚年错误思想,而是思想之外所衍生出的“经验”。邓小平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晚年的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否定思想的错误倾向。指出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思想这面大旗不能弃,否定思想的伟大,我们必将犯更大的历史性错误。显然,对思想的分析一定要客观、全面、深入,这不是仅牵涉到本人的原则问题,也同我们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这段辉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三、历史启示
(一)用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领袖。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要以条件、实践和地点为转移。这就要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注重历史和事件的统一。人的活动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不全面把领袖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而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必然是荒谬的,在一些人看来,伟大人物的思想、行为、语言都应该是正确和推崇的,这种盲目认同的观念也是以“神”而非“人”的标准来苛求领袖人物。然而,一个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而后人要做的应该是反思犯错误的根源所在。邓小平对的评价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选择,随着中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对历史领袖人物的评价是客观需要的,因为它是处于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最根本的并不是对某个领袖个人的评价,而是是否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科学务实的态度转入正轨的历史选择,以科学理性评价联系事实为出发点,从其一生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上来说,并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应当恰当地评价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在评价的过程中,邓小平立足于党的历史、党当时的历史条件,充分肯定了的伟大历史功绩,客观地评价了,第一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他提出:“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4]邓小平同时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5]从当时历史复杂的背景和缺乏发展经验的因素来看待的悲剧,我们才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有力反驳了针对思想和经历的指责和非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研判历史重大人物的功与过,并非是他给后人带来了多少物质需求,而是他们是否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为后人提供了多少新的历史条件和基础。正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事实,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对同志作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从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领袖人物评价树立了光辉典范。(二)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评价伟人。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看待的一生,这是客观的选择,邓小平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站在民族的高度,十分客观地指出:“没有也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哲学家。特里尔曾经说到:只有罗斯福和列宁才能与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因为,当我们回顾一生的传奇历史中,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巨大的困难和辉煌般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会孕育这样的奇才、伟人。的思想不是他独有的思想,而是在同中华文化思想和世界文化的汲取中形成的,是关乎国家和人民事业孕育出来的精华。邓小平提出:“必须以国家民族的高度去客观评价本人及其思想,时时刻刻都要铭记在中国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时刻都不能动摇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和伟大旗帜。”(三)无产阶级政党要勇于自我批评。早期,中国古代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认清自我才能真正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6]伟大领袖曾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7]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无数次重大挫折和反复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在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胜利走向新征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从事社会发展这一伟大的征途中,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这些错误是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党的领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然而,观察其犯错根源时,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些失误包括党的领袖所犯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刻揭露和批评,也就是党进行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那么,我们党和党的领导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批评和揭露历史伟大领袖的过失呢?对此列宁认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8]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党的领袖威信和思想是必须维护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领袖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9]“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10]
参考文献:
[1][2][4][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344,301,11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4.
[6][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7]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9][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235.
作者:梁亦君 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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