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思想再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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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左翼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西方社会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以及全球人类正经历的“全球资本主义”困局是当代西方左翼援用理论的原因之一。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之后，西方左翼倍感新自由主义霸权已渗透到全球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种种理论探寻和择取上，西方左翼聚焦思想并从中发掘战胜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理论力量。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左翼；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持有多种界定和期许，但在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看来，全球化没有与500年前的资本主义产生质的断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新阶段。如何驾驭全球化或使全球化转型？左翼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理论，但每一种宏观理论都由于其实践的有限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其实践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学者开始从各种宏大理论叙述中转向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根植于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则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正是基于此种情形，本文对西方左翼视域的全球化做了一些探寻及思想的进一步思考。

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

“当今世界，还有谁不在谈论全球化？”还有谁对不断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的贪婪以及越加猛烈的经济（金融）危机感到陌生？尽管人们对全球化持有多种界定和期许，但就主次而言，美国左翼学者威廉•I.罗宾逊认为，在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维度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它支配和改变着其他所有领域将发生的一切[1]12-13。罗宾逊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书中归纳的很清楚：几乎所有的左翼学者都认为在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所谓全球化并无新意，它正是马克思所解构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重组和加强。在左翼学者看来，自199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全球化运动———“西雅图之战”拉开序幕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劳资对抗、反血汗工厂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抵抗运动就已经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更能表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失败的制度”，它正在“展现为一个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增长的致命矛盾的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2]10-18。简言之，全球化没有与500年前的资本主义产生质的断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新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2，它是左翼学者不可抽离的并且应该持续对之进行批判的现实场域。然而，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保罗•哈里所不满意的那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学术领域，左翼力量却在退却。保罗•哈里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随着中国和越南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放弃，随着大多数西欧共产党的式微，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走向了衰落”[3]29-37。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挺进之时刻意淡化、回避，甚至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革命”，加入资本主义大本营寻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成为苏联、东欧社会瓦解后的集体呼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三个核心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之后，一场缩减国家福利、弱化或最小化政府角色、经济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便迅速展开了。右翼的政界、商界、企业界、理论界均表现出“圣斗士”特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对外（拉美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输出政策，积极建构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罗宾逊在他的《全球资本主义论》中写道：“到21世纪早期，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市场，并且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还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之外，并且也不再可能在大范围内出现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8从动力系统看，资本是撬动全球经济的动力源；从流动方向看，西方资本流向非西方社会是开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流动方向。“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4]54-57，只不过它已不是传统的船坚炮利保护下的资本对外输出和殖民。从意识形态上说，苏联、东欧社会的全盘西化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精心谋划的“颜色革命”取得了胜利；从经济角度讲，“新型伙伴关系”“寻求共同福祉”“全球减贫”则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严冬时的“雪中送炭”，总之，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资本援助和输出被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及时雨”。另外，便捷的通信及网络技术，以及各国亲西方资本政府对资本的渴望和政策护航使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纵深进展的异常顺利。这种局面使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腾，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中宣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瓦解，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大获全胜。

二、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理论择取

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泛滥制造了最为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诚信丧失、失业、暴力处处可见的现象。所谓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化，与其说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福祉，还不如说建立在血汗工厂、资源耗竭、变态消费，不公正、不正义、非民主之上的经济实践把财富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是本末倒置的“劫贫济富”。在西方，抨击新自由主义就是批判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华盛顿共识”，重拾凯恩斯主义和具有西方价值观的“后华盛顿共识”，捍卫曾经拥有的高福利和保护生态环境。不过，在默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危机前提下的批判并未触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层结构性问题。罗宾逊说：“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及其劳动控制和财产关系的殖民模式的瓦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急剧上升，国际生产中劳动密集型阶段向穷国的转移，以及市场关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取代全球一切地方的残存的前资本主义关系……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正在被清除，从而为全世界社会生活的彻底商品化或市场化铺平了道路”，原先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领域以及与社群和家庭有关的私人领域也成了资本的奴婢，走向了商品化[1]9-10。新自由主义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确立，这也把积累过剩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推及全球。罗宾逊分析道：在以往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部分地化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一种是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力和战争征服新的领地，开拓新的市场；一种是以凯恩斯理论实现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样化再分配制度。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有可被殖民的‘新地界’，以国家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也行不通了”[1]196，是否会出现一个“全球凯恩斯主义”来实现全球性的再分配方案是不可预知的，人们能够获悉的数据就是全球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加剧。另外，由产业资本带来的“积累过剩”使全球的投资者前所未有地卷入金融性投机中，这些不能创造实际新价值的投资一旦被恶意操纵瞬间就能使经济陷入低迷。恐惧、焦躁不安成为现实人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境遇中的常态感。那么，该如何驾驭全球化？或者如何实现全球化转型呢？也即除了诉诸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外，是否还有新的理论对抗新自由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即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客观地促进了西方公民社会的复兴和成长，这给全球化问题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要素。首先在国家式微，市场无能的认识中，理论家们力图重新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也即寄希望于公民社会、跨国公民社会在国家/公民社会/市场三分和制衡结构中———找到新的理论支点。其次，在如何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或者如何处理全球公共物品问题上，一些理论家积极推进治理、全球治理理论，以便走出国家本位主义思想，从而建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及价值秩序。然而，这些理论也遭遇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公民社会的全球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如莱斯特•M.萨拉蒙所说，把公民社会放在道德制高点上是一个错误。因为公民社会并非成长于政治与经济的真空中，这是其一；其二，从主体结构看，公民社会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多元价值诉求行为体，比如生态环境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等，它们以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表达着它们各自的诉求。很显然，一个极为复杂的公民社会、跨国公民社会概念还难以承担左翼视域下的全球化理论分析工具中的元概念。因此，一些左翼理论家便从“新社会运动”的视角给予全球化研究以动力学考察。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围绕着公平、正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而展开的斗争，实现领导权力的去党政化、水平化、分散化、网络化、价值诉求多样化等特点，它们或许限定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或许以全球网络、跨国联合的行动方式向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等等。最受惠于新社会运动理论，也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左翼学派之一是葛兰西理论继承者意大利学派。葛兰西理论中的霸权与反霸权、历史集团、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堡垒战等概念能够非常贴切地运用到当前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中来。在葛兰西话语结构中，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与反霸权力量均在全球场域中蓄积力量。如罗宾逊分析说：“跨国资本家阶级处于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过程之中……正是全球积累而非国家积累的逻辑，引导了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行为……这一集团还包括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的精英和官僚人员……以及那些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经过选择的有机知识分子和魅力型人物”[1]98；而在反霸权斗争中，如大卫•哈维描述道：“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首尔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成为燎原之势”，此外，印度人民的反世界银行建大坝计划，巴西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运动也此起彼伏[5]110-116等等，这些反抗运动或许正在以阵地战的形式向新自由主义霸权及机构发起抗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这分别处于不同历史精英集团间的交锋。世界社会论坛发起于2001年，先后在巴西、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召开，其目的就是要产生能够抗衡于世界经济论坛的行动纲领。世界社会论坛给予左翼学者极大的鼓舞，他们渴望能够在世界社会论坛中围绕“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议题形成统一的反新自由主义霸权可操作性行动方案。

三、反新自由主义霸权中的左翼研究

葛兰西理论固然给予了西方左翼最大的理论援助。但正如一些批判家所言，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态势，简言之，从可经验到的现实看，反新自由主义霸权力量远没有形成。备受关注的“世界社会论坛”也同样混杂了左、中、右力量，或许说，“世界社会论坛”还仅仅是各种话语的搅拌器而已。客观地说，在没有革命主体以及阶级概念已经变得极为模糊的情况下，左翼该如何反击新自由主义霸权呢？这一理论及实践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学者开始从各种宏大理论叙述中转向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则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有评论道：“如果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思想就应该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经。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思想为鹄的反叛运动依旧生机勃勃。”[6]113-119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第三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失去的是独立，尽管第三世界引进西方资本努力追求工业化，但这只是在加速西方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对它们的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民族国家担负起发展的责任，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他在《资本主义的崩溃》（TheImplosionofCapitalism）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全球社会受制于西方富人集团，这不是人道的全球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化才是人类进步之旅，这就需要在南方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指引，即社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7]。美国著名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指出：21世纪里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忽视“的发展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富有远见的发展理论，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中国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需要重视在发展理论上的有远见的思想。”[8]26-27他说：中国从“毛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显示出的极具生命力的发展模式，是可以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方案。”[9]39-42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说：“要完成一场反霸权的政治革命，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与当前社会总体状况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二是经过革新的左翼力量”[1]228。这个“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正是西方左翼所认同的所追求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革新的左翼力量”正是力图塑造的革命力量，它已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然而这种传统的二分法所遭遇的质疑远远多于对它们的认同，如罗纳尔多•蒙克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话语已经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应……转型的能力并没有掌握在一个神奇的无产阶级手中。”[10]102从今天的反抗运动看，新社会运动是指包含有生态、女权、正义、民主、反战和所有追求人类进步价值且主要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聚集起来的多样化反资本主义运动，主体结构的多元性是其特征，因此在谁是革命主体问题上有必要回到关于阶级概念的新阐释。“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政治行为和意识观念的角度来定义阶级”[3]29-37，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说，这是赋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新的内涵，创造了新型的阶级斗争范式，“新的政治判断标准也不再是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的生活。”[11]165-171从今天反新自由主义霸权任务来看，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哈里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一文中说：“对阶级的经济规定性的坚持并不妨碍他也把阶级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来看待”，这是更加灵活地掌握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3]29-37。以发展的观点推动了对阶级范畴的新认识，有利于把握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中的主体特征，这或许在谁是革命主体上能够给今天的左翼学者带来不小的启示。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段不愿触碰的岁月。然而在西方左翼看来，比如阿兰•巴迪欧认为，中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生动的斗争活动的参考，特别是影响了60、70年代的法国社会运动[11]165-171。理查德•沃林也说，这一时期“在西方催化了一种对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热情狂潮”[12]47-56。因此，正如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重要性，第一就是破除西方现代主义话语的反霸权议程，寻求与西方现代性同时并举并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毫不妥协地坚持在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之外发展，反对将社会发展仅仅简单归结于经济发展[11]165-171。从理论上，尽管还找不到这一时期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性，中国也没有西方背景的“市民社会”概念，但对于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学者来说，从文化领域来理解发动的红色阶级变革运动并不难，他们认为所推动的“文化建构”“反射出西方自身发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也使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和愤懑的学生愿意接受“毛主义”并希望西方社会也能如同中国那样产生深刻的文化变革[12]47-56。总之，中国人不愿谈及的这一时期却在国外学者的眼中成了锻造新型革命力量的辩证场域，他们渴望毫不妥协的反霸权、反权威、反官僚的这一时期精神能够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制造的政治和经济窒息的空气中给予人们与之抗衡的力量。

四、余论

在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贫富对立、权贵与大众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劳资对立、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发展道路多样性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等等都日益突出的在当今社会中，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极为关注的思想，力图从中获得“革命主体”“阶级界定”“自力更生”和“反西方现代性”等方面的理论援助，如理查德•沃林说：“正如常常强调要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样，反过来，在西方情境中，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谈及‘具有西方特点的思想’”。不过，西方左翼在解读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脱离了中国现实社会本身而使其理论与中国实际发生断裂甚至陷入的窠臼。总之，“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欢迎西方学者在多重领域研究及其思想，但我们不欢迎那些脱离客观实际的理论表达。

作者:张洋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