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与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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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是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理论创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至少20篇论文、报告、决议、信件等文件。因此，中央苏区时期成为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红色闽西也成为思想形成的一片沃土。其中，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被认为是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中央苏区；思想；古田会议

一、中央苏区时期是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中央苏区又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它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前期形成，以赣南、闽西为主，加上粤北部分地区组成，由、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其存在的具体时间应该主要是在1929年至1934年期间。中央苏区大致经历了创建、形成、发展以及红军主力离开中央局还坚持活动的一段时间。作为在延安时期成熟的思想，作为中共七大上第一次被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中央苏区时期无疑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其在中央苏区的形成过程、特点、规律，对于进一步认识和学习、研究思想，对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中央苏区时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特别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社会方面、法治方面的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不仅是在中央苏区，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以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等也是如此。革命根据地不仅要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多路围攻作斗争，还要努力反对和克服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

二、革命实践及理论创新产生了思想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统一思想认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党和军队的战斗力，还致力于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努力撰写文章、报告，现收入《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中，土地革命战争的16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井冈山时期写成，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还有7篇是在创建中央苏区及中央苏区时期写成，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另有7篇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完成的。而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从井冈山下山以后起草和撰写的文告、信件、决议、报告等共15件，即《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给的信》《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分青和出租问题》《〈兴国调查〉前言》《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选集》和《文集》两个版本，从内容来看绝大部分都不重复，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给的信》是同一份文件，《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决议案全篇13万字，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约有5000字。换句话说，《文集》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有8000多字是没有收入《选集》的。两个版本发表在中央苏区的文章，加起来至少为20篇，内容丰富，涉及到形势、党和军队的建设、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政权工作、调查研究等多个方面。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有着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他提出中国革命需要“主义”，即需要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道路的正确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同时也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许多共产党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已经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革命的力量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随后在湘赣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井冈山地区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与此同时，把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深刻地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从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统一，各派新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等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1929年起，和他的战友们挺进赣南闽西，拉开了创建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序幕。中央苏区时期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及创新，所以，中央苏区时期成为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红色闽西也成为思想形成的一片沃土。

三、红色闽西是思想形成的沃土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上述20篇文章中的一篇，我们以此为例。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笼统而简要的称谓，下面包括了8个决议①还是8个部分②，学术界说法不一。但从决议的标题和格式看，可能说它是8个部分更为妥贴。而不管是8个决议还是8个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依其顺序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个别的文字表述略有区别。关于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学术界通常比较认可以下说法：一是明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二是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三是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四是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五是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六是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七是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③。从上述内容看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相当丰富，而且从以后的实践来看，这个决议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为这个决议不仅解决了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而且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个决议也成为红军包括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看到，过去的研究者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对于其在思想形成问题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方面关注不多，语焉不详。虽然有学者提出，古田会议决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重任问题，因此决议高屋建瓴，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课题，即党和军队的关系，并要求对影响和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错误思想、倾向作坚决斗争。还有学者从政权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党的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贡献，但对许多问题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古田会议决议是针对当时红军队伍、红军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阐述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所以，古田会议决议是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党和红军建设道路中寻求规律的思想火花之集大成，真实地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追求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真理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指出：“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定是1929年作出的，现在能够实行，革命就胜利了。”［1］5这句简短的话语，既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高度评价，也画龙点睛地说明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继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930年1月5日，在闽西上杭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一封回信，后印发部队干部，作为形势与任务教育材料。在信中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革命道路的理论。自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从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近百次，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指导和苏联经验的影响，那时的武装起义多少都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无论是在城市发动，还是在农村举行，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占据了所有的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建立反动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力量受到沉重打击，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实际上已不可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井冈山斗争为起点，开始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说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缺乏深刻认识的观念，有的人甚至对农村斗争的前途表示悲观，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且不愿过根据地的艰苦生活，主张走州过府式地到处游击的问题，在古田会议上批评了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在给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总结各地武装割据的经验，认为“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到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还强调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98－99这些论述表明，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分割统治，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因而决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等等，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开始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因此，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著作和古田会议决议一样，被认为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作者:李蓉 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1］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