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思想论文

导语：土地革命时期思想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归国后在思想倾向上的短暂犹豫徘徊

1925—1930年，王稼祥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活动长期脱离，在回国后的革命工作中倍感革命经验缺失，因此向组织提出申请前往革命前线。此时，王明为督促中央苏区有效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便派王稼祥与任弼时和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4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稼祥一行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要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上，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与会代表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主张“分兵退敌”，尽量保存我军实力;以和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应依靠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以自己多年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特的军事见地劝说与会人员，最终在4月19日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苏区领导人员经过慎重讨论采纳了同志的作战方针。此时的王稼祥被敢作敢为的作风及独特的军事见地和主张所感染，因此在思想倾向上他开始赞成并支持的方针。虽然王稼祥此时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但是因为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故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立场，如对的定性问题，他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动”。1930—1931年王稼祥的思想犹如摇摆不定的天平。一方面，在经历了由一位留学归国的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意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够照搬苏联革命的成功模式，而是要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管当时党内仍有很多人对的军事对策进行指责，但是王稼祥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后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的军事主张。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使得王稼祥对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屑一顾。这种矛盾的态度使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中，直至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省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了支持同志的阵营中。

二、遵义会议前最终成为坚定的拥护者

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党内某些领导同志批评的赣东发展路线与党的组织观念具有严重的倾向错误，针对这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尽管据理力争，但仍无力扭转党内多数派的意见。在这紧要关头，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义正言辞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支持了，但他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当时中共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面对如此形势王稼祥无力扭转乾坤。在同同志等人送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后，王稼祥对为了全国全党大局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大为感动。

1932年12月—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开展了第四次“围剿”行动。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使王稼祥、、等同志坚决抵制攻打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的作战方法，先后发出9份电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得知敌情变化后果断改变原有军事计划，利用有效兵力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周边地区秘密集结伺机行动，正是这一布置保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稼祥也在此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受伤最重的一位。负伤后的王稼祥即被送到了瑞金红军总医院，在那里与在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的接触日渐增多，对的思想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瑞金的接触成为王稼祥思想立场彻底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决策致使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王稼祥也在担架上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中毛、王二人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详细对比，最终得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的不利军事指挥。王稼祥说:“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理论，但对目前国内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后尽瞎指挥。”与此同时，针对博古和李德提出同会师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去和会师，我们重走一条路———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到黔北一带开辟新战场。”毛的这一建议得到王稼祥的极大认可，又去找红军中的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最终得到、聂荣臻等人的赞成。1935年1月7日，红军在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并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三、遵义会议上正确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王稼祥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的最大功臣，在湘江战役后他就曾提出将博古和李德从领导革命和长征的位置上“轰下来”，并通过努力获得了、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但因时机未到并未采取行动。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王稼祥认为时机已到，因此积极提倡在遵义召开会议，这一建议受到党内多数领导人的认可。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共有20人，其中王稼祥带病参加。会议由博古主持，短暂的开场白后，即开始《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将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且有外国军事顾问的指导;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做好群众工作，各个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后方物资供应缺乏等等。博古对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的分析，受到了与会人员的抵制，尽管他所论述的原因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下午，在发言中指出博古的工作报告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的，是在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辩解，同时指出博古、李德在指挥战争的错误主要是: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发言的后半程，又提出自己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在听完的发言后，王稼祥第一个表示支持他，并明确提议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稼祥的影响之下，多数人表示支持。遵义会议胜利结束，并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取消了三人团，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紧要关头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最大的贡献是第一个在会议上支持主张，在关键时刻能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不仅改变了的政治生涯，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对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军事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马菲菲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