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哲学思想研讨回顾

导语：近10年哲学思想研讨回顾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1993年纪念百年诞辰时，我国曾举办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与生平研究论著数量达到高峰。2003年纪念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规模已不及以前，但出版、发表论著的数量仍不断增长。并且，不少青年学子也加入了哲学思想研究的行列。清点近10年来的哲学思想研究，有许多新的变化和起色。例如，哲学思想研究团体的学术会议逐年举行，每次会议都围绕新的学术论题并紧密结合实际来展开。新的刊物《研究》得以创办，这为学界提供了的新场所。学术成果新有增加，相关论文有1380余篇，著作(包括再版书和论文集)60余部。同时，2009年2月成立的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和同年9月成立的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研究，每年的学术活动为学界同仁开拓了新的空间。2009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三卷本，则为军事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该书收录的821文献中有91篇为首次公开发表。作者拟对近10年来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

一、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尽管不再像以往那样轰轰烈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吸引众多学者参加，但相关研讨会每年都在进行。主办研讨会的领军者是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自2003年以来，研究会持续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第11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有数十名学者与会，主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21世纪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2004年8月，第12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委党校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2007年8月，第14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会议主要就《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展开研讨。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央机关、全国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以“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并对这个主题涉及的众多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哲学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了研讨。2009年9月，第16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观点即实事求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群众史观展开讨论，认为它们既是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2010年12月，第17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显然，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持续召开学术会议，为加强全国各地学者的学术往来、提高研究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省市的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也持续不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的召开。2004年，研究会年会召开时有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围绕“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三个永远铭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重庆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思想与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等问题。作为故乡的湖南湘潭大学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来对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成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纪末，全国高校及党校系统的哲学思想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撤销，哲学思想不再单独列为高校的课程。在这种背景下，湘潭大学的思想研究机构却得到加强。它所属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办为所)，2002年更名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遴选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机构所不具有的优势。早在2001年，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开展思想研究，双方商定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该中心现设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所、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同志纪念馆、图书馆(后两者隶属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它尽管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为全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学术阵地。到2010年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纪念馆还和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联合举办全国“论坛”，至2011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源起于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发起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及其思想研讨会”，2002年它更名为“首都理论界及其思想研讨会”，2005年起邀请外地部分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会后更名为“论坛”。“论坛”自2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举办过三届不定期的活动。同时，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刊物《理论视野》发表有关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近些年来也加强了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成为该所研究生学位论文重要研究题材之一。同时，中山大学的刊物《现代哲学》也时常发表一些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显然，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给哲学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国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专门刊物，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委主办的《思想论坛》，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会主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然而，《思想论坛》、《思想理论与实践》因各自原因先后停刊，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学思想研究》则易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并且发表的有关思想研究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所以，《研究》的创办，《现代哲学》、《理论视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栏目的设立，使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得以扩展。它们与《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一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纳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中坚和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

二、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涉及各个领域，即除了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外，还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广义的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学科。同时，对著作的文本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学者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强调《实践论》、《矛盾论》是像古贤那样的“发愤”之作。“它不仅是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认为:“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焕章则从哲学史角度来认证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列宁在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挥［3］。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是从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的实践哲学的。他指出:“的‘实践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河北师范大学王玉平教授等学者则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追求世界本体的思辨的逻辑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实践哲学。它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特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底蕴，具体诠释了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内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实践哲学的特征。曾有综述文章这样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条件、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实践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是其根本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其价值取向。这无论在实践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在其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6］在分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前生研究员指出:“生前虽然未曾写出价值学的专著，但是在他宏伟而又深邃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套严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他正是用这套价值观去观察世界，去评价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不仅个人终身信仰、尽力实行这套价值观，而且自觉地用它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内容包括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周直教授亦强调:“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促进社会公平，提倡全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8］绵阳师范学院袁纪伟副教授等人则阐发了的荣辱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地汲取中国历史上有关荣辱观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荣誉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荣誉观形成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给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准则;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有诸多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教授和李捷教授的文章。石仲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国60年完成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未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演变和革命变革。改革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准备了根本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30年又是开放之前30年校正方向的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哲学的3个基本思想为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作出根本性指导。对于新中国60年的辉煌，实事求是思想是其辩证唯物论基础，矛盾对立统一思想是其唯物辩证法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其历史唯物论基础。”

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教授的文章认为:“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地从思想那里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继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11］学者们对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发动“”的错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试图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认为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正是这种对肉体死亡不畏惧的“幸存者”情结，使他产生了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于是试图通过频频发动政治运动来消除其晚年的政治焦虑［12］。萧延中亦试图借助外国学者的方法解释“”。他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论文以展示出其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以证明发动“”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萧延中借用史华慈的观点指出:中国那些权威实践的最极权主义的特征，或许更多地应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而不是中国的传统秩序，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又根源于西方传统。如果否定等级、身份和权威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那么，列宁主义政党是把一个由精湛娴熟地懂得社会科学的“社会工程”精英所构成之效率统一体的思想，溶汇进了由完美地体现人民公意之美德先锋队的雅各宾思想之中去了。在这种统治制度下，所展现出来的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如“”中的)，就是一个已被赋予了历史意志和群众意志之混合形态的集体领导［13］。萧延中同时强调史华慈的这个结论未必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赞成，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所包含的集权主义因素，更是中国政治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他认为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这不仅对中国“”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与“”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河南大学何云峰教授在文章中提出: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4］。台湾政治大学关向光副教授则对“晚期思想”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中国大陆学界在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应是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却引起不少反对的看法，也冲击了对“思想”的界定。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产生如此困扰的根由在于对“思想”理论上的界定不完备。大陆学界对“晚期思想”有两项争议:(1)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应定在何时;(2)“晚期思想”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就后一个争议而言，赞同运用“晚期思想”概念对本人的思想作阶段性的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本人思想转变的有关问题［15］。学界对的其他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进行了研究。例如，福州大学蔡维良博士认为:经典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由思想。在哲学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真谛是学术自由。在政治上，认为政治自由是人民争来的，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政治自由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实践上存在着失误。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16］。天津商业大学李勇军讲师等认为，平等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既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又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以平等为重、以平等为先的策略。为此，不仅发动了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权、分配制度和干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种种政策安排。尽管时代后期的政策价值主导取向选择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过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平等、公平、正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7］。

另外，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通过详细考证指出:董乐山的中文译本将埃德加•斯诺所撰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中的人物区声白误译为朱谦之，这导致学术界在讨论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造成了错误认知。邬国义对此作的考证与论析，有助于澄清史实，纠正讹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早期实际的思想状况及其后逻辑的发展，以及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相关问题［18］。又如，中山大学周兵博士对在延安时期著作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仔细考证，认为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他还指出，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19］。再如，湘潭大学王向清教授从哲学角度对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后来它被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20］。由于发表的论著数量太多，这里不可能充分述及。中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学界发表有关的文章约17769篇，出版相关著作1397部。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党建、教育、管理、民生、军事、教育、人口、文艺、新闻、哲学、语言、宗教、生态、人物传记以及综述等20个类别以上。这众多的论著中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哲学思想，例如有关的国家利益思想、生态环境论点、宪法与国际法思想、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等，与利益观、生态哲学、法哲学等等密切相关。限于篇幅，只能割爱不论。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

近10年来的哲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有些研究超越了以往的范围，关注到了以前不曾关注的的一些论点。一些学者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这把研究引向了深入。同时，在对后期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时，有学者试图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发动“”的错误，认为中国最极权主义的特征，或许更多地不是中国的传统秩序，而是根源于西方传统。即是说，政治专制现象不是中国政治社会独有的。尽管这种论点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表明学者们的思绪活跃。还有，对1964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一与“”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指出它是针对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这种推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尤其是一些微观上的研究收获更是可喜，如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中忆及的人物朱谦之实为区声白之误译，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等，这为研究的细化和向深拓展有示范意义，将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形成影响。不过，从总体上看，国内的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与生平事业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把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来研究，还是研究狭义的哲学思想，我们还需要写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作品。例如，从狭义上说，我们对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研究还不是全面、系统的，这既要在版本、文本研究方面下功夫，也要在它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等联系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尽管从8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但研究还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同时，在1965年审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著)一书的批注中，对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作了扼要的概括:“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这段话应是对唯物辩证法体系建构长期思考的结果，但它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在其他各个场合论及否定之否定的谈话不尽一致，然而至今尚无学者有细致的梳理和研究，而这种研究确实需要。在纪念诞辰110周年之际，由石仲泉、萧延中主持编译的《国外研究译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得以出版。这套书是在众多国外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出来的。其首选的10部著作是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的崛起》，施拉姆的《的思想》，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索罗门的《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斯塔尔的《继续革命:的政治思想》，沃马克的《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特里尔的《传(新版)》，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的崛起》(其中有的书以前出版过)。但这些书出版后似未得到国内学界较系统的批判性阅读。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国内学者以启发。就连特里尔的《传》在中国也畅销了20余年，为中国读者津津乐道。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作为思想故乡的中国学界与国外研究界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需赶上并超越。同时，我们对著作的整理出版也需要进一步作好工作。尽管2009年我国新出版了《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但这仍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内学者挖掘、发表的一些准著作的作品也值得整理。例如，龚育之的《听谈哲学》就是一篇史料性文章。它记述了1964年8月18日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的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教育、军事、政治、“四清”运动和阶级斗争诸多方面。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表示极为赞赏，还深刻发挥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22］。将此类材料汇编成集，可以更好地供学界研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曹景文副教授、桂林工学院图书馆馆员陈标分别在《竹内实和他的研究》［23］、《〈思想万岁〉在海外的利用》［24］两文中，述及海外尤其是日本学者对著作文本的重视和研究，这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在我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借助这一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的优势，当能更好地收集、整理、研究包括全部著作在内的所有中共文献。如果《全集》在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能启动编辑出版，当是国内研究界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