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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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环境的影响

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较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除了种田外，还经营一家米店，兼营其他一些生意。1909年，毛顺生希望子承父业，遂决定将他送往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或许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坦言，他从小就与父亲对着干。“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也包括在内。”〔1〕从性格来讲，受其母亲文七妹的影响多于其父。文七妹心地善良，乐于救助亲友和穷苦人。1919年，母亲病逝，挥笔写下《祭母文》。文中说道：“吾母风高，首推博爱……爱力所致，原本真诚。”〔2〕继承了慈母的博爱基因，自幼同情弱者，乐于帮危济贫，并且对其父亲缺乏同情心，为了钱财六亲不认的做法很是不满。后来，他谈及此事时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的家境虽然不错，但是在家务农时他与长工长期相处，他的思想情感与那些贫苦农民有共通之处。他在读小说时发现，这些小说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着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3〕“我后来思考这些事，于是下决心要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可见，这时候的年纪虽小，但所思考的问题已经触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矛盾———土地问题了。在解决同父亲的冲突问题上，“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母文七妹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反对“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而则愿意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必要时也做些妥协。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3岁那年，他和其父当着众多宾客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母亲和父亲相继追到一个池塘边。这时，威胁其父，如果他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从这件事中认识到，有必要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不然，等待他的只有“更多地打骂”。〔4〕同时，他答应“跪一只腿磕头”而不是传统的双膝跪地，表明他已经尝试在某些时候———当然是不违反原则的情形下———作出些妥协以利于事情的解决。在的早年记忆里，还有一件事让其印象深刻。“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这样告诉斯诺。这就是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饥民暴动。这一年，湖南发生严重的饥荒，而许多不法商人与豪绅地主等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牟取暴利。这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遂发生了抢米风潮，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觉得，这些所谓的“暴民”和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对于他们的遭遇，他“深感不平”。〔5〕次年，所在的韶山冲也发生了粮荒，其父将大米运往城里高价出售，途中被一批穷苦农民“吃大户”。虽然对其父亲的做法也感到不满，但认为这些“吃大户”的农民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6〕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蔚起。据南京大学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在鸦片战争前的3005位名人中，湖南籍人士仅为23人，只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至期间共录名人750名，湖南籍者75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10％。吉林文史出版社所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共辑录1919～1949年间的中国名人819位，而湖南籍者约占同期名人总数的11％强，达到95人之多。在这些名人中，有湘军首领曾国藩，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代表谭嗣同、唐才常，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及至五四时期的蔡和森等。曾国藩靠在湖南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起家。在当时各地的团练中，曾国藩的湘军实力最强，并在同太平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1861年，慈禧太后主政，任命曾国藩统摄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加协办大学士衔。自此，湘军集团成为清王朝最大的实权派，清朝的权力中心向汉族官绅转移。太平军被剿杀后，清朝的统治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轨迹看———历史的发展也已经证明了———湘军等汉系地方实力派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崛起，成为了清王朝覆灭的见证者。一方面这些实力派在镇压了太平军后，首倡洋务运动，试图藉此维系清朝的统治，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开始僭越最高统治权。另一方面中日海战的惨败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救亡图存，发起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在南海的康有为，湖南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的倡导下，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相继建立，并延请国学大师梁启超来讲学，创办《湘报》、《湘学报》。一时间，湖南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强烈要求维新的激流。1868年，慈禧发动政变，谭嗣同、唐才常相继英勇就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等人的牺牲精神一直深刻激励着辛亥革命和的革命者们。华兴会1903年成立于长沙，组建者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1905年，黄兴等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共同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负责协助孙中山的领导工作。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以上所述者为“时势”元素，这些“家乡人”的壮举对少年时代的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还有一则元素不容忽视，即“文化”的浸淫熏染。应该说，文化的熏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其作用也更为强势和持久。在早年的求学生涯中，湖南第一师范的杨昌济对其影响最深。杨昌济的治学思想深受湖湘学风之熏陶。湖湘学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和张栻同在岳麓书院讲学，从而开创了学术交流的先河。在此之后，湖湘之学则打上了王夫之、曾国藩和谭嗣同的深刻烙印。王夫之继承了朱熹等理学家们的学术遗产，并汲取了东林学派“学为世用”的“入世”精神，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总结，建立了“理依于气”、“气体道用”、“知行相资”的治学体系。在治史方面，他认为落实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强调读史的实用性———不但要“知治知乱”，而且要“所以为力行求资之治”，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结“治乱”的经验教训，指导社会实践。王夫之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之结合，他的思想体系也因此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早年就是岳麓书院的弟子，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经学教育，并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认为儒者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和经济四门学问，其中义理是指导思想，而经济之学才是治学的落脚点和归宿。为了更好地带兵打仗，他还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并广泛涉猎历史地理、兵农医艺诸书。曾国藩这种义理与实学并重的学风，对湖湘学风的流变具有深远的影响。近世以来，一批批湖南人脱颖而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此种学风之陶冶与哺育。谭嗣同为维新运动时期在野的激进派主要代表人物。他曾坦言，“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对船山学说推崇备至，甚至将其作为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谭嗣同撰有《仁学》一书，力求将中国古代灿烂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向近代转化的思想体系。但是谭嗣同的“心力说”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这种主张却对南学会员杨昌济等人产生了至深致远的重要影响。杨昌济在深研程朱理学的同时，非常重视以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1914年，船山学社成立，他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但他发觉，王夫之所指“民族主义”在“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的形势下，〔7〕是狭隘的，因此，他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王夫之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期间，言传身教，培养了、蔡和森等一代新人，为他们在今后的革命活动中在文化层面准备了重要的基础。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简单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系统的战略决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和浓厚的中国情结，其二是军事战略思想和原则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生“爱读书，爱护书，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堪称“书为夫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过南岸私塾等六家私塾，所习者主要是《三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当然也曾接触过《春秋》、《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1912年后，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到《了凡纲鉴》、《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并曾潜心熟读《昭明文选》、《近思录》、《诸子语类》、《小学》、《韩昌黎文集》等作品，颇有心得。R．特里尔所著《传》一书里引用了罗伯特•佩恩的《》中的一则材料：“多年以后，回忆说：‘我八岁起就厌恶儒学’”，〔8〕但是他对历史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到老都没有衰竭过。当然，《三国演义》和《水浒》是必须随身携带的两本“宝书”。1917年暑假，会同萧子升以“游学”方式徒步调查。他们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回到长沙。这应该是从事的第一次社会调查活动。在今后的革命和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并专门作文讨论调查研究的技术。1918年8月，和蔡和森在北京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紧张活动。1920年，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明确说明了其暂时不想出国，而想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好处。他认为，“世界文明分为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为此，他决定自己先在国内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9〕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10〕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其成名作《的思想》一书中指出，“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11〕正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挚爱，才有了他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去前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的独特经历。他清醒地感到，他的职责是守在中国这片文明的热土上。从早年至晚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着营养，并服务于其所从事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观世立言，待人行事，“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至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12〕作为一个军事家，确实是自学成才，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学校，当然更谈不上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战争的实践教会了他如何去应对战争。上井冈山后，他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最为喜欢的历史著作当推《左传》。它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详实，人物栩栩如生。这对后来成为一代政治家和军事家不无影响。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比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提到了《左传》中的曹刿论战，认为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有名的战例。翻阅一下《毛选》四卷，其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中国数千年无以数计的战争，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写下来卷帙浩繁的兵书，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从各个角度总结战争规律的军事文化传统。对中国军事文化传统的继承、运用和发挥，在军事哲学、战略决策、战役指挥以及更具体的战法战术运用各个层面上，都有浓厚的体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实践中初步探索战争规律，便主要是以传统的军事文化为依据和参照的。他推崇孙子兵法的“未战而庙算”的战略预测、筹划、决策，并从战役眼光和战略眼光两个层次上论及“庙算”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充分肯定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理论，称其为“科学的真理”、“规律”。〔13〕在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很多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如“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14〕“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正，原则性，奇，灵活性”；“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以少击众”；“中间突破”；“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有强大的战斗预备队”等等。〔15〕后来，将这些零散的战略战术思想经过提炼和升华，最终总结出了中国红军作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认为，“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16〕这里所讲的“后来的东西”即是指我军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等许多重要的军事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