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主义创新的理论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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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壮丽事业的理论前奏和历史序幕;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有着重要借鉴作用,因而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深远。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经济体制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武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和初步探索。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体制改革诸多方面的艰辛探索,以及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过系统阐述,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只作过初步探索,斯大林也缺乏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1.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实际表现,批评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1956年他在给黄炎培先生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1〕他指出:“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2〕

2.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运用了“基本矛盾”的概念,但都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指出它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它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样,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科学界定,并为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根本依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新发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3〕还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出,不论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的矛盾,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和规定的。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根本,即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既抓住了社会诸种矛盾的根源,又抓住了解决各种矛盾的关键。

3.还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这是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就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改革和调整的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4.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首创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由三个层次构成,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无阶级社会,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具有两类不同的性质,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也就决定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方面,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5.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矛盾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规律。要解决不断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一方面,要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5〕在任何时代生产力都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并进而规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因此生产力在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必须适时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先进的事物,也有落后的事物。“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6〕这里的“改造”,也就是“改革”。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人们就要改变它。“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7〕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探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一方面明确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8〕邓小平将包含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划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见解。他在谈到我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又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的实现。”〔10〕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就是社会的“具体制度”。这就为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壮丽事业的理论前奏和历史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突破苏联模式,明确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11〕,对它进行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的艰辛探索,特别是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管理体制的权限问题、企业内部管理的制度问题、经济运行机制的“主体”和“补充”相结合的问题、“联产承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壮丽事业的理论前奏和历史序幕。

1.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最初构想

在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在我国建国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可能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只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和形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2〕。“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3〕即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是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14〕阶段,因而也仍然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在步骤上和做法上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私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就已实际上国有化,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很快就已基本上集体化,私营的和个体的经济已经所剩无几,从而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变得残缺不全。这种结构的不合理在实践上也已经显露出弊端。面对这种局面,提出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5〕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2.经济管理体制的权限问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以后,就一直思考着“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16〕,认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17〕与此相联系,还有“企业独立自主”问题,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他指出,企业要有“一种独立性”,“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也可以说,“要有半独立性”,是“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18〕。根据的这些指示,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体制改革会议,会上,系统地论述了改进体制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会议还拟就了改进体制的初步方案。中共八大以后,陈云主持体制改革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文件,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工业管理的两个“适当扩大”,即“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和“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19〕。这些文件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改进管理体制的具体意见。所有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提出和实施,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发端。

3.企业内部管理的制度问题

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1960年3月,曾在转发鞍山市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参加管理反映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科学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还应该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三结合。虽然“三结合”是应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但它对企业管理的整个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指出,建国以后,一切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人不浅。当然,搬是为了学习,但不要硬搬。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这种做法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这种教训,就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这些论述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及其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突破苏联模式,不要照搬苏联的“本本”,而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规章制度体系。

4.经济运行机制的“主体”和“补充”相结合的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几乎覆盖一切经济部门,统得过多,卡得过死,很快就显露出它的某些弊端。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再思考和再探索就成为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问题的历史起点。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一个时期,在领导纠正“”和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20〕此外,陈云在八大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计划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21〕。这个发言既包含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私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思想,也包含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这些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5.“联产承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最早设想

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邓子恢长期主持农村工作。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就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最早倡导者和推行者。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搞好,建立责任制”,“分工分业,分组分队”,实行按件记工,“以至包耕包产等制度”。〔22〕实现合作化后,他又提出要“编好劳动组织”,实行“包工包产”,强调“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没有这个东西,“集体经营”就没有搞好的“希望”。〔23〕在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时期,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出发,他又提出要“建立生产责任制”,认为“这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24〕。1962年,他曾多次派人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盛赞“这是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举”〔25〕。1962年7月22日,批发陶铸、王任重《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纪录》一文,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某些做法和形式,认为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指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26〕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独创。

上述几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个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在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为突破口,进而从农村到城市,进行全面改革,从而在各个领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壮丽伟业。

三、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有着重要借鉴作用,因而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深远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影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初我们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错的,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毫无意义,更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只有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病而没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失败教训而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成功经验。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从中国当时国内国际条件出发,抓住国内经济顺利恢复、朝鲜战局趋稳、苏联答应援助的历史机遇,以统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便在财力、物力、人才等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工业十分落后的状况。在的领导下,我国仅仅进行了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就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记录》、《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述里。这些成果是他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如果仅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特别是发展和突破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成果归为以下方面。

1.关于计划经济的客观性

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制定计划的人如果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在1958年底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指出:“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27〕他还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8〕

2.关于计划建设的指导方针

通过对我国计划建设实践的总结和对苏联经验的汲取,提出了指导我国制定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重大关系的处理方针上。在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要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中心;另一方面要工农业同时并举,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安排投资计划。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必须加强国防建设,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适当减少军政费用,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另一方面,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收入过分悬殊;另一方面,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要只顾一头,要反对平均主义,提高工人工资,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如果生产增长很快,即使积累比重大一些也没有危险;另一方面,对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顾,要处理好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做到既保证重点建设,又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在处理大规模建设与勤俭节约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保证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要把节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工业基础,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在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照顾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点放在为人民长远利益的打算上,一时还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在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上,他提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积极同国外进行经济、科技交流,吸收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把工作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

3.关于编制计划应当遵循的原则

首先是综合平衡。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29〕“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30〕其次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明确赞成斯大林关于只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的观点。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31〕,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32〕。

4.关于计划的贯彻方法

计划经济是一种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经济的经济体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机构,因此,在管理上会较多地采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和行政手段。但时代又发扬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既重视纪律约束,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措施双管齐下。

重温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计划经济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认真总结和借鉴过去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大有益处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所谓宏观调控,是指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其实质是人有意识的事先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计划调节)、行政手段(实质是指令性计划)、法律手段,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某些不足和消极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平衡,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且在某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环节中,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它虽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绝不是与计划经济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彼此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始终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有益经验,完全应当也可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借鉴、所继承。有些理论成果,有些经验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虽然不那么适用了,但蕴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认识,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着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当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或实行得不太好,但在今天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