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概念形成与发展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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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思想概念马列主义中国实际

论文摘要：“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935—1941年，这是“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1942—1944年，这是“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思想”概念，认为“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思想”概念时，把思想视为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同志的思想”、“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领袖地位，树立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1945—1965年，这是“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思想，使全党对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思想”。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思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思想”概念。1952年，指示：“不要将‘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不赞成使用“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1966—1976年，这是“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动乱”期间，、集团歪曲、肢解思想，鼓吹对待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的崇拜到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思想等同于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思想，视很多非思想，甚至反思想内容为思想。一是否定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思想”自然被认为是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动乱”期间，对“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集团为己私欲，利用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务员之家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思想”概念和捍卫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1977年以来，这是“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逝世与“十年动乱”结束后，理解“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思想与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这里将“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的新认识。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从“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2．我党在理论与实际中一贯坚持“思想”概念的马列主义属性，注重“思想”概念的中国特色“种差”。

3．我党对待“思想”概念，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的层面上，而是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