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国情结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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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具有灵活性和科学性；科学发展思想来源于对当时中国客观现实的思考，拥有现实基础；内容上科学发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思想不是一层不变的，具有发展性、开放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发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发展思想仍然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的理论、科学发展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发展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科学发展思想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科学发展思想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发展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发展的科学。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为同志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科学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

2008年9月19日，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经过对科学发展思想的深入分析，发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发展思想仍然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有其独有的理论品质。

一、科学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1.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过程，马克思将人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分析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客观分析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他设想中国社会应该分三步来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建国后，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不久便产生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2年，受委托，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要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又根据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论。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建立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

2.关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违背自然规律为代价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对生态资源的保护。恩格斯曾特别告诫人们在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尊重自然,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

则主要从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来阐释这一理论的，他在《实践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包括实践合理性的思想，认为“科学的社会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合乎规律，必须有正确思想的指导。这里的“合乎规律”，也包括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要注意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3.关于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的理论

科学发展，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寻找到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归宿。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科学。在他那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就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历史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类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科学发展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首先，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其次，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早在战争年代，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个性的解放，他曾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6]他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7]。

二、科学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具有灵活性和科学性

1.科学发展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得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成后，又根据中国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特殊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运用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发展的动力问题，即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外，人民群众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样就解决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的问题。

2.科学发展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论。利用矛盾论的观点，利用“统筹兼顾”解决了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统筹就是要纵览全局，一切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也就是要抓住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成后，中国国力薄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夯实，国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的人民共和国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统筹就是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全局出发，统筹社会经济的发展。曾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8]

其次，所谓兼顾，就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平衡各种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9]。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合理运用统筹兼顾的思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指出：“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提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10]

三、科学发展思想来源于对当时中国客观现实的思考，拥有现实基础

科学理论必然来源于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从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对实践的调查研究。1937年，在《实践论》中就这样说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4]。科学发展思想就是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正确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结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1]。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挫折，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认识，认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是不行的。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很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书，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科书，还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限制。”[12]正是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有了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思想。

科学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在这一著作中，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意全面协调发展，要兼顾统筹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一重要思想，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的。

四、内容上科学发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思想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上阐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观点。

《论十大关系》的前三条，主要是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主要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思想。针对社会主义传统国家“重工轻农”模式弊端，提出：“可以加重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的结果，一是可以更好的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13]在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又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4]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共和国长期制裁，而中国也是把重工业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国防开支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高的比例。针对这一情况，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要发展，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由此不难看出，的科学发展思想十分注重全面发展。

《论十大关系》的第4条和第5条主要体现了发展必须协调的观点。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强调既要服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就是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论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强调既要注重国家的总体统筹，同时又要给地方一定的积极性，兼顾地方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其次，在政治发展上阐述了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

当前我们谈论科学发展观，不应该仅仅从经济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也需要用科学发展的思想来指导。在政治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解释民主集中制时曾这样说道：“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4]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4]另一方面，不仅强调民主集中这一体制，更是回答了在这一体制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4]这样，政治领域的科学发展思想就有了落脚点。

最后，在文化发展上提出了“双百”方针。

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意图在社会文化领域内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持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鲜活生机与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让人的精神得以全面解放、获得自由,并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双百”方针是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充满强烈的“人本”色彩的科学发展战略与策略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不仅仅体现了党的文化政策，更重要的是它遵循了文化发展的特定规律。“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学科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科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5]只有尊重艺术，科学自身发展，才能促进其发展，“双百”方针，本质上就是指导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

2.科学发展思想初步回答了靠谁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的基本问题

科学发现是在全面继承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客观现实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放人类自己，发展的落脚点必须落到了人们群众的利益上来，这就是发展的目的。

五、科学发展思想不是一层不变的，具有发展性、开放性

改革开放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发展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忽视了“质”的提高，发展忽略了环境的承受力，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等。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要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的道路上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外，他又强调要求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缩小差距，保持协调发展。在全面发展问题上，在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础上，提出要注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此，同志在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方法、动力、目的等一系列问题。科学发展观源于实践，又吸收了大量前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必将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1-5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383.

[3]龚育之，等.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164.

[4]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0-828.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006-1031.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52.

[7]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