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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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党委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新闻的功能和作用；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走群众路线；新闻的撰写要有科学的文风；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及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思想保证作用、要求党委要高度重视、坚持党性原则、明确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新闻必须具有真实性、新闻工作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新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非常看重文风、洋八股必须废止，空调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支思想过硬、素质优良的新闻工作队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新闻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新闻思想，对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鼓与呼、监督与促进作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远大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闻思想；实事求是

在新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及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思想保证作用。在各种理论、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研究、弘扬新闻思想，对于促进中国新闻事业实现健康发展，精心组织、发动群众、凝聚力量，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将起到积极的润滑和催化作用。的新闻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委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新闻的功能和作用

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支持新闻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是我党新闻工作的典范。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新闻实践有浓厚的兴趣，在长沙读书时，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宣传的影响，就体会到革命报刊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早在1919年，就参加了蔡元培创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同年4月回湖南先后编辑《湘江论坛》、《新湖南》周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12月他又在北京创办“平民通讯社”。1923年，和李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1925年2月创办了《政治周报》，他还给湖南《大公报》、上海《时事新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等报刊撰写新闻和文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八路军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延安）等报刊撰写过发刊词，并领导解放日报改版。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指导党的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办好《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过许多重要讲话，仅在1983年出版的《新闻工作选》中就选载相关文章71篇。事实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高度重视新闻工作、身体力行、明确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

一是要求党委要高度重视、坚持党性原则。认为，办报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加强党委对报刊的绝对领导。这种领导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个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1]，使他们有所遵循，不致偏离党所规定的方向。其二是根据中央政策，检查新闻宣传工作。其三是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社论，把握党报宣传的基调。尤其是党报作为党的喉舌，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

二是明确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他要求新闻应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的工具，新闻工作者应是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44年3月2日，他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在1925年12月5日发表的《〈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第一句话就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刊》？为了革命。”[1]这是他对革命报刊的作用的扼要概括。1942年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起草的指示中，教育全党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及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48年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同志的一封信中，对省委机关报的作用作了概括，“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对全省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评、推动的作用。”[1]抗日战争时期、规定《解放日报》的使命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总之，党主办和领导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台等媒介应当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它的作用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目的是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实现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在军事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战争实践中，他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新闻思想与中国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密切结合，极为倚重，纯熟运用军事新闻、出神入化地对人民群众激励动员与组织推动相融合，对中间力量趋利与晓理交互，对敌对势力心战与兵战并用，军事新闻的功效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发展自己、克敌制胜的无形力量。1949年4月22日，他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怒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3篇稿件，对渡江战役的过程进行了再现和战争不同阶段的任务进行阐析，极大地鼓舞了己方士气、打压了敌人的气焰。

二、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走群众路线

首先，新闻必须具有真实性。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性。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的一贯观点。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是多辩论，只是忠实地报道我们革命的事实。”[3]他深信事实胜于雄辩，报道事实，就是对谣言的有力反击。他多次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肯定“文字和材料都要有鼓动性”的同时，又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成一万，白军有一万说成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再次强调“不要吹、就是要报实数，实报实销。”对于成绩，胜仗是如此，对于错误，自然灾害也要如实报道，“一点也不要隐瞒”[1]。后来，他再次强调，“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什么时候就取得胜利；相反，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就会失败。新闻工作同样如此。

其次，新闻工作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新闻要讲求时效性，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要及时、快速，过时的东西则不成为新闻。所以，记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尽可能地压缩新闻事件的时间差。时间差越短，报道速度越快，就越能引起轰动效应。但是，对于宣传，新闻工作要讲究时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初期就指示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1]在许多场合，快速的报道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甚至会相反。对此，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就干起来，就很被动。”[1]新闻的发表也要讲实效，在条件、时机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追求快速报道；但是一旦快速报道后会造成不利的后果，就应该放一放，压一压。转贴中国论文联盟-新闻宣传工作还要做到因人而异。认为，宣传新闻工作要能吸引人，夺人眼球。在材料的组合、撰写上，首先，要作到软与硬的统一。他认为，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机关，应该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的报纸“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但是又“不能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听”。因为，那种过于严肃的题材难以提起并维持群众的阅读兴趣，其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应该而且“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1]。他表扬《文汇报》“搞得活泼，登些棋琴书画之类。”在撰写上，要把“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引人入胜”，即便是硬材料，也给软化了。其次，远与近的统一。认为，要宣传群众，就得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由近及远。他要求报纸登新闻的次序应是“国内国际要少，只占3/10，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7/10。”他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的是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慌……都是与群众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刊登。”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1]。第三，特殊与一般的统一。早在抗战时期，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注意收集八路军、新四军中涌现出的典型的民族英雄事迹，认为“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宣传新闻报道中，通过媒体报道典型人物的优秀事迹，往往就犹如树立了一面人民学习的旗帜，对普通的群众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第四，正与反的统一。认为，报纸宣传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正面与反面两类。正面的材料，旨在弘扬正气，歌颂成绩，赞美英雄，催人奋发；反面的材料，则是要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罪状，压倒邪气。在他看来，这两种材料对报纸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主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如果把它们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因此，应该在思想领域中种牛痘，增强免疫力。也即是说通过宣传工具“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得到锻炼”[1]，以增强其抵抗力。如果无视这种反面材料，专注于正面宣传，就无法使群众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过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正面的材料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宣传、新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新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新闻源于生活。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一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定的事实，一定的观点，都不能是记者的凭空创造，而只能来自于群众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种观点、报道是否正确又有赖于群众的经验。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他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向鲁迅学习，“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1]三是真心做群众的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告诫记者，群众在某种场合不讲真话，不能怪群众，而只能怪自己。“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利用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如何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1]“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1]既然新闻的本源是客观事物，那就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才能准确生动的报道。

三、新闻的撰写要有科学的文风

非常看重文风，他把文风提高到党风和学风的高度，认为文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内容的表达，以至影响全党全国。的演讲和文章，都非常出色，不论是那一种体裁，均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引人入胜，别具一格。他所提倡的文风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也就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风。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调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一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他要求文章必须生动通顺，合乎文法。他曾在一篇按语中批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是要读者受苦似的。”[1]因而要求新闻工作者写出生动通顺的文章，不故弄玄虚，才能让广大群众喜欢和接受。同时，文章要具备尖锐、泼辣、鲜明的特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1]

四、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

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支思想过硬、素质优良的新闻工作队伍。1957年曾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新闻记者队伍。各省、市、自治区也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取得实际的工作经验；要谦虚，不骄不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有广博的知识，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文学和逻辑；要有丰富的新闻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懂得宣传艺术，能熟练地使用新闻武器，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新闻工作者应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要有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多谋善断。

新闻思想是他历尽毕生心血，由无数次新闻实践历练而成的思想精华，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学习、继承和发展新闻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新闻的功能和作用，让新闻事业积极、健康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新闻工作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3-214.

[2]选集:横排版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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